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冷风吹吹热浪——关于《后浪》、青年和正能量

想必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后浪》，没看过的应该也有所耳闻，在这部b站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宣传片中，52岁的国家一级演员何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对着镜头念了一大段独白，表达了老一辈对年轻人的认可与鼓励。相比于以往主流媒体对年轻人的喊话，《后浪》的文案已经足够低调诚恳，没有拿腔作势的说教，将幸福生活归功于人类文明而非国家的恩赐，结尾更是喊出了“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口号，只可惜贯穿始终的主旋律配乐和鲜衣怒马的青春剪影，最终还是暴露了主创团队的审美与真实目的。

这个看似为后浪代言的短片实际上是一张渴望获得前浪垂青的投名状，那些被筛选出来呈现于滤镜后的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浪们，什么样的青春才会被主流社会认同，就像一颗颗色彩斑斓的巧克力豆，在多元价值的糖衣下，对年轻人的评价标准从来都是统一而明确的——只有充满正能量积极拼搏的青春才值得被赞扬和展示。其余的人要么努力向主流靠拢赶上时代的浪潮，要么自认倒霉闭嘴欣赏他人的精彩。无论哪一种，正能量的标杆已经立在那里，如果不能为其添彩至少也要匍匐于地。然而绝对正确的“正能量”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民族国家的中国梦，还是崇尚自我的消费主义，是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是成王败寇的个人奋斗，想要理解前浪对后浪的规训必须从“正能量”的历史说起。

曾几何时，正能量还只是一种类似新闻联播的官方表演形式：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字正腔圆的播音体旁白，高饱和度的配色，再加上激动人心的画面，虽然那时没有“正能量”这个词，但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样一套从头到脚散发着伟光正光芒的流程肯定不会陌生，几乎全国的青少年都曾被强制观看或参与到这样的集体表演中去。或许是过去几十年的动荡让社会长了记性，那时候大部分人对这些政治任务并不上心，官方经常也是走个过场，就像现在的春晚假唱，看戏的和听戏的一起糊弄谁也不会较真。当年的“五道杠少年”即使不被周围同学排挤，至少也被视作异类。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发布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时间精力更加充沛的年轻人显然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政府也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宣传。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被动地对敏感言论和新闻进行封锁，如今在加强审查和网络防火墙的同时，宣传部门常常主动出击，试图引导和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种转变显然是及时且有效的。“太阳花学运”和“反送中”让我们看到，生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和行动力丝毫不亚于父辈甚至犹有过之，这些运动反过来又让当局更加坚定了弘扬“正能量”的决心。

当我们谈论“正能量”时应该明确一个前提，所谓的“正能量”本质上是官方意识形态在世俗文化中的延伸，是政府通过教育舆论操控民众思想的重要组成，和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不同，如今在社会上流行的正能量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官方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自上而下推广的。只是相比于其它意识形态，“正能量”本身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同时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官方有意识地避免形式主义，将自己打扮得更加亲民接地气，这使得“正能量”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人就算不认同政府的某些言论，也会认为宣扬正能量是对的。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通过中国对综艺节目的审查了解一下正能量是如何传播的。

内地的综艺节目不能出现劣迹艺人，不准爆粗口，也不允许夸张的染发和纹身，这些正能量大家早已习惯，其中最有中国特色和想象力的无疑是“改歌词”。就在五四之后的一场晚会上，内地演员韩雪翻唱了杨千嬅的《处处吻》，原来的“一吻便杀一个人”被改成了“一吻便刷一个人”，“让你旧情人又惠顾他人”变成了“让你的亲人又备注他人”，“他吻她吻他吻她”则成了“他问她问他问她”……这种修改绝非个例，在内地最火的一档歌唱类综艺《歌手》中，很多歌词的修改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将“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改成“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只眼”，“太多生命无一幸免”改成“太多生命无疑心愿”，“潜规则的世界”改成“浅瑰色的世界”，甚至连原本的歌名《疯人院》都直接改成了《强迫症》……这些微不足道又莫名其妙的修改恰恰体现了“正能量”背后的荒谬之处。

这种语句不通的歌词显然不是创作者的本意，归罪于媒体平台也不合适，就算媒体有自我审查过度的嫌疑，那也是因为官方审查的红线模糊不清且不容侵犯。实际上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所有合法作品，都要经过官方、媒体平台、作者本人的多重审查，这其中官方审查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平台和作者的自我审查都是为了最终可以顺利过审，而那些没有通过的，要么遭到删除，要么压根无法发表直到修改合格为止。不管你喜不喜欢正能量都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所感受到的正能量氛围是政府通过强力审查营造的虚假文化。就像这次的《后浪》，表面上看作为一部宣传片，b站享有如何制作的绝对自由，然而在实际创作中，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必须经过反复检查确保在红线以下，b站真正拥有的是如何展现正能量以及展现哪种正能量的自由，稍有逾越那些面目全非的歌词便是前车之鉴。一旦习惯了这种高强度审查，我们在阅读和表达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自我审视，甚至看到了不符合标准的言辞会本能地产生反感，人们误以为自己在做选择，殊不知这只是在野蛮制度下形成的应激反应。

