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

导读：

本文共一万字，先是从中共无法承担维稳的失败，以及为了维稳就不能实行法治两方面，分析了中共官僚系统的堕落腐败难以避免，在中共的统治下新冠肺炎这样的灾难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接着解释了中共为了维护统治如何通过四个步骤（用暴力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用恐惧摧毁人们改变社会的理想，利用编造的“国家利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爱国主义战斗”中，通过党化教育和虚假舆论让人们彻底丧失认清现实反思自身的能力）控制国家，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不是死于个别官员的过失，而是死于整个中共体制的谋杀。
中共的统治基础是宣传和暴力，认为疫情会促使中共改革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只要中共的维稳力量依然强大，人们的思想依然被管控，中共就永远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实施法治的动力。人民唯有放弃幻想，积极了解真相，重新回归公民社会方能自救。

鲁迅有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次新冠肺炎引发的群情激奋多半也源于这种心态，本来大家多多少少都对政府的懒政惰政有所心理准备，然而事到临头竟然无能到如此地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人们的底线。

先是武汉海鲜市场长期违规经营成为病毒的天然培养皿，接着发现病例的第一时间政府选择隐瞒消息抓捕“造谣者”导致疫情蔓延，疫情爆发后又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封城产生一系列次生灾难，当地医院资源匮乏红十字会却不能将全国捐赠的物资及时发放，而最初发布疫情新闻的媒体和个人已经被维稳机关相继禁言。时至今日，无数受到牵连的国人被迫禁足在家，数以万计的患者正在忍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承担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这一系列如多米若骨牌般的事实很难不让人出离愤怒，可若因此大家就觉得新冠肺炎已经充分暴露了中共体制的缺陷，甚至有机会倒逼上层进行改革那可能表错了情，这次事件绝非政治改革的“催化剂”，也算不上中共体制的“放大镜”，充其量只是一盏探照灯，春节假期和疫情爆发把大家的注意力短暂地聚集到一点上，然而除了这两起意外，中共的官僚体制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混乱。

首先要澄清的是，无论地方还是中央在这次疫情中都没有不负责任，武汉与河北政府第一时间将医院上报的疫情告知中央，在卫建委专家组到来前严格执行了上级的维稳指示，疫情爆发后立即封城封省，所有防疫工作都在中央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他们不是不负责而是太负责了，只不过是向上而非向下负责。说各级官员无能也是不合适的，千万人口的城市说封就封，在疫情蔓延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骚乱，网上的舆情也基本处在可控范围内，一方面守住了不能妄议中央和体制的底线，一方面也保持了弹性，允许民众将地方政府部门当作靶子倾泄怒火，做到这些可以说中共官员的表现至少是及格的。

很多人认为正是官员的无能导致疫情扩大，这显然是对中共选拔官员标准的误解。从建国以来，中共最为看重的官员能力只有两点：一是服从上级，尤其在关键时刻可以不打折不敷衍地执行上级命令；二是服从组织，能够帮助维护政权稳定。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中共官员的“核心能力”，而官员们在各自位置上的业务能力反而是不那么重要的“附属能力”。这种评价体系并不只是针对那些重要的行政官僚和地方大员，而是更为广泛地存在于所有部门所有级别的人员提拔中，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向上报告疫情的院长记大功，透露消息给外界的医生被当作“造谣者”训诫。这件事后来被人口诛笔伐，但在那个时间点上，这个选择其实是所有中共部门的常规操作，不能因为这次疫情爆发导致了更大的危机，就认为这种“维稳第一”的思想不利于政权稳定，我们要看到更多可能对政权合法性造成冲击的事件最终都被悄悄“稳住”了。

