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一种能力｜接力访问062 小泉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小泉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总要在一大堆说明里绕好一会儿。比如，一个时尚品牌旗下的媒体栏目采访他，介绍是这样的：“王懿泉，以小泉的名号行走江湖多年，拥有多重身份：策展人、艺术家、事务所合伙人、艺术媒体人”。

小泉补充了后半句：“在工作室，他有 50% 是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和 WHYNOTTHINK 咨询的合伙人，20% 是一位艺术家，25% 是一位策展人。至于剩下的 5%，他说自己是一个吉祥物。”

其实听他多说几句，就会明白小泉想通过自我介绍做到很多事：希望告诉别人自己的多样性，试图去解答人们心中未出口的疑惑，想要让最应季最当下的议题和说话方式加入到自己的陈述里，因为他确实也是这些东西的密切关注者。他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擅长这么做。聊天的时候好几次为了不让刚想问的问题滑走，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即兴演讲，如果不这么做，他可以派生出层层话题，然后在你以为已经离题万里的时候，陡然杀回最初的话头。

挺能侃的，用北京话说。

小泉是北京人，1987 年生。本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新闻，拜学校性质所赐，得以掌握新闻在中西两种不同语境的不同定义和使命。不过他在大一，最晚不过大二的时候就张罗着要去学艺术，一来是因为学校提供形形色色的课程，从建筑、哲学入门到戏曲研究，他都饶有兴致地学了，人文视野从此不一样；二来有一个朋友爱好艺术，常在一块儿分享，学校图书馆又有各种大使馆捐赠的艺术书，让他发现艺术有其他学科没有的融合性和灵活性。不过还有个事儿也挺重要，即他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意识到他能找到的本行工作和他的个性可能并不能达成一致。

说起来这个事情要从口述历史联系开始——至于是老师回避历史讲述还是鼓励学生直面历史就不得而知——总之就是小泉的老师在讲到国共和文革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建议同学们回家和父母长辈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比问老师更好。

那时候小泉有一个 MP3，爱国者还是三星他忘了，堂哥送的高考礼物。他常拿着它录音。他记忆里出乎意料的家族历史是大伯说的一段往事。“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们家族闯关东到了东北那一支回到北京来寻亲了，竟然就找到了家里。但是我爷爷做主，两家人不认亲，然后就切断了联系。”小泉说：“原因当时没说。”他是这么分析的：

我当时听下来觉得可能是经济原因，我估摸那时候是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了对吧，我爷爷开始当家作主，我家那时候都变成农民了，家里突然多了人是不是要给你分地，这是很现实的……我爷爷那么多孩子，7 个，再认亲人就太多了，是吧？

小泉家住五棵松，玉泉路，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总听爷爷奶奶说祖上的故事。他看自己的面相——和奶奶很像——觉得自己有蒙古或者满人的基因，不过这事儿没法考证，至少在父亲和大伯那里就无法达成一致。小泉认为，诸如此类的过去就是历史的裂缝。他对这些缝隙极感兴趣——不仅是自己家的，还有别人的；不仅是关于家族血缘的，还有其他历史时期和事件——但是他认为，以公共信息的披露程度、公共记忆被修改的方式，还有个人记忆的碎片化程度，这缝隙是注定无法填满的。他也“一定得到不到新华社外交部之类的工作”，而这是他们学校的常见出路之一。也有可能这是小泉的一个借口，但他确实打定主意去读艺术硕士，为此被本科同学持续怀疑，因为觉得他根本来不及现学什么手艺，申请注定坎坷。

手艺，或者用小泉的话说，造型能力，确实是一个困扰小泉很久很久的问题。但并不是考研这件事。考研的时候他申请了中央圣马丁的“叙事空间”，这是建筑系旗下的一门专业，允许跨学科。其实他在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已经有机会发现自己最擅长也是最乐意从事的工作方式，但那会儿他被“造型能力”困扰，一心一意把自己设定为艺术家。而这困扰的时间，几乎持续了 10 年。

关于这 10 年间小泉如何锚定自己应当以一种手艺人的执着练习造型能力，而又如何因为缺乏耐心和信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应当也有很长的故事可讲。在这 10 年间，他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做过表演艺术，从事过艺术媒体，给人做过艺术公关咨询……直到疫情开始之后，他渐渐意识到，他真正喜欢的事情还是和他最初的专业有点关系：把各种各样的信息以某种方式关联起来。他擅长沟通、转译、提炼……至于造型，他终于确定，找人合作更适合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对小泉某种意义上是种解脱，虽然他很快又进入另一种纠结：如何把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的感受评价变成一种可以输出的内容。这事儿他过不去。他认为一个人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知是重要的——如果 ta 能有感知的话。比如说这么多年断断续续在做的口述历史，一开始是自己家人和太太的家人，后来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像职业习惯一样和人聊起家族。

