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談國事，只談離婚｜讀老舍《離婚》

看老舍的文字就讓我想起中學時期參加朗讀比賽的夏天，那時評審中有個中年大漢，也許留了些鬍子，只剩點印象。比賽結束時，他起身講評，聲音渾厚，開口竟衝出滿室京片子。大熱天中午，流程冗長，我在台下昏昏欲睡，但一聽到他的聲音，陡然驚醒。那時的京味之衝鼻讓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狠狠扒住腦殼不放。

讀老舍的文字，竟讓我感覺回到那個夏日。

一九三三年夏，應是他生平最好的日子，我聽老舍之子舒乙訪談裡這樣說的。此時，國府與日本剛簽屬「塘沽協定」，華北回復平靜日常，老舍回國未久，受齊魯大學之邀赴濟南任教，婚姻正當時，孩子在這幾年陸續到來。他家庭和樂，生活平穩安康，正以作家之名逐漸享譽中國文壇。這年夏天酷熱，他在《離婚》的序裡描述如何與濟南的盛夏搏鬥：手墊吸墨紙，頭纏濕巾，熱汗濕透稿紙。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老舍與筆墨格鬥，竟能趕在截稿期限的一個月前，提早完成《離婚》的初稿。

換句話說，老舍在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裡，寫下了這部不得不讓人直視自身、了解自我平庸及困頓的，簡而言之，悲傷之作。看這書，你可能會看出點金瓶梅的味道，其中各色人等皆為市井黎民、中產知識分子，卻鎮日勾心鬥角、互相算計，一個小小的單純不順眼就能非要致人於死地。這不意外，畢竟老舍初到英國就幹過翻譯金瓶梅的差事。讀者也有可能讀出些存在主義的味道，畢竟本書就是以男主角老李考慮離婚為起頭，原因卻不是第三者介入，也不是夫妻雙方摩擦，而是典型的「存在主義危機」，換句話說，精神危機。而這由內而外的自我質疑，貫穿整個文本。

老李離婚的慾望來自於想脫離現實的網子。

故事這樣開始。老李從鄉下來，讀書出身，在北平公部門財政所任一科員，但在鄉下還留有一媒妁之言留下的老婆及兩個小孩。在那時，科員還算是個官兒，自然對生活有點講究。但他講究的不是吃、喝、玩之類的小玩意兒，他的講究來自於他有所追求，非庸常之事。

他覺得工作的衙門「好似一張吐著涼氣的大嘴，天天早晨等著吞食那一群小官僚」，他的婚姻是「一個衰老醜惡的他，和一個衰老醜惡的她，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爛的錢票與油膩的銅」。總而言之，他瞧不起目前身邊存在的日常，他所追求的是對未來的想像，是浪漫、自由、詩意。

張大哥則是本書另一典型。道地北平人，瞧不起外地人，卻從不說破。平生只在意兩事：作媒及反對離婚。他圓融世故，是個入世的人物。老舍的幽默在形容張大哥身上發揮的淋漓盡致，他寫到：「張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總以為他的父親也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就這麼足。」單位裡，所有人都需要他的指導與意見，事實上，連在同事向他請教納妾的問題上，他也有他的原則：「納妾是一種娛樂，也許是一種必須，無論怎說，總得以金錢地位做保險費。」老李某方面看不起張大哥，認為他沒有追求；但一方面又認為他是個實際人，認為「張大哥的生命是個整的，張大哥是個聖人」。

張大哥給他人的幫助是種廣灑網式的，喜施小恩小惠。他堅信好交往、維持關係在日後必有回報。當看到老李遭遇精神危機，心想著離婚，張大哥的好事心就起了。於是開桌請客，勸老李把家眷從鄉下接至北平，說就算不喜鄉下老婆，也該想想孩子，會給生活帶來多少樂趣。

所有事情因老李將太太接回北平，在衙門內掀起八卦風波而起，而這些衙門內的同事家庭裡都有著些不大不小尷尬，都有著夫妻間這樣那樣問題。老舍的筆是苛薄的，他寫人物是存心找尋讓人發噱之地。在老李將太太介紹給所有同事的場合，他以老李的視角描述同事的家眷。作家寫到吳太太：「橫豎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塊四方敦肉，上面放著個白饅頭，非常的白，彷彿在石灰水裡泡了三天。」形容邱夫人：「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著。……胸像張乾紙板，隨便可以貼在牆上。」你瞧多損。

在此，能看出所有人對老李而言都是面目可憎，周遭人、事、物怎樣進行，對老李懷抱著什麼意圖，無論好壞，他一律視其為惡意。在這種「他人即地獄」的心態裡過活，每向前走一步都如臨深淵，小劇場不斷在腦中打轉。這的確很有存在主義的味道，是人與外界的疏離，造成老李一方面對外在事物不屑一顧，另一方面卻不斷在心中折磨自己。

作為全知全能的造物者，老舍最終還是給老李不斷的自我精神折磨安排了解答。當張大哥的寶貝兒子遭懷疑是共產黨而被捕入獄時，諷刺地，老李卻從他人的黑暗中找到了光亮：平時懦弱的老李決定不顧一切出手相救，像是這契機能替他脫離平凡庸俗的日常，彷彿這英雄行為帶有一點詩意。為此，他找了衙門裡頗有門道，但心機深沉、手段骯髒的小趙幫忙，如作者所述，「把自己的命都抵給了他」。

眼下老李似乎將要完成了自我的「信仰之躍」，得到了心靈上的超脫。但作者可沒那麼好心，在接下來的故事裡，小趙變本加厲，逐層加碼，最後甚至要脅以張大哥的女兒作為代價送給小趙，來換取兒子的下落。老李的詩意之路至此似乎走到了兩難的境地，就算已付出金錢上極大的代價，甚至造成自身家庭不和，老李還是無能為力。

