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分別相，我是我，我以外是他者，我與他者是分別開的……好像在說廢話，這不是常識嗎？分別了，我和他者就產生了關係，例如你欠我、我對他好、朋友、敵人……，愛由此生，恨亦由此生。

在眾多與飲食相關的著作中，我們可以讀到日常生活、家族記憶、在地認同乃至鄉土人情。料理不僅是食材與烹飪的結合，還代表著一個時代或家庭的歷史與記憶。

「我覺得電影是革新能力很強的一個技術，它在歷史上經歷過非常多的技術時刻，或者是人產生劇變的時刻，但在經歷了一些困難以後，它很快就融合了這些新的技術、新的可能性。我覺得電影一定會找到，不同的適應新的人類感受的方向，《風流一代》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人間之苦在電影的女性角色所需面對的處境中羅織出生命之網。要為生人超渡的，是彼此在現代社會的複雜面貌如父權、傳統、新的情感型態下，難以宣之出口的創傷。

帶著不同價值觀的作家們群聚於聶華苓家的客廳，「通過文學的國際語言，世界縮小了，視域變大了」，不論交流或爭論都是自由的。即使寫作計畫讓聶華苓忙於大大小小的執行細項，她總流露著和善爽朗的笑容穿梭其間，是這個微型聯合國無法忽視的存在。

「不過我的火爆收斂了，我以前的作品很暴力，現在算是輕輕的⋯⋯也不是輕，但收斂了，但作品裡面其實依然隱藏了很大的能量。我內心的憤怒從沒熄滅過。」

一杯茶被他喝得像瓊漿玉液，做什麼都不疾不徐，說什麼都先把功勞歸給別人。抱持浪漫前行，用理性堅持，然後瀟灑放下。這就是李賢文——50年來，仰望著許多的典範；50年後，自己也成為了典範。

「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愛你自己喜歡的人，那是最幸福的，所以我希望它不是個結局，而是一種期待，可以更深刻地影響每一個人。」

今天網絡文字越來越「抖音化」，一句起、兩句止的名人語錄大行其道，張愛玲也逐漸由小說家變成金句王，想起來也令人感慨。早在七十年前，張愛玲已預言了：「我們下一代，同我們比較起來，損失的比獲得的多。例如：他們不能欣賞《紅樓夢》。」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李小孟 從描寫移工的非虛構作品，到長篇小說，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顧玉玲以近年寫下的三十餘萬字，與編輯一同揀選、增刪、打散、調動，完成這本散文集。

詹明信是一名批評家多於一名理論家，他示範了如何徵引理論去討論文化議題，路數卻是最典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左翼、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由此，也令詹明信在我早年的學習歷程裡變得「有用」，我是從他身上學習怎樣寫文化研究論文，而不是任何理論。

他出過車禍雙腿折斷，他康復、繼續行走、騎車。重要的是態度。他安於任何異地，也樂住此刻此間，不是生活在遠方，而是何處不生活。這是一種經得起審視的人生選擇。

「回看九七前夕的香港文學，老實說是有點遺憾的，很少人承擔得到那衝擊，或者沒有意識到那件事會巨大地改變未來。所以如果我要找九七前一個散文家的感觸，這篇會是代表性文章。」

人的記憶，始終還是會流失的。我們用不同的方法跟時間對抗。自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開始，聶華苓讓房子凝固起來。門外堆積的柴枝、疊在樓梯口的報紙、掛在窗前的水晶球，家裡的所有家具和陳設，全都定格在一個時刻，二十多年來不遷不移。不過，物有盡時，人無不朽。

「來自生命的戰爭學校教導我：殺不死我的東西，將使我更堅強。」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了一個『外』字。」（聶華苓〈自序〉，《三輩子》）

「不論所處的環境充斥著多少暴力，我們永遠都能做些什麼。」

然而，「陪跑」19年的村上，每年都身不由己的被提及一次，引來無數的注視和批評，這種連續曝光，比得獎人更令人議論紛紛和念茲在茲，簡直彷彿19年來他都一直站在得獎台上被審視和凝視呢！

極致的陰性聲音，往往藏著一種可怖的溫柔。可怖所指的是，女性溫柔之中的韌性，如懷孕誕嬰的那個身軀，可以急速膨脹收縮，破損流血之後，面對凶暴狂亂之後，又能承受十級痛楚，只是為了孕育，迎來新生。

202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韓國作家韓江，是首位獲頒該獎項的韓國作家和亞洲女性作家。瑞典學院讚揚韓江「以激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性。」在公布結果之前的媒體報導及博彩榜預測，都認為殘雪與村上春樹是今年獲獎的熱門人選，韓江爆冷得獎，可謂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