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数审查无非政治暴力色情三个方面。政治不用多说，威权体制更加注重政权的稳定和思想的统一，所以在文化上往往偏向保守，这也可以理解。然而宣扬正能量似乎并不能让政府直接受益，为何当局如此执着地“抵制低俗，弘扬正气”，就连几句歌词也要上纲上线，真的只是为了维护社会风气？这么想的人就算有所怨言往往也只会抱怨审查部门太死板，好心办了坏事，甚至还会主动体谅政府的不易，换句话说宣扬正能量的初衷是好的，问题只是执行标准有待商榷，这种思维已经陷入了“正能量”的陷阱。当人们在网上煞有介事地讨论某些修改是否合适，能不能实行分级制度时，好像自己真的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似的，相比于几部电影和歌曲对社会的危害，不受监督又无孔不入的公权力难道不是更值得警惕吗？

以正能量的名义监管国民，让人们对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视而不见，无论多么矛盾荒谬的现实也只能在限定的框架内寻求解决，这才是弘扬正能量的真实目的。

正能量就像一座监禁民众思想的房子，人们可以在里面装饰墙面置办家具，但是不准出门，也不能把头伸出窗外，政府还要人们相信这栋房子是所有人共同建造的，大家应该举报并惩罚那些试图凿开墙壁的人。长此以往人们便会形成相似的逻辑和价值观，就连反思和争论都被局限在同一个逼仄的角落，彼此间的差异只是更加愚昧还是更加残忍。想要认清现实不仅需要知道这所房子由谁所建为谁而建，更要明白四周的高墙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人的思想又有哪些限制。

官方认可的正能量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台面上虚伪的集体主义，另一个是台面下被阉割的个人主义，两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最终服务于同一个目标——维稳。

其中集体主义是正能量的核心和底线。中国政府把政权和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长期的爱国教育下，国家利益成了最重要的正能量，任何矛盾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必须无条件支持。然而国家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所有媒体和言论都要受到管控，统治者又凭什么代表人民去定义何为爱国。这样的爱国不可能反应公民意志，更不可能保障公民权益。任何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只有当个体有权利参与到集体构建中时，集体主义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国家也好民族也罢，都是一个危险的谎言，是愚昧人民统治人民的工具。在当今的中国，谁能掌握教育和舆论谁就可以定义集体主义，谁能定义集体主义谁就拥有正能量的最终解释权。普通人认可正能量就等于把自己的权益拱手让人，放任政府名正言顺地以集体之名侵犯个人。

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补充，也是正能量最大的伪装。表面上看正能量允许甚至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正能量也是分等级的，只要还没有彻底放弃自我，没有完完全全地服从政府，就随时有可能站在正能量的对立面。一个人平时热爱国家努力生活当然正能量，可是当他透露消息让周围人防范未知病毒时，立刻会被国家以散播流言的名义训诫，等到疫情爆发染病去世后又因为舆情被评为烈士，与此同时无数为他鸣不平的同事和网友正在被维稳禁言。说到底，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个人价值，更没有完整的法治保障个人权益，政府容忍个人主义更多是为了推卸责任转移矛盾，当“集体”的谎言无法奏效，人们将社会弊端的源头指向体制时，正能量劝导大家不要怨天尤人，必须靠个人奋斗才能改变命运。所谓的奋斗也只是为了消费享乐的需求，任何刺耳的呐喊与偏离轨道的抗争都会遭到污名和打压。

这种正能量是对社会理性的践踏。在正能量的标准里，“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样是通过暴力和游行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人却被指责为暴徒。政府为了解释政权合法性赞扬“五四”，同时为了维稳谴责“反送中”，两者显然自相矛盾。然而正能量就像一张好用的标签，政府不希望人民探究背后的逻辑和真相，只需要依照标签站队。在网络封锁和新闻管制的时代，公共讨论的空间本就日渐萎缩，正能量标签更是让无数人噤若寒蝉。任何事情一旦被官方钦点为正能量立刻就成为舆论的禁区，即便只是陈述事实也有可能被扣上传播负能量的罪名。作为一种精神维稳，正能量不仅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更是强行灌输给国民的思维方式。政府通过强权消除所有反对的声音，强迫人们生活在统一的正能量标准里，时间一久大部分人就忘记了周围舆论都是被筛选过的，反而认为世界本该如此，当人们完全相信正能量，不再有任何怀疑时，便会自觉地用观点取代事实，用情绪替换逻辑，这时候即使有人讲述真相他们也不会反思只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样的社会不仅缺乏理性，就连宣扬理性本身都成为一种罪过。