不過，最後的英雄卻落在張大哥家中吃白食的「廢物」丁二身上，他看著張大哥的兒女從小長大，對這事終究看不過眼，竟硬生生把小趙殺了。老李自我的精神枷鎖差點就能解開，沒想到最終的彩頭就這樣被人拾走。

這結局讓人驚愕，老舍卻繼續不讓讀者好過。當故事中唯一美好的化身、老李暗戀的對象、隔壁房的馬少奶奶重回她不務正業、滿嘴革命的老公「馬同志」（影射馬克思）懷抱後，老李似乎再也受不了北平，硬生生的辭掉工作回到鄉下。故事最後以家人、職場兩得意的張大哥一句話作結：「老李不久就會跑回來，你們等著瞧吧！他還能忘了北平？」

老舍作品天生往平凡人物上走，《離婚》裡的小官僚、《駱駝祥子》裡的人力車夫、《茶館》裡私來往去的沒落滿洲貴族、商舖老闆等，都沒什麼好下場，這似乎揭示殘酷事實：人與外在的鬥爭往往淪為輸家。在他的筆下，人的自我救贖不易實現，社會與小人物之間猶如磁鐵與鐵砂，就算中間有意隔了一層紙，彼此還是會互相吸引、若即若離。那疏離就猶如薛西弗斯推著石頭上山，重複落下，再重複上山，再重複落下，不斷輪迴，永遠無法可解。理想無意義，勇氣無意義，老李離了北平，但何處不是北平？

莫談國事，只談離婚。

一九三三年夏天，濟南，當老舍正全心全力埋案書寫《離婚》，某方面是要彌補前一本小說《貓城記》的失敗。他自承，寫《貓城記》時，彼時正值日軍正接連在東北、上海等地發動戰爭，而中國人懦弱、麻木的民族性讓他憤恨沖昏了頭袋，於是在書裡後段接連說教罵街，這樣一來反而在藝術上落入下乘，失去了諷刺的文學味道。於是在《離婚》中，老舍收束心神，克制衝動，照他自己的說法，是「下定了決心要把人物都栓在一個木樁」。而如此在文字上克制自我的結果，造就了一本凝鍊的傑作—難以想像這不過是他三十出頭歲時的作品。

時間繼續前行。老舍在寫完《離婚》後的三十年代末，因眾人推舉，於抗戰期間前往武漢主持文協工作，創辦《抗戰文藝》，寫了不少愛國作品，但照夏志清所言，「多數膚淺，只是用來激發愛國心的宣傳品」、「其文學成就和他早期最好的小説相比，相去千萬里，虛枉了他的文學天才」。

抗日戰爭後的老舍，內斂少，外放多，宏大敘事成老舍創作的重心。當他站在特定立場大聲鳴放，自己的內心活動就少了，作品也就沒那麼獨樹一幟了。於抗戰末期開始創作的長篇《四世同堂》，全篇充滿抗日愛國主義高調，亦被夏志清稱為「狹隘的愛國主義」。也由此看出，收斂自身，只專注於小人物動盪於大時代的創作風格，對於作家是多麼大的難度。

一九四九新中國成立，老舍受周恩來之邀從美返中，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並很快適應了黨的生活。無論自我批評檢討，或在各式政治運動中充作共產黨的前鋒，因為身段柔軟，老舍得以確保文壇高位。爾後又被冠以「人民藝術家」頭銜，寫了不少工農兵文學，又顯然佔據政治正確高位。夏志清又言，這些作品「顯然不太顧慮到藝術良心問題」。

直至一九五七，老舍話劇作品《茶館》發表，其中，出現了從此觀眾看過就再也無法忘懷的四個大字：莫談國事。

劇裡，三幕代表三個時間段，分別描述晚清戊戌變法時期、袁世凱當政時期、及抗戰勝利後國府接收北平。觀者不難發現，老舍在此劇本中已沒有了對民族性的直接批判，也沒有了歌頌社會主義的高調，而將眼神只關注於來往茶館的平常人等。雖說全劇是在批評舊社會，但其實句句隱喻，尤其最後一幕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可誰愛我啊？」更成當代名句，不知當時觀眾是否隱隱覺得此為以古諷今？

老舍創作此劇時，恰是「反右」運動開始之前，創作風氣先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放鬆，廣開言路下，許多文藝工作者有撥雲見日之感。這樣的氣氛下，老舍重拾早期創作時所擅長的對底層小人物的描寫，這些隱喻式的文字，是否代表老舍已對四九年後必談愛國主義及歌頌新中國的新式文藝感到厭煩？但當真正的「反右」運動來臨，毛澤東宣布之前的「鳴放」不過是針對知識份子的「引蛇出洞」，清洗文藝界的整風運動也跟隨著到來。《茶館》因缺乏對新中國社會主義的讚賞、又對革命運動抱持著不置可否的態度，為本劇埋下禁演的種子，所以在五八年首演造成轟動之後，此劇卻慘遭雪藏，直到六三年才又重新在劇院上演，但此時劇本慘遭修改，增加了更多「紅色路線台詞」。

從關注小人物命運的《離婚》、《駱駝祥子》，至中間繞了一個大彎寫了滿腔愛國論調及社會主義的各色作品，老舍要直到晚年的《茶館》時刻，創作才又回到三十年代成名時的對底層人物的關懷。可惜，此時離文革不遠，悲劇即將發生，老舍從六十年代開始創作，描寫晚清底層滿族生活的作品《正紅旗下》，永遠只剩下遺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