小泉不久前为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策划过一个展览，因为这次交往，他意识到不能很简单地介绍陈翠梅为“华裔”。

“那天在上海我又和她聊到马来西亚身份的问题，我问她，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她爷爷很早就去了南洋，父亲 1940 年代出生在金门，然后两岸炮弹打得比较严重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她的父亲去找爷爷——我推算的应该是 50 年代中期到了马来西亚——她是 1978 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然后我说，你是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对吧？她就说，她要到 2013 年马来西亚大选的时候更加觉察到自己的马来西亚身份。因为当时她发现这个政治事件和作为华人的自己是有关的。”

小泉给我看他手机里的一长串文件夹。都是他搜罗的林林总总的信息碎片。其中有一些都和这些家族历史有关。比如他很快就翻出一份截屏，内容是 2017 年 9 月6 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的文章：《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若是在纸媒时代，这基本上就属于剪报了。之所以留下这篇文章，是他觉得个人家庭故事背后可能是更为宏大的政治背景，而两者互为理解历史的路径。

有的时候他连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别人家族故事也会留意。小泉不觉得这些是八卦或者家长里短，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把自己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变成某种展览或者表达，也许他会混淆虚构和非虚构，他希望让受众知道一切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可循，但又被具体的叙事吸引……

在小泉跟我讲的故事里面，最动人的是他的父母。

我也是到大学之后做调研才知道，80 年代邓小平提倡办乡镇企业，你看过那电视剧吗？我妈就是《大江大河》里边的杨巡。1949 年之后，我们家那边的人都成为了农民，不管之前是啥，反正农民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家里都有地，但我们所有的地在 1950 年代都变成了人民公社，到现在还在人民公社变体里边。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子女们都顺利成为了农民，然后在农村公社干活。到 1980 年代文革之后，经济开始活跃，乡镇企业就要把有技术、有初高中文凭、有小学文凭的人转到企业里，所以由公社和村书记牵头，组了汽修队、珐琅厂、陶瓷厂，所以我妈妈变成了珐琅厂的工人，名义上是工人，其实还是农村户口。

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也慢慢起来了，广东制造业和外商也慢慢开始进来了，深圳开始实验了，你会发现北方的一些技术储能完全不行，加工业很薄弱。第二点，村办企业一开始能满足 80 年代初的市场，80 年代中后期，珐琅厂不太行了，我妈妈就开始准备自己要创业了。她一边在厂子上班，完成日常掐丝珐琅的这些活儿，他一边在跟我姨夫、就是她的妹夫一块开始学驾照，最后我妈妈变成了一个大卡车司机。后来我姨夫搞到了钱，买了一辆大卡车，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北京做运输，很辛苦。

我小时候是在传统北京农村的四合院长大的，有自留地，父母太忙，只是晚上回来睡觉而已。90 年代中期，房地产起来了，我爸妈他们做运输就赚到了钱，然后他们买下卡车，自己做一个运输生意。我爸爸因为是专业的汽修师，还留在修车队，但修车队也没有什么活，因为整个乡镇的运输队没什么效益了。我爸有大量空闲时间，就修自己家的车。我爸妈都保留了乡镇体制内的职业，然后自己创业，当时工作制度是大小礼拜，一周 6 天工作，我父母可能工作 7 天。

再到 90 年代中后期——我推荐你一部电影，管虎的《上车，走吧》。两个年轻农民，黄渤和高虎演的，他们想脱离土地来北京，最后就承包了北京老板的中巴车队，做司机和售票员——我爸妈后来就从卡车变成公共汽车，开始做小中巴运输生意，跑玉泉路到公主坟。373 这条线路。那个时候我爸妈发财了。 

当时有大的 373 和小 373。大家叫大公共和小公共。车票 5 毛和一块，开始 5 毛，后来变成一块，再后来变成了 2 块。小中巴一开始很多人不信任，其实它缓解了大公共，因为你挤不上去；后来北京又涌入了很多人，公交运力不足。所以有一些财务比较好的人会选择乘坐。民营和个体要加入城市公交系统，有经营门槛，需要交笔钱。大概在 2000 年代初，可能非典之前，北京政府推出新的政策，就停止民营小公司和个体进入到这个行业。