正能量也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正能量一边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离不开国家要心存感恩，一边又强调所有失败都是因为个人不够努力不要埋怨社会。这种论调否定了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公平正义的可能性，放任所有人在不平等的规则下互相倾轧。不是“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而是弱小的人总是遭到嘲讽与否定，强大的人只允许别人赞美与鼓励。在正能量的照耀下，我们创造了一个社达和犬儒主义横行的世界，很多鼓吹正能量的人，在积极向上的外表下隐藏着极端功利自私的灵魂，他们崇拜强权鄙夷弱者，并且用正能量自我麻痹，为自己的懦弱冷漠寻找借口。可笑的是，一个抛弃弱者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人人皆是弱者的丛林。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社会不公，渴望道德回归时，却发现道德早已被权力绑架，就算篡改了所有歌词世界也不可能变得美好，反而越是宣扬正能量社会就越是堕落，因为权力永远不会反对自己。

除了对理性和良知的破坏，正能量的流行更是一场审美灾难。政府希望将正能量树立成唯一的价值典范，让人们自觉地戴着正能量的眼镜观察世界。那些把正能量当作道德准绳和审美标准的人可能会失望地发现，除了政府自己的宣传，世界上大多数被认可的思想和艺术并没有多少正能量。究其原因在于伟大的作品往往包含对现实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这些恰恰是正能量禁止的。中国人希望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然而没有自由和思想的感情只是谄媚的假笑和哭丧的干嚎。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原本强调个人体验和想象力的审美变成了枯燥的流水线作业，每个人手中都举着同一份标准答案，爱父母总是好的除非爸妈和国家作对，爱情人总是坏的除非中途丧偶结婚生子，乐观是对的悲观是错的，黑暗应该被驱逐光明必须被歌颂，麻雀活该被打死青蛙需要被保护……狭隘的审美和强力的审查让文化变成一片荒漠，人们沉浸于低劣而同质化的作品中，就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一开始是被别人剥夺了审美的自由，后来就完全失去了审美的能力，人们不仅需要权威指明真理，还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美的什么是高尚的。任何文明一旦清除了所有杂音，只会变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危险，认为正能量积极向上，想要用它统一审美的人不妨看看身后——那些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小将，还有唱着《君之代》的昭和青年，他们正在不远的过去望着我们。

很多中国人喜欢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教导年轻人要有正能量，要“摆脱冷气向上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然而这段话本是针对那些反对改革对社会运动冷语之人，鲁迅还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引用第一段话的人多数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告诉别人后一段，即使说了政府也决不允许像前一段话那样广为流传。

这便是如今中国青年所面临的现状，不仅学到的知识看见的信息是被挑选出来的，就连平时的喜好和言论都被人时刻惦记着。年轻人爱打游戏就要全面审查加强引导，年轻人喜欢动漫就要宣传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精日可耻，年轻人追星便要让那些明星活成正能量模板，稍有逾越立刻祭出“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大旗进行封杀。正常国家把年轻人视作未来的希望，鼓励他们更自由地探索和表达，在中国年轻人是危险的统战对象，政府生怕他们看多了走远了偏离了头顶的正能量。青年本该是思想最为活跃行动力最强的群体，中国却希望所有青年都未老先衰，除了几句爱国口号再也不要有任何政治诉求，看见他国的学生运动就像老干部一样自觉地摇手。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道：

“任何腐化堕落的事都使他感到充满希望……凡是能够腐化、削弱、破坏的事情，他都乐意做！”

我祈祷中国的青年不必经历这种绝望，但是如果有一天，当美好的词语全部被他人占用，善恶的标准都已被权威定义，我希望那时尚未被驯服的年轻人可以勇敢而坚决地与这个世界决裂。无法参与的集体不值得效忠，真实的心意更不容伪善者玷污，我们要爱就用自己的语言去诉说，我们要恨就用青年的姿态去反抗。我们要用白眼对抗崇高，用讪笑反驳戒条，用口哨嘲讽赞歌，用呐喊掀翻盛宴，如果骄阳还不肯退场，我们就吹遍冷风支起大伞，誓要把凉爽的夏夜带回人间。

哪怕未来遥不可及，哪怕时代的洪流身不由己，我们也要努力成为河底的暗涌，绝不为此刻的巨浪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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