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极限》：痛就是痛，承认被伤害是坚韧的证明

近期，Netfilx上线的《金发梦露》（Blonde，2022）在电影评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论辩，有些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控诉父权、解构男性凝视的女性主义电影，有些评论则认为这部电影把梦露构建成了受伤和疯癫的女性受害者形象，使得梦露在文化记忆中再次沦为了符合男性想象的产物。两方评论都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却在梦露能否被半虚构地塑造成一个遍体鳞伤的父权受害者问题上水火不容。论辩的背后，暗示出人们对于性别不平等结构中的女性是否应该挣脱“受害者叙事”的困惑。

在新经典出品的新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备受文坛瞩目的新兴作家铃木凉美也表达了相似的疑问。首部作品《资优》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后，她的成名却饱受异样的目光，这是因为小说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她曾卖过原味内衣，当过酒店小姐，拍过70多部AV，是不折不扣的性工作者。离开情色产业后，她用自己的文字去为情色和风俗产业中的女性发声，但还是难以摆脱社会对她的刻板印象，AV女演员似乎成为了一个她丢不掉的“标签”，让她遭受到了种种不平等的对待，尽管如此，她始终抵触被看作情色产业中的受害者。

不以受害者的姿态为“伤害”定罪，这是铃木凉美想要在写作中拿出来的坚定态度，却在近来产生了动摇。经由出版社编辑的牵线搭桥，处在舆论风暴中的铃木凉美得以与知名社会学教授、女性主义先驱上野千鹤子女士，以书信往来的形式探讨对自己、女性和社会摇摆不定的看法，一直以来被她搁置已久的种种问题，逐渐在这场热火朝天的讨论中显现出更清晰广阔的样貌。

 01 

不愿成为“受害者”

的性工作者

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精英家庭，铃木凉美以一种好奇、叛逆、挑战甚至自虐的情结进入了情色产业。一直以来，AV女演员都是人们眼中饱受性别结构压迫的“受害者”，人们一方面为她们感到同情，一方面也为她们感到羞耻，融入性工作者一员的铃木觉得自己受够了人们的怜悯和说教，努力想摆脱这种受害者的形象。在她的《AV女演员的社会学》中，她分析了AV女演员的“主体性”，渴望告诉大家AV女演员作为“受害者”不一定非得是“被强迫”的，她们也可以是坚强的、有趣的、轻视加害者的、化命运为选择的主体，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进化得更有智慧，不至于单方面被男人的性欲所伤，也以此获得了作战的武器。 

铃木很清楚情色市场的性别不对称，却想反过来利用这个机制。越轨的行为对于铃木来说意味着一场冒险，这会给人一种超出常规生活之上的快感，同时也能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在她看来是一种“自我决定”，可以视为女性自主地利用自己“情色资本”的体现，成为令女性更加强大而复杂的辅助线。因此铃木强烈地试图挣脱“受害者”一词织就的牢笼。但是，越来越多来自社交平台的年轻一代女性的声音清晰地指出，她们更想要的是被妥善地赋予受害者之名，而一直致力于褪下受害者外衣的铃木显然妨碍到了她们向父权的发难。无法忽视自己可能促进了剥削结构再生产的铃木，忍不住向知名女性主义理论家上野千鹤子提出疑问：

为什么她会如此抵触承认自己

受到了性别歧视的伤害呢？

面对此问题，上野千鹤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受害者等同于弱者，铃木如此抵触成为受害者，是因为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做“恐弱”，是精英女性经常会陷入的一种心态。慕强而恐弱，不承认自己受到伤害，把受伤视作自己的武器和智慧，这正是弱肉强食的男权逻辑下的产物。而且与其他性工作者不同，铃木拥有更强的“可行能力”，也即是说，她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让她随时拥有可以离开这个产业、过另一种生活的选项。作为持有特权的精英女性，她的自愿的选择、“利用”情色资本的感受，并不能代表全体性工作者，更不能代表全体性工作者褪下受害者的外衣。而铃木口中的“情色资本”，在上野看来其实是一种值得怀疑的概念：这种“资本”并不在女性控制范畴中，而取决于男性单方面的评估，无法积累，却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一言以蔽之，这个概念只是对“年轻漂亮的女性更占便宜”这一通俗的社会常识做了些学术层面的粉饰罢了。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承认自己的愚蠢与受害是如此困难的事情，戴上“自愿”的假面在心理层面上可以自我合理化和避免被他人看低，但这难道不是一种犬儒主义吗？与此相反，承认受害者身份绝非屈服与软弱，而是抵抗，是坚韧的证明。上野千鹤子努力在书信中为铃木卸下恐弱的心防——“正视自己的伤痛吧，痛就喊痛，人的尊严就从这里开始。”