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中共不能在维稳的同时也提升一下执政能力，让底下的部门更加高效透明呢？问题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在提高行政效率和维稳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一个矛盾是中共无法承担维稳失败的风险。维稳不仅是各部门的首要任务，也是评价官员绩效的“死线”。原本中共统治下的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更公开的沟通问责来有效解决的，这也是一个执政党自我进化自我提升的过程，然而官员最担心的永远是这些问题会不会发展成社会群体事件从而被上面责怪“维稳不力”，所以往往采取删帖禁言控制当事人这样的强力手段来捂住问题，上级对此又大都是默许的态度，长此以往各级政府便更加青睐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而不去提高执政能力，更有甚者借着“维稳”之名欺上瞒下谋取私利。这些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矛盾越多中央就越不敢拨乱反正贸然降低维稳等级，这种纵容又会让地方更加肆无忌惮地维稳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府对抗疫情时昏招迭出，唯有在禁言维稳方面保质保量雷厉风行。对于中共来说“加强维稳”就像一剂吗啡，一旦注射便无法自拔。

第二个也是更为根本的矛盾源自中共内部的问责不力。众所周知，想要建立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套完善的问责机制，所有官员的任免考核都要有规章可循并且严格执行，也就是法治。而在法治社会中，各个部门的职责是明确的，官员只要遵守法律就不用担心被人秋后算账，也就没有了替政府维稳的动力，更不愿意为了维稳去犯法，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所有官员向法律负责，将守法而非维稳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这次疫情中，面对质疑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完全可以公开哪些措施是上面的指令，宣传机构也不会冒着破坏言论自由的风险限制媒体报道，最终人们的怒火会被引向中央甚至体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中共必须确保所有官员都对上级负责，一旦有人维稳不力甚至对抗组织可以随时罢免问罪，这样自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中共对法治的破坏不仅使公民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也让整个官场由于问责不力变得腐化堕落，官员们普遍缺乏进取心和责任感，把心思花在追名逐利狗苟蝇营上，而中央又反过来利用这种腐化加强自己的控制。几乎所有中共官员都存在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径，却只有少数会被法律制裁，这种选择性执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有意的纵容，在“人人有罪”的前提下所有官员不得不将自己和中共绑在一根绳子上，只有在这种体制内“维稳”才能最大程度地贯彻实施。中共不是不知道唯有法治才能彻底解决官场上的弊病，只是在维护政权稳定和提高行政效率面前选择了前者。

这场疫情中的湖北官员绝不是代表下限的个例，中共内部也不会认为那些同僚无能，只会觉得他们倒霉，为体制的漏洞背了锅。因为中共维稳第一的执政理念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官僚，而这样的官僚必然会导致这样一场灾难。当中共为了政权稳定拒绝法治的那一刻，类似的悲剧就注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对于那些死难者来说，中共不是过失杀人，而是谋杀。

这场谋杀其实早有预兆。

一个最为明显的预兆是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被长期剥夺了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永远是政治宣传和政治表演，然而政治和跑步游泳一样是需要实践的，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能发现什么样的规则更加合理有效。那些谈论政治的中国人就像一个从未下过水的人站在泳池边指手画脚，对正在游泳的人说这个姿势游不快不适合自己。一个人如果永远没有政治实践的机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所获得的一切只是掌权者的施舍，人们祈祷自己的顺从可以换来权力的怜悯，然而皇帝最关心的是如何一直做皇帝，不被问责的政府最重视的是怎么让自己永远不被问责。一个失去政治权利的人肯定还会失去更多。

中共拒绝了法治就是给特权开了绿灯，在一个选择性执法的体制下，普通人的维权之路充满了困难与风险。不仅如此，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依法治国，中共还炮制了很多彼此矛盾的法律和罪名。宪法明明赋予了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执法部门却可以用“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任意逮捕他们口中的“危险分子”。甚至有些部门就是专门为了限制公民权利而建的，这次疫情中负责新闻审查和网络删帖的单位以及饱受诟病的红十字会都是这样的机构。

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红十字会最大的作用不是募捐物资而是限制民间的互助团体。中共限制民间团体的理由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民间团体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在一个民间团体中，人们彼此交流互相帮助，每个人都要关注他人的诉求，同时也希望别人重视自己的诉求，大家会意识到彼此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这个过程很容易培养出公民意识，而一群有公民意识的人聚在一起，自然会要求政府归还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正是中共最为担心的。

