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青年紀錄片導演──李卓媚談《棉花》與她的家庭紀錄片計劃
本文為澳門獨立媒體《論盡媒體》特約轉載，原標題為：趁著還有勇氣的時候──李卓媚談《棉花》與她的家庭紀錄片計劃，最近我們開始供稿《論盡》並在Patreon合作推出全新訂閱計劃，亦同時在Matters轉載《論盡》精選文章，讓兩岸四地讀者更了解澳門社會議題。
我們的話：李卓媚是本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中，首屆「澳門紀錄片競賽」的入圍本地導演，而本篇是她數年前「初入行」的專訪。除了證明澳門都可以有出色紀錄片，亦證明出色紀錄片的主題，往往是再平凡不過的你我他和她。
「因為不知道以後自己還有沒有勇氣去拍家人。」剛於二O一八年十二月獲《澳門影像新勢力》頒發「評審團特別獎」的新生代導演李卓媚，去年的作品《爺爺的老房子》和這次獲獎的《棉花》，都以家人為主題，問她背後的原因，她重覆著這一句，有點不知怎樣說下去。
「拍紀錄片本身一定是面對自我，無論拍攝的題材是什麼，也一定包含自身經歷在其中。」
在漫長的陪伴之中，她慢慢把鏡頭對準患憂鬱症多年的阿姨，決定拍《棉花》，是出於對阿姨的理解，以及對這個病的感同身受。「拍阿姨是因為我有話想跟她說，也想用影像代表她與外界對話。」
拍攝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更多的力氣要花在克服兩人各自的問題上，根本不確定作品是否能完成。最後拿到獎，對李卓媚來說，一切如在夢中，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創作一定是在找出口，但這不是最大的理由，我拍阿爺和阿姨，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有很值得探索的題材在當中。」李卓媚十分認同每一個人都有值得被對焦、被紀錄之處，只是自己有沒有能力把這個部份好好挖掘出來，她認為這是她拍紀錄片的初衷。
「我想對阿姨說的，更多的是感謝。當我自己身體不好、情緒有問題的時候，由於阿姨是過來人，她明白和鼓勵了我。我和她有種互相依靠的感覺，所以我會明白她也有話想講，想讓人知道，其實精神疾病是會直接影響身體的，各種疼痛不適與精神狀況是緊緊相連的，我想讓影片代她說出這些感受和經歷。」
兩人相依的感覺，在片中有很多細節，如李卓媚小時候的照片、成長痕跡不時穿插其中。
「因為阿姨看著我成長，她看著我由一個好開心的小朋友，到長成為比較多煩惱，不再是整天笑的一個人。我在台灣的時候，如片中所提及，我不知道怎麼和媽媽說話，但卻與阿姨一直保持聯繫，她會微訊我，片中有些對話是從我們的微訊中抽出來的，所以，我見證著她，她也見證著我的變化。」
與被拍者處於鏡頭同一端
「在拍攝過程中我也正經歷情緒顛簸的階段，所以我好像是和阿姨一起去經歷這個病，兩人狀況都時好時壞，低落時即使我想拍，身體上卻沒辦法，動不了，什麼也做不了，那時就覺得拍不下去了。」不但與被訪者同樣經歷情緒的風暴，影片也毫不忌諱地暴露了李卓媚的個人危機。
「我決定要把自己放進去，是因為意識到要拍這個題材首先不能害怕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樣我才能去說服其他人。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什麼角色？我是站在什麼位置去拍？我是站在第三者還是與受訪者站在同一陣線？最後我想與阿姨站在同一陣線，所以我把自己的問題也拍出來。」
《棉花》有不少比較抽象的影像，有時一些隨機的拍攝像是刻意迴避，但有時鏡頭又會突然對准受訪者，甚至相當多的近鏡，但即使只是拍攝空間的其它部份，我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阿姨也在那個時空中，在這部作品裡，攝影機是怎樣的一個存在？
「其實阿姨不太肯面對鏡頭，情緒不好時甚至很抗拒鏡頭，所以我就不把鏡頭對著她，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說服她。其實現在呈現出來的畫面都經過反覆思考，我也拍了很多她情緒低落時的畫面，是偷拍的，但最後我一個都沒有用到，是不想用，就好像影片中當阿姨說到身體疼痛那部份時，我選用一些抽象、詩意的畫面來表達，因為我不想這件事變得『可憐』，不想人們用憐憫的眼光來看待。」
鏡頭控制著觀眾的情緒與理解的角度，對此李卓媚謹慎地思考著兩者之間的平衡。