当时我爸妈就没有办法做这个生意了，就转型，不过他们错过了一班车。那时候很好的转型方向是从小公共汽车的运营变成 4s 店。但是 4s 店需要固定店面和一笔代理费，去代理上海大众或一汽大众或者宝马，然后我爸妈就在决策过程中错过了。我一个舅舅，沾一点点亲戚，他就进入汽车销售业了，很快就赚到了钱，买了几套房。

我妈妈可能觉得拼搏了这么多年，也累了。我猜女性可能 40 多岁出头了，儿子也上了中学了，然后老人也老了，还是要照顾家庭。于是我妈就去保险公司上班了。

小泉的妈妈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说了几句话：“如果你现在工作了，你就变成一只小毛驴。”小泉在眼睛上比划了一下，“北方拉磨的小毛驴，戴着眼罩”，然后继续转述他妈妈的话：“我妈说，你就会在围着磨盘来回转。儿子，区别就是你早一年还是晚一年挣钱，对我来讲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有能力考研或者出国，钱我还能承担得起的话，我就给你这个钱。因为这样你可能延迟几年做小毛驴，或者说接下来你眼界打开了，就不是小毛驴了。”

这是不是小泉去圣马丁学艺术的动力，他没有说。不过出国对他来说确实意味着了解不同社会规则的机会。这也可以解释，他看到导演郑晓龙的某次访谈的时候为何会如此惊讶。

小泉继续在他的信息收纳堆里扒拉出来几帧截屏，是郑晓龙在 2012 年的时候接受一部纪录片的采访，谈及北京出国热。他谈到了自己当年拍摄的《北京人在纽约》，说当时拍这部片子，是为了给出国热降温并让出国率下降。他对自己完成了这件事觉得很得意。

《北京人在纽约》上映时间是 1994 年，不管郑晓龙的任务如何，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大开眼界的路径：不少人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小泉作为一个北京人，有开拓者的身份认同，也从未想过，这事会有另一种动机。

“我就想，文艺家、艺术家，就文化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电视剧是为了干预社会，带着明显的政策角度，对影视人来说这是不是值得自豪的？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做《吾辈》，我就想把咱们自己的事儿讲清楚。我们 80 后也是看着前辈的片子长大的，我们有自己自由的解读，但是我们很少在公共表达中表达过对自由的追求，而很多电影电视剧在官方媒体上表达的是另一种东西，两代人之间可能完全是误解。我们认为那片子真牛，他们说那其实是为了抑制自由。”

《吾辈》是小泉在 2022 年 8 月上海发起的展览，一共有 33 位出生于 1980 年代的艺术家参展。现场布展有一个“关于纽约的小角落”，还有特定的“时间和运势”，也就是对时代的脚注。

这个展览多少说明了小泉的焦虑。不是个人生活那种，是自己终究将面对怎样的时代。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答案。“这个时代不属于我这样的人。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内循环是循环的了的吗，现在国际循环也循环不了吧？”他不确定在艺术这件事上，他未来需要怎样的能力才能和受众有效沟通。不光是他一个人，按照他的说法，主流艺术媒体给国内多样性艺术的版面少到几乎要没有了。

说起这些的时候小泉就有点愤世嫉俗。他用了一句老派歌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他说：“我已经看到牌桌是这样的，我还赌吗？”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A：在浙江衢州龙游县做一展览，在当地村里的一个民房里，名字叫“饮食超链接”，就是讨论吃的和本地文化的关系。还跟那间民房隔壁，叫“聚贤饭店”的农家菜和老板合作一个饭局，还给老板做了口述历史。老板在北京木樨园做过服装生意，提起了北京的浙江村，后来还去了石家庄和贵州做别的生意，然后现在他回家了，真正回到了浙江的农村，很有意思。

Q：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关心我的事务所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的发展问题。我们是一家跨学科的事务所，因为跨学科这个词很新，我们应该如何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让需要与我们建立合作的伙伴们找到我们。核心竞争力上面，我们该如何让市场为知识付费，如何提高设计费、改善设计行业里的“买方市场”现状。

Q：你想要找谁来接力？

A：电影人郭晓东。他对于 90 年代的体验和记忆比我更深，2000 年代初他就热火朝天的参与了那时候北京的文化艺术活动，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这些年，他的工作集中在电影领域，他发起了好几个项目，比如说新亚洲影志、新亚洲电影奖、庐舍社团。这些电影团体的气质都有一种自我组织感在其中，有自由自在也有连结互助。我很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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