在中共的统治下，所有民间组织都被严格管控，各地红十字会成了政府的编外机构，本来应该为职工发声的工会变成政府和企业控制员工的工具，连一个大学里的读书会都要受到各种限制，甚至那些追星的“饭圈女孩”中共也要想方设法将她们纳入自己的宣传体系中，任何不服从管制的团体都会在第一时间遭到无情打压。最后中共制造出了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孤立弱小的个体，人们无法从社会中获得帮助，不关心他人的命运，也不相信别人会关心自己的命运，大家失去了彼此互助的能力，不再抱有改变社会的希望。

当自身权益不断被侵犯，人们又对改变社会现状普遍失去信心时，内卷化的竞争与自私自利在所难免。这种丢失信念导致的道德沦丧是中共进行谋杀的第二个预兆。

“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绝对的善恶好坏”，这样的道德虚无主义最初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人们无法面对被强权践踏却无法反抗的现实，不想承认自己是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而中共的所作所为又加快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中共制造出的特权与不公无处不在，偏偏在媒体上政府官员永远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形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具备这样一项能力，随时随地分辨出哪些是做样子的形式主义，哪些是唱高调的政治宣传。然而我们已经失去了改变社会的信心，大家不会觉得这些东西荒谬，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自己还会参与其中，只是当宣传结束时，大部分人都会回归现实，不会真的相信宣传里的台词。这种集体表演一开始是中共的专利，后来被越来越多人滥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范式，甚至是成熟的标志。当一个社会特权横行表里不一时，所有道德说教都显得可疑，在这样的道德洼地中，“金钱至上”“各扫门前雪”自然成为人们信奉的金科玉律。

一个没有理想互相提防的社会固然有利于政权稳定，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只为一己之私，中共的统治成本也将大大增加。那些竞争中的失意者和野心家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不可能真正认同政府的权威，一个人人利己的国家也不可能打造出强大高效的国家机器。

所以中共进行谋杀的第三个预兆就是塑造国民对集体主义的崇拜。

人类必须在集体中才能生存，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不是需不需要集体组织与规范，而是当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集体主义也不是放弃个人权利，只是更加强调多数人的权利。所以集体主义国家恰恰是最需要人们共同参与构建的，只有在不断地讨论和实践中人们才有可能发现，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能够真正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可是中国公民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也失去了改变社会的希望，这样的“集体主义”必然会沦为少数人统治的工具。

中共的“集体主义”只是一种话术：强调服从忽视参与，强调牺牲忽视权利，强调面临的困难忽视政府的责任，强调此刻的奉献忽视长期的建设，强调激昂的口号忽视理性的思考。在这次疫情中，全国民众都看到了宣传部门的表演，“集体主义”简直成了万能胶，哪里出现舆情就贴到哪里。中共想要用集体主义重塑社会道德，问题是道德和政治一样是需要实践的，中共自己就是社会秩序最大的破坏者，人们又怎么会相信它的自卖自夸呢？中共的集体主义宣传不可能改变自私冷漠的社会环境，只留下了“民族”和“国家”这两个图腾。

和所有集体一样，民族和国家也需要人们共同构建，在公民社会中，国家利益是个人权利的集合，体现了所有公民的意志，必然是庞杂而流动的。而在中国，只有中共拥有国家利益的最终解释权，人们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只有服从的义务。让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去爱国维护国家利益，爱的是谁的国，维护的又是谁的利益呢？但是和一般集体不同，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更加宏观的概念。如果一个小区物业宣称他所说的话代表整个小区的利益，所有业主必须无条件服从，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集体主义的危险和虚伪，即使迫于暴力表面恭顺，内心也不可能真正认同。但是当政府宣布自己的决策代表国家利益时，人们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其中的荒谬，也不会想到统治者可能以国家为名侵犯自身的权益。

相比中共宣传的其他道德观念，大家更容易接受民族和国家，因为人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需要理想与价值。即便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往往也会认可某些金钱和权力之外的价值，可能是宗教、家庭、江湖道义、个人喜好，也可能是民族与国家。这种崇高的集体概念满足了人们对道德理想的渴望，并且看上去似乎是安全的，于是丧失信念的人们纷纷把“国家”“民族”顶在头上，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家门。

