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牆傾倒之後：遺跡與保育的政治與張力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最近一個月的澳門可謂禍不單行：除了疫情爆發的陰霾外，本地歷史遺跡亦出現了一起可謂災難性的事故。事緣一處鄰近加思欄花園，並曾發掘出十七世紀古城牆的建築工地，於月初因山泥傾瀉緣故，使城牆超過三份之一的範圍倒塌。倒塌事件發生後，政府進一步以「公共安全」為由，決定再拆卸十米城牆，令原本長達50米的舊遺跡，突然在一個月內剩下原先約五份之二的長度。

城牆事件除了再次凸顯澳門「老是常出現」的問題，包括政府部門間責任誰屬，以及在未有詳細的地質及歷史調查的情況下，貿然批准動工外，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使城牆早已被納入政府的《不動產評定》名單內，理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護，但最後亦難逃被毀遭遇。

古城牆落得如斯下場，與其作為澳門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遺跡」形成強烈對比。對「我們」而言，城牆正是澳門歷史的「活記錄」，對本地社群有著文化、甚至情感上的價值。 因此，「我們」期待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令其能於未來留存。

上述界定雖然看似理所當然，但如果深入地考察，原來「遺跡」（Heritage）與「保育」（Preservation）間的關係並非如此一目了然。乘著「城牆事件」的契機，我在本文中將藉由文化遺跡學者Trinidad Rico於2015年的研究，結合本地情境，檢視到底以「遺跡」來指稱特定事物時，背後所涵蓋的複雜意義。

遺跡很危險

「遺跡」之所以為「遺」，關鍵固然與其年代久遠的過去有關。作為「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事物，遺跡在歷經各種人為及自然影響下，自然存在著與「原貌」不一的各種狀況。雖然一磚一瓦的破落可能毫不起眼，但一旦事物成為「遺跡」，這些本來無人問津的差異性立即變得相當重要。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遺跡」本身同時亦是一種分類制度。透過以一系列指標把建築評定，這些建築於是獲得了其「脆弱」度的屬性，並以此進一步分類到同一體系當中。由此，一套包含不同層級（例如「存在風險」、「瀕危」），把「風險」視為判定事物的「遺跡」體系便應運而生。

因此，當建築成為「遺跡」、並從而獲得某種「客觀」屬性時，將進一步衍生一種特定的文化權利，能「正當」地聲索其應受到保護。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反例：假若城牆本身不是政府所評定的「不動產」，而只是山坡上的一堆磚瓦時，那麼不論是公眾的關注，或是政府的保育責任，都將因為其「無名無姓」而被忽略，或許早就被推土機的無情手所埋沒。正是因為其成為了「應當」被保育的事物，社會的迥響才如此明顯。

看似客觀實主觀

根據「風險」而對事物進行分類的遺跡制度，雖然看似直接了當地，分類及量化其需要被保護的程度及逼切性，但具有如此「客觀清晰」、且「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屬性，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部份。

因為當我們在說某遺跡正處於「風險」時，我們實質上所指涉的，是於特定的時空背景中所發生的現象。在現實的運作中，評定的過程本來就包括了各種主觀評斷成份。

正如上文所述，在政府決定因「公共安全」的風險，拆卸一部份城牆時，本來就牽涉有關風險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究竟「風險」包含了甚麼（毗鄰大廈住戶的安全？一個閒人無法進入的工地對路人的安全？）？在甚麼情況下才稱得上（只有山泥傾瀉以後？）存在風險？以及風險的程度（需要即時拆卸？）等。

這些問題所牽涉的，事實上是極大的主觀評斷空間。

令事情更加複雜的是，這些問題的回答方式，又進一步地受到各種政治及文化因素所影響。如果我們再回顧澳門「城牆事件」的前世今生，則可發現即使早於二零一五年，城牆便已成為「不動產」名單內的一員，但在相當一段長時間內，古城牆與建築工地可謂「和諧共處」，風險在當時如非（被認為）不存在，便是無需要任何作為的程度。

僅是當城牆因「外部勢力」而倒塌之際，「風險」才重新浮現（雖然對政府而言，「風險」的認知與針對風險的具體行動，恰巧地朝向相反的方向）。

因此，城牆的例子告訴我們，遺跡本來就是相當政治化的產物。一方面，雖然澳門的確存在一套遺跡保護的制度，但在具體的執行上，澳門官僚系統的「慣常習氣」，使得制度空有其表，反令風險成為部門之間互相推搪的表演場。

另一方面相當弔詭的，是正如志輝曾在先前文章所討論過的那樣，城牆之所以能夠被視作「遺跡」看待，關鍵固然與其悠久的歷史有關。但「悠久」的歷史在澳門之所以備受重視，背後亦與「遺跡」在澳門的政治及經濟意涵所密切相關。

一種特定的保育觀

如果說「遺跡」的概念已經存在著一定的複雜性的話，那麼「保育」概念事實上亦不逞多讓。再以城牆為例子，當我們說城牆需要「保育」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指：舊時代的建築由於各種因素，令其原貌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壞。因此，如何盡量保持甚至還原其「原初」的樣貌，便是當前的急切要務。

但「保持原貌」事實上，只是其中一種體現遺跡價值的方式。在遺跡保育的討論當中，亦同時存在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便是把人為的還原，視作破壞遺跡的行徑。 在這一種觀點看來，遺跡之所以具有價值，正正是因為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間點中，各種人為痕跡的組合及堆疊，造就了「遺跡」作為「記錄」過去的載體。人為地把遺跡「回復原狀」，反造成遺跡不可逆的影響。

筆者所想到的一個或許不盡然符合上述討論背景，但又相當有趣的例子，便是大三巴牌坊旁戀愛巷的「塗鴉群」。作為同屬被評定不動產的一員，戀愛巷或因街道名稱相當「浪漫」的緣故，不少人曾在此「留名」紀念，日積月累以下，慢慢便於街道一角形成了一幅塗鴉牆。

無庸置疑地，這些「塗鴉」固然破壞了巷子的原貌，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些「戀愛」記錄又恰好體現了街名的意涵（以及真正符合其原意—「受難巷」的意思，我想畢竟當中的許多關係早已過期），意外地增添了遊覽時駐足觀賞的趣味。

從上述的例子當中，我們便可以看見即使面對著同一座遺跡，兩種保育論述看待遺跡的方式，事實上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箇中原因，是「保育」本身就是一個包含了諸多歧義及價值的概念，而這些價值及概念亦正如「遺跡」一般，同時受特定的時間—空間背景所影響。

今天在我們看似「理所當然」的價值，事實上並非一直如此。

不可一亦不可再

如果只有回到在地的情境，才能夠妥善地理解「遺跡」及「保育」的意義的話，那麼澳門的情況便可謂是兩個極端的組合：

嘗試事後補救但弄巧反拙的政府，與具有悠長歷史但不受重視的舊建築。

餘下城牆的命運為何雖然仍不可知，但撰稿之際澳門即將原來本年首個颱風，希望其不會成為壓倒城牆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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