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笑声

看完今年的脱口秀节目，我决定我要只发出“女性主义笑声”。

长久以来，存在着“女性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刻板印象。人们假定，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她之所以这么说、那么做，是因为她自己失去了一种身为女人而理所应当能够体验到的“幸福”。

然而，女性主义的“幽默感”，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解构这些不假思索的“幸福”。

外表中性的女孩自嘲上了节目后“痛失性别”，村里第一个女硕士调侃家人荒诞催婚，一个女脱口秀演员出名后私信里却塞满了要娶她的消息……

这些由女脱口秀演员讲述的段子，将女性本位与世界的摩擦转化为笑谈，把不愉快的规训、骚扰转化为讽刺，举重若轻地用喜剧的方式触及严肃议题，并将女性的遭遇变成一种相互理解的来源、一种与她人共情和联结的通道。

然而，就脱口秀比赛来说，无论我们女脱口秀演员的段子，是如何切中了要害，映照出了我们难以诉说的遭遇，她们也往往会止步于一轮游，或无缘冠军的卫冕。这样的处境，真的是因为她们的段子“太狭窄”，“不够好”吗？

不，不是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哲学家告诉我们，男性是如何成为“普遍”的代名词的，女性则成了特殊的一方。当男人固执己见时，他们正在成为他们自己；而当一个女人固执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她的表达一定是“不够的”——不够好笑、不够乐观、不够普遍、不够重要、不够温和、不够创新、不够根本——她就是“不够好”。

她们不是不够好，而是这里的评价审美还没能赶得上她们的步伐。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想说，女性主义可能是一种欢乐的政治，欢乐的政治也可能是女性主义的。
在许多情景里，笑是对出人意料的事件作出的反应，它可能是对难以应对的尴尬的化解，也可能是对她人的支持。

“血肉疯长的声音”或许正是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超越身体边界》（Beyond the Periphery of the Skin）的后记<论欢乐的战斗精神>里所写的：

“欢乐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我们的能力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增长。这种感情来自改变的过程。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它意味着我们理解自己的处境，并按照当前时刻对我们的要求来前进。因而我们感到自己有改变现状的力量，且我们正与其他人一起促进改变。欢乐意味着不向现状默默服从。”

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笑声，来支持所有曾经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够好”的女脱口秀演员。

我决定只发出疗愈的笑声、鼓舞的笑声、与其他女性表达的烦恼而共情的笑声、消解身为女性的日常生活的荒诞遭遇的笑声、无情地嘲笑有毒的男性气质的笑声——女性主义的笑声。

#唐香玉说有个杨笠这样的姐姐就好了##唐香玉感谢杨笠##杨笠##她们的日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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