然而中共的国家利益根本不可能保障公民权益，为了让这个谎言不被拆穿，中共不仅制造了“国家利益”，还制造了“国家利益的敌人”。中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只有面对敌人时才能生效，这个敌人可能是“外国势力”，也可能是不服从“国家利益”的同胞。爱国者对于和这些敌人战斗乐此不疲，他们在对抗中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在一次又一次“胜利”后获得了实践道德的自豪。这种“爱国主义战斗”就像小孩模仿成年人的“过家家”游戏，人们在游戏世界里尽情享受着现实中无法拥有的权利和满足。然而游戏终归是游戏，一旦虚拟的敌人消失，面对真实的特权和不公，那些强大自豪的爱国者瞬间又变回弱小无助失去理想的可怜人。爱国者们可以在网上对他国总统破口大骂，却拿贪污枉法的村支书毫无办法，可以为了千里之外的“辱华”传闻群情激奋，却对身边的维权群体漠不关心。

中共塑造了一种基于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用它来操纵国民视线和情绪，人们热衷于宏大叙事中的集体，对周遭的苦难麻木不仁，对自身的境遇熟视无睹。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里，彼此矛盾的情感以一种扭曲的姿态结合在一起，人们既慷慨又自私，既狂热又冷漠，既野蛮又懦弱，丛林法则与国家利益并驾齐驱，犬儒精神和民族主义交相辉映。

中共的统治存在太多的自相矛盾，中共的法律是矛盾的，道德是矛盾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矛盾的。为了让这些矛盾不被发现，中共掩盖了一个又一个事实，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中共谋杀的最后一个预兆就是对公民理性的破坏。

中共对理性的破坏从教育开始。中共的教育是政治宣传在课堂上的延续，培养出来的是党民而非公民。公民要能理解政治权利的意义，学会运用权利参与政治生活，还要主动思考什么是“好”的价值，反思现有体制的不足，而党民只需要把政府宣传当作真理去铭记。公民教育培养人思考和质疑的能力，党化教育训练人服从与沉默的习惯。中共的党化教育要求国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共产党的权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共删去了所有可能对政权合法性产生影响的内容，用教条化的说教代替了开放式的思考和讨论，这么做直接导致大部分国民的知识体系是残缺的。我们所学的知识是前人对现实规律的总结，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中国人先天就失去了某些工具。一个不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人当然也可以在社会中生存，但他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就要更困难一些，也更容易被人欺骗。很多移民海外并不相信中共宣传的人，依然会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极权比民主更加高效”这样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是党化教育下中国人普遍缺少哲学，逻辑，历史，政治，文学方面基础知识的体现。

更为讽刺的是，即使是自己制定的党化教育中共也做不到言行一致。明明写在课本上的权利却无法兑现，很多强调集体价值的内容与现实南辕北辙。中共用宣传代替教育的同时，也把政治表演搬到了课堂上，只不过表演双方由官员和公众换成了老师与学生。在这种表演下学生虽然会为了考试努力学习，但那只是服从学校权威，不代表内心认同所学的知识，再加上中共的教育缺少逻辑训练，强调接收反对思辩，人们很容易产生某种怀疑，认为并不存在普世的真理，甚至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规定什么是真理。

如果说社会上的政治表演导致了人们对道德的不信任，那么课堂上的政治表演就导致了人们对知识的不信任。这样的不信任不会随着走出校门而消失，当它和社会上的道德虚无主义相结合就会变成一种更为彻底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人们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这种相对主义几乎成了“民族特色”，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会一套“辩证法”的话术。由于怀疑普世价值与知识的存在，当社会产生矛盾时，人们不相信可以依靠每个公民的意志和理性达到共识，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权力维持秩序。