「有一些鏡頭對准阿姨的畫面，其實我是在用鏡頭跟她玩遊戲，那樣她比較可以接受。如有一段我拍她在跳舞，其實我是在跟她玩；有時我會不斷跟她聊天，讓她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攝影機上。她那時還不是很明白這個計劃，拍完後我都會給她看，所以今次整部片都用DV這種家庭式的工具來拍攝，這讓彼此也感到舒服。」
DV表現出家庭紀錄的親切與隨時隨地，同時因為輕巧，它也比較敏銳。影片中好些阿姨的特寫，呈現比較私密和鬆散狀態，沒有任何抗拒的感覺，這對很多人來說也不容易做到，到底阿姨與鏡頭之間的認知是如何建立的？
「首先我讓阿姨明白，被拍攝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阿姨最介意的是，她覺得自己沒有故事，也很怕別人知道她的病後會用奇異目光去看待她。阿姨最介意的是，她覺得自己沒有故事。為了尊重她，我一直考慮是否要繼續拍下去。過程中我一直陪伴她，多了相處，多了溝通。我跟她說，其實這個故事有一部份是關於我自己的，這是一部我想和她一起去完成的紀錄片，後來她就理解了，我想最主要是，她也想更多人能理解這個病。」
憂鬱症其實就像感冒
雖說憂鬱症是主題，但片中有關疾病或病發時的情況，並沒有太多特別的著墨。「這是我所希望的呈現，因為我個人認為，這個病對我來說，某程度也好像感冒一樣，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而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經歷到的。」
影片中有很多李卓媚和阿姨的對話，後來再加入李卓媚媽媽的部份，三個女性之間的互動，既有相互參照，也有支持。尤其影片的最後，三個人坐車遊港珠澳大橋後抱在一起的部份，毫無忌諱地以直接的方式呈現。
「在拍攝當下其實沒有想太多，回想那一刻仍有種夢幻的感覺，很感動，我在拍攝和剪接的時候，仍是這個感受，在發生的當下，可能也是我們三個認為最好的結局，所以我把這一部份用作結尾，好想保有這個回憶。」
所有都是即時發生的，不會有劇本，也不知道阿姨當刻會說什麼，李卓媚說其實那一刻是阿姨主動叫她拍的。
「我們是一起決定以港珠澳大橋的旅行來作片的ending。旅行尾聲時，她突然跟我說，『阿妹，我們要拍一個結局了，我們不如來擁抱吧，我要說些什麼嗎？』我就說不用了，我們就這樣擁抱吧，因為這比較像我的作風，誰知阿姨在擁抱時突然就『發揮』了，然後我媽本來就比較感性，她也說了很多。所以那一部份其實是阿姨和我一起創作出來的。」
所有畫面都是one take，不可能有排練，沒有設計也沒有重拍，全部是即時、當刻發生的事情。
一封寫給我們的信
「從頭至尾我都視這個計劃為一封我要寫給阿姨的信，就像我交給文化中心的大綱中所寫的，希望我們『早日康復』。其實開始拍攝時我並不知道這個作品最後會變成怎樣，從一開始害怕我的鏡頭，到快完成時阿姨主動叫我拍攝的那刻，我真的好感恩。我自己也喜歡這個ending，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完滿的結局，對我們三個都是。」阿姨在拍完後像是稍為放開了，願意去看首映，對獲獎也很高興，這讓李卓媚放下心來。
「因為自己也是患者，其實也帶著一個很強的治療自己、治療家人，也讓家人治療我的心情去做這個計劃。如果我沒有勇氣面對自己，觀眾也沒有辦法面對這個題材，要有觀眾的參與才不會只是一個竊竊私語的影片。之前澳門大學有研究發現，澳門的憂鬱症患病率比鄰近地區如內地及香港都高，所以也想讓觀眾看到，即使像阿姨多年來反覆發病，經歷多次入院和手術，身體承受了這樣大的傷害，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堅強地活著的人，我想告訴其他人，你也可以勇敢地生活。我覺得藝術作品不應只是個人的情緒宣洩，生活中已有很多情緒勒索，我比較不想再是這樣，我只是想呈現真實。」
李卓媚正在準備著下一部作品，仍然是以家人的故事為主題。「我想讓人看到自己身邊的人，看到他們身上也有值得你注視的地方，所以我選擇拍家人，身邊最容易接觸但又最易被忽略的存在。」
「我覺得創作是不斷尋找『答案』，我認為『家庭』是我目前遇到所有問題的根源／根本，如果不在現在、年輕時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所做的其他作品也不會真實，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我想用自己所學習到的方法，在家人還健在的時候好好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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