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载体

社会生物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既不是由个体，也不是由群体，而是由遗传基因所支配的。人，包括所有的有机体不过是基因衍化的手段与工具而已，所谓“人是基因的载体”。这个观点貌似能解释人的“利己”、“养育”和“利他”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得基因能够持续和增殖下去。

这个立论非常有趣，但过于偏颇。我还是相信个体层面选择的优先性，也重视群体选择的重要性。我宁愿认为，“人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生物学虽然能解释人的一些共同行为，但却不能解释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具有自我生长与调节机能的多层次结构的大系统。从里到外，文化可分为价值体系，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再者是习惯与制度层面，最外面是物质生产层面，包括认知能力和技术手段等内容。价值决定了制度，制度又决定了物质生产的水平。反过来，物质层面对制度，制度对价值体系也会产生作用。在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中，层次越深的部分，稳定性越高。另一方面，承载某一文化的群落越大，稳定性也越高。

文化的作用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所有动物相同有为满足生理要求的物质性需要；第二个层次是与社会性动物相同的为实现相互交往的社会性需求；第三个层次是人所独有的为追求永恒的个人独立性需求。这是人的最高要求，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

文化的发展便表现于文化在满足人的这三个方面需要上是否得以增长。其中人的独立性需要的满足最为重要。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满足人的需求，而文化的发展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来达到的。文化中的人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获得超验性启示；二是对其他文化的吸收。

文化通过人的繁衍而传承。一种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为保存价值根本而寻求发展的内在本能。通过人的传承，一种文化得以持续；通过该文化群落中人的创新，一种文化得以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其他文化的影响或冲击。价值体系是文化延续与发展的标志。当一个群落的价值体系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就标志着原有的文化消亡，新的文化诞生。当然，原有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还会保存延续下去，但是已不是核心内容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根本是“分亲疏，定贵贱”。而西方文化的价值根本是“自由与平等”。西方文化能很好地满足个人独立性需要，而中国文化则在满足个人独立性需求方面较差。
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与民众有所区别。一般说来，民众只是承载文化，并不创新文化。而且仅仅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习得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如在祭祀、婚嫁、葬礼、家庭生活、日常起居、人际交往中习得。如果我们将文化群落看成一个有机体，那么民众位于此有机体的本能层面。缺乏自觉意识，只具有潜在意识。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民众却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力量非常强大，具有保存固有，对其他价值与行为模式的巨大排异反应。

而知识分子则具有自觉意识。所谓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文化中的价值体系有着强烈关怀的一个群体。他们起着维系、解释、传播或创新价值观念的作用。知识分子除了从在日常生活中习得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外，还能通过学习与思辨，来增强对价值体系的了解，对其进行系统化，对价值体系进行合理化解释与维护。或者通过超验的启示或从其他文化中习得新知识，创建或引入新的价值观、新的制度或技术手段以促进文化系统的发展。新的价值观可能与原有价值体系兼容，也可能完全不兼容。如儒家思想能兼容佛教，而不能兼容基督教。

当一种文化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影响时，文化系统会经历一个调整过程。一般而言，这种调整最初从物质层面始、引入新的技术手段，然后要求制度的变迁，最终会要求价值体系进行调整，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群体越大，这个递进过程的滞后性越长。群体越小，延迟时间越短甚至可同时进行。这个与信息传播与反馈机制有关。群体越大，边界表面相对于体积的密度越小，新的价值的传播越深入，衰减就越大，不能贯通。并且新的价值还有可能被原有价值所异化或寄居。如果系统与外部环境接触的边界越少，新的价值的传播越困难。反之，如果系统内部有通往外部环境的通道，传播越容易。

因而，大的群落，其承载的文化不易被外部力量所改移。而小的群体，所承载的文化就容易被外部力量所改移。小的群体，可以在外部力量的维持和控制下，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改移价值体系。但大的群落，不能依靠外部力量来建立新的体制，从而改变价值体系。只能在旧的体制下，通过改变大多数人的价值体系，建立新的价值观，不断削弱旧制度对新价值传播的阻力，最终将旧制度逐步推移到以新的价值观为基础。

在大的群体中，如中国，知识分子引入的新的价值观最终必须要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根植于文化系统中。当一个群落的价值体系最终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就标志着原有的文化消亡，新的文化诞生。原有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虽然还会保存延续下去，但是已不是核心内容了。在旧的价值不能兼容先进的价值的情况下，如果不放弃旧的价值，就会始终会落后于其他群落。

顾炎武将文化传统的消亡称之为“亡天下”，他宁愿“亡国”也不愿“亡天下”。今日之世界，普世价值的先进性无可置疑，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兼容普世价值。相反，普世价值能兼容中国的传统价值。所以，中国人这个群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获得发展要比传承文化传统更重要。但中国人要消除“分亲疏，定贵贱”的根本价值，树立并践行自由平等的价值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袭相传的惯性与旧制度的强化作用很大，但不能因此而放弃。

2011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