 02 

“自我决定”的精英女性

铃木凉美抵触受害者身份的另一个原因是，经验告诉她，女人受伤的模样会成为男人的消费对象。以悲剧色彩描绘AV女演员成长经历与现状的文章与漫画很有销路，AV女演员出道或转型之作里若要穿插纪录片形式的访谈，导演就会指示演员释放几滴眼泪，甚至有导演说，“观众就是看着演员的泪水撸的。”

男性在性幻想中总是把弱势受伤的女性作为可掌控的性客体，以此反衬无能自身的强大。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广泛存在。当影路艺考的受害女生们站出来以第一视角描述杜英哲对她们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时，她们痛苦的自陈，也难免因涉及到了具体的侵害过程而成为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男性的欲望文本，但是这并没能牵绊住她们实名控诉的勇敢决心。

仔细想一想，假如女孩们以此为由消解自身受害者的身份，把痛苦的血泪嚼碎了吞进肚子里，假装一切都在自己的选择和掌控之中运行，获利者到底是谁？

倘若一个结构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等之上，该结构属于男人、由男人主导、为男人的利益服务，在这种结构中强调具体的女性个人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就是为男性的性欲或犯罪行为免责的陈词滥调。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主体有着压倒性优势，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的暴力就越能被免责。

这也是为什么铃木的受害者言论招致了许多抨击。

此外，强调“自我决定”，是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拥抱，这种意识形态在把结构化不平等和限制遮蔽在一种个人选择的叙事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对劳工的压迫早已不局限在工厂中，也转移到了城市中的新兴的白领阶层，在劳动力市场高度竞争下，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催生出的个人主义叙事已成泛滥之势，这其中浮现出了一种扭曲的精英意识，拥抱“残酷的乐观主义”，把自我实现、自我进步视作最重要的目标。精英们诡异地用看似阶层所带给他们的优越感，来消解市场对于劳工的压榨，为此精英们愿意倒转、扭曲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内化结构的不平等与制约，对自己进行无尽的压迫和自我剥削。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出现了“什么都可以做的英雄女性”，她们在外面是参与劳工市场内卷的职业白领，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在家是可以掌握家庭大局、投身鸡娃热潮的高知妈妈，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压力统统转嫁到了女性个体身上，但她们病态地为了可以“自我实现”，甘愿吞下这份高强度的压迫。倘若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她们也会认为是当初“自我决定”而愿赌服输的必要代价，无权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它其实是在说个人必须要通过做出这种选择来凸显自己的身份，所谓说我为自己而活，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个人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被自己内化，也即是说个体要独自承担所有风险。

上野千鹤子认为，“没有什么比‘自我决定’更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让精英女性远离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是一门冲破结构性困境、实现斗争与解放的哲学，但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决定论有一个基本前提：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这显然是一个包裹着糖浆的谎言（毫无根据的幻想）。承认是“结构”暴力的受害者绝非溃败，这不过是直视现实，没有自欺欺人罢了。假如个人在此基础上，基于自身的选择，调动手头的所有资源（无论资源多么有限），那就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生存策略了。上野千鹤子认为，尊重“并不能还原为主体”的个体能动性，同时不为结构的暴力开脱，并不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遗憾的是，无论是研究中抑或是生活中，人们仍然在达到这一理想平衡的漫漫路途上。这种困扰决不仅属于铃木凉美。

 03 

结语

今天站出来勇敢反抗父权、积极主动地掀起变革的女性已经越来越多，这可能会牺牲她们眼前的“岁月静好”。但这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真正地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女人一直被置于“只能通过男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构下，我们的生存策略就要么是勾引男人，要么是利用男人。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更釜底抽薪的选择：呐喊出我们的疼痛，打碎这个隐形的压迫结构。

我们要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

交付给未来的女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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