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谈征稿 | 疫情影响下的打工人

打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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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您是否经历过转岗、工资调降、被迫选择灵活就业、被迫辞掉工作照顾家庭的状况?是否面临收入来源中断、入不敷出、与工作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渐渐消失的过程,陷入焦虑与迷惘?您切身地体会到心态上的、时间上的、身体上的、法律权利上的种种变化是什么?您对这些变化是有所准备还是始料未及?您经历了怎样的甘苦?欢迎您和我们谈谈,也欢迎您分享自己对疫情如何影响就业和对生活的思考,以音频/文字形式投稿给我们皆可。

征集参与方式:

请发送文字或者您的讲述录音到邮箱:[email protected]

或联系微信:xiaobingbing5656

征集截止时间:2022-12-25


背景介绍:

疫情是否造成了真实收入的显著降低?

病毒的影响从未过去。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全球工作时长仍未回到疫情前(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薪资水平在2022年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些数据背后,一个真实的人在经历什么呢?

ILO, Global Wage Report 2022–23 按年份平均后的月实际工资增长率 2006-2022,蓝色为全球,红色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疫情是否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在疫情初期,大量女性快速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也许她们在封锁中,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在疫情后期,更多女性又快速进入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因为她们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在经历疫情后急需得到改善,而向她们开放的只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

ILO, ILO Monitor on the world of work. Tenth edition 分性别的非正式工作年度增长率(2004-22,女红男蓝)

灵活用工,是否意味着更多自由?

2021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就已达2亿,占总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平台经济为例,数据显示美团和饿了么在2020年初复工的两个月内就增加了58万骑手。

“现在白天开网约车,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卫浴。这3份工作,都能签订正式的合同呢。”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车司机3个职业。“感谢政府的好政策,3份工作收入稳定,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工作有着落 日子有奔头》,《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1版

灵活用工,意味着更多自由么?还是只是方便老板将我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打工谈曾征集过关于“工作自由”的投稿,这常和灵活就业相联系。除了自由,它还不稳定。从世界范围看,工作不稳定由来已久。25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说“今天到处都是不稳定的无产阶级(précariat)”。

而在现代社会,人在碎片化时间通过在电子媒介上消费娱乐,为平台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被剥削的一份子。

在当下环境下,网络上的话语权与现实生活中群体的权力相对应,以至于留给“劳工”的话语权渐渐式微,我们试图通过一点微弱力量,呈现更加丰富与真实的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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