在中共的党化教育下，中国社会的理性已经是先天残缺，而中共的舆论管制更让这种残缺雪上加霜。中共对舆论的管制是全面而彻底的，通过控制媒体，建立网络防火墙，雇佣水军，删帖禁言，中共实际上营造出了一个虚假的舆论环境。这种对舆论的操控不仅侵犯了言论自由，也破坏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拥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会有不同媒体不同角度的持续报道，公民用订阅、点击、评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新闻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公民社会了解真相形成共识的过程。真相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等待某个权威去揭示，而是一团隐藏于黑暗中的迷雾，只有当民众的视线照亮它，媒体从不同角度逼近它，公民的个人意见汇聚到它身上时，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关于事件真相的大致轮廓。自由的选题，自由的报道，自由的意见表达，三者缺一不可。在新闻管制的社会中谈论真相与谣言，就像在一场只有一人参加的百米赛跑里评选冠军一样可笑。当中共把舆论变成宣传阵地，只允许一个真相一种声音时，实际上就是没有真相也没有声音。中国人要么接受了中共剪裁编造的事实，要么将信将疑，在这些扭曲的事实中寻找蛛丝马迹，独自拼凑自己心中的答案，无论哪一种，想要获得真相形成对世界的理性认知都变得难上加难。

中共对理性的破坏还体现在对语言的污染上。中共通过教育和舆论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些被制造出来的“特色语言”就是中共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这种特色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强调敌人和危机的战斗语言

比如“西方”、“帝国主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坚决拥护”，“全面抵制”……通过强调与敌人的斗争，中共煽动着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号召所有人一致对外，服从自己的权威。

  2.将某些词语赋予和事实相反的意义

比如“人民解放军”既不属于人民，也不为了解放，只是在遮掩中国军队由政党控制的事实。类似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利用人们对“反动”、“革命”、“自然灾害”、“代表”这些词原本含义的认知和理解，制造出了一批扭曲事实的“新词”。近些年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政府打着“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旗号，行侵犯公民权益之实。

  3.堆砌复杂空洞无意义的词语

包括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充斥着各种“维护”“指示”“贯彻”“落实”的官话套话，还有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种中共炮制出来的，解释其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的官方思想。这种套话根本不具有被广泛认可的意义，中共也不允许异见者去质疑和解释。这些语言发明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中共的权力，从官员到普通民众，所有人每一次的背诵和重复都是中共权力的显现。中共热衷于用这种方法占据人们的思想和时间，并且越是复杂空洞效果就越好。

  4.刻意制造语言的歧义与含混

最明显的莫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十二个词，比如“法治”，中共明明没有法治，也不准备实施法治，却偏偏说自己倡导法治。中共害怕民众要求法治，索性让所有人把法治挂在嘴边，最后大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身处法治社会了，然而中国社会的“法治”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大相径庭，其他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也是如此。还有这次疫情中经常出现的“权威媒体”和“谣言”，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共语境下的“权威媒体”和“谣言”根本不符合公民社会中的定义。

中共强迫所有人接受它所制造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霸权，在中共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基本上没有中国人可以逃过这种思想上的侵蚀。有人直接把中共的特色语言特色逻辑拿过来自己使用，更多的人则被这种野蛮无理的官方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日常讨论和交流中重视自己的表态和气势，忽略话语的具体内涵与内在逻辑，语言常常被当作旗帜和武器，而不是理性思维与真实情感的载体。

为了破坏公民的理性，中共在社会中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思想控制体系，人们说着被污染的语言，在党化教育和虚假舆论下学习与生活。只有依靠理性和真相才有可能从这个“楚门的世界”中逃脱，然而中共早已在逃离的路上布满了谎言与逻辑陷阱。

至此，中共完成了谋杀的所有准备。中共的作案动机是明确的，为了维护一党政权的稳定就不能实行法治，更不能给予公民政治权利，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让人们接受现实放弃反抗。中共的作案过程也是清晰的，先是用暴力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用恐惧摧毁了人们改变社会的理想，接着利用编造的“国家利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与“敌人”的“爱国主义战斗”中去，最后通过党化教育和虚假舆论让人们彻底丧失认清现实反思自身的能力。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宣传和谎言的社会，中共越是标榜自己的正确伟大，底下的官员越是贪婪龌龊，在这个愚昧和野蛮恣意生长的世界里，权贵和冒险家们敲骨吸髓，无数被压榨的普通人连自保的机会也渐渐丧失。中共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趴在每个人身上的吸血鬼，它要好好活着就一定会有人死去，只不过有人死于计划，有人死的随机。

这次新冠肺炎牵挂了无数人的心，人们少有的集体对政府感到不满，因为那些鲜活的生命和惨烈的悲剧激发了我们的人性，然而只有人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人不是死于意外，也不是死于政府的无能，而是死于中共有组织有计划的谋杀，类似的悲剧一直在这个国家上演，中共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只是没料到这一次的恶行被这么多人看见。我们不能只在见到鲜血时惊慌愤怒，而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共把每个人绑在椅子上，堵住我们的嘴遮住我们的眼。当所有人都无力反抗只有中共手里握着枪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惨剧一定会发生，中共准备的子弹最后都会射进胸膛，只是我们看不见每一具倒下的尸体。

可以想象这次疫情过后中共会处理一批官员，颁布一些政策，甚至会有人出来做一下象征性的检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赞扬各行各业的牺牲奉献，大家共同努力取得了又一场艰苦的胜利。可是然后呢？究竟是谁下达了封锁疫情消息的命令？真实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率是多少？中共的防疫措施是科学理性的吗？封城让实际死亡人数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谁来为死于次生灾难的人负责？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可能中共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在这里，真正的悲剧不是真相被掩盖，而是根本没有真相。随着鲜血和尸体逐渐消失，公众的情绪也会慢慢平复，所谓的希望终究会被遗忘，就像非典和汶川地震后那样，人们继续麻木而自欺欺人地活着。

中国人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像什么也不做统治者就会为了照顾自己的情绪有所收敛，殊不知一个做好万全准备的凶手绝不会因为受害者的哀求而动摇。认为经济发展或者衰退必然导致政权改革也只是中产阶层的一厢情愿，中共的统治基础从来只有宣传和暴力，只要中共的维稳力量依然强大，人们的思想依然被管控，中共就永远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实施法治的动力。

死去的人永远地死了，活着的我们不是随时会被杀害，而是正在被谋杀。中共杀死了我们的理性，杀死了我们的道德，杀死了我们的社会理想，最重要的是中共杀死了每个人本该拥有的一种可能，那是一种更理性更温柔地对待他人和世界的可能，一种和珍惜的事物在一起生活地更加平静更有安全感的可能，一种有勇气有能力在更高的层面去选择命运并为此承担责任的可能，那是一种让人真正长大变得更好的可能。在这个国家，很多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永远失去了这些可能。

在中共的统治下，每个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固然有些孩子的生活优渥些，但是没有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可能获得属于成年人的荣誉和自豪。想要自救的国人必须明白中共夺走了多么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重拾改变社会的理想，回归公民社会，在社会活动中找到本该拥有的自豪。

我们需要更加尊重自己的语言，尽量不使用不明白含义的词语，也不要轻易放过遇见的每一个逻辑漏洞。我们要试着重新构建社会的理性，去更宽广的世界寻找真相，不要相信中共的舆论，更不要被中共口中的国家利益所蛊惑，中共不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而是破坏者，只有当每个公民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共同构建国家时，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真实利益。

当更多的人都能意识到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可以将身边的不公与电视里无法选择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算接近了中共统治的真相。这时我们会感到恐惧，因为我们撕掉了眼前的纱布，看见了身上的绳索。但是没有关系，一个承认自己害怕的人，就是一个有可能长大的孩子。一个很多人都承认自己害怕的社会，就是一个有希望变革的社会。只有在强烈的恐惧下，人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所过的是怎样一种被愚弄被羞辱的生活。这时候大家要做的，是团结在一起交流鼓劲，终有一天愤怒与羞耻会战胜恐惧，人们在同一时间挣脱枷锁挺起胸膛，于阳光下发出呐喊。

直到那一刻，中国人才真正迈出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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