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在游戏规则里的影像制作者｜接力访问013 万青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楊櫻

2023 年 1 月 24 日，春节假期，万青在公众号里推送了她的短片，《我 请 警 察 散 个 步》。标题每个字中间都有一个空格，像在反互联网审查。9 分钟，很容易看完，镜头一直是从下往上的，让那个向万青要身份证的警察连皮带都快兜不住的肚子显得更大。

短片是个记录：万青和朋友在公园，突遇查验身份证，对方不说明任何理由，也不让她们离开，因此万青提出一个交换条件——一起绕道走一圈，就当散个步。由身体语言和对话构成的拉锯，让人看的时候始终悬着一口气。我怕警察会动手。好在没有。并且所有的对话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不是来自当事人双方，而是旁观的路人：“你就告诉他嘛，你不做亏心事你告诉他怕什么！”“因为这不公平啊！”万青的回复像是一种解释，但更像是一种普及。她不只是为自己在讲。这个短片给人的感觉也是一样，她不只是为自己在拒绝报出身份证，不只是为自己才记录下整个过程。

然而这的确和很多她拍过的影像一样，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万青的影像几乎没有公映过，也少有媒体采访。但她有很多观众，一部分她能见到，那是在不同活动地方的小规模放映现场；一部分她根本不知道是谁，有人自发把她的视频搬到 bilibili，有人在豆瓣标记条目。在豆瓣上，万青的《早餐室》有大量认真的影评，阅读它们，你会觉得看片子的是那种本身会留意生活细节的人。

万青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影像制作。她第一个完整的作品是在一个残障人士权益 NGO 邀请下完成的，后者当时希望有一部宣传片来反映视障群体就业的局限问题，而万青在公益圈做过很多拍摄工作。两者聊完之后，万青觉得这其中的复杂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于是宣传片变成了更长的纪录片。

时隔多年之后，万青再来看自己的作品，会觉得自己当时热衷于借助影像来倡导社会议题，艺术语言和审美都谈不上满意。但当时万青就是这样。她想改变社会，脑子里的思考完全是“自己能帮上多少忙”，影像只是工具。

这部叫做《盲人不按摩》的影片完成于 2015 年，后来成了她的毕业设计作品（因为恰好那一年学院放开要求，允许毕业生不局限于论文形式）。她是学新闻的，但之所以选择新闻也是因为她想“改变社会”。她生于 1993 年，读高中时候，恰好目睹 2007 年那个举世闻名的拆迁事件：重庆杨家坪钉子户。那座因为施工方提前开挖地基，导致房子高于周边地面十几米的人家，就在万青的中学附近。她每周经过看到孤岛一样的房屋，又在报纸上看到房主举着一本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实与媒体叠加，“那种冲击非常巨大”。因为“改变社会”的想法，她填报的两个志愿，一个是环境工程，另一个就是新闻。

后来万青去广州读中山大学。她从《南方都市报》上搜寻各种讲座和活动信息，周末就往外跑，从学校的环保社团进入环保圈，又进入了公益圈，从女权、劳工到残障权益，“基本上跑了一个圈”。2014 年前后，广州的媒体和公益热度还未完全收缩，用万青的话说，她从 2011 年来到这里上大学，就相当于“闯到了时代语境里面”。

但她很快抑郁了。政治抑郁是一方面，“虽然兜了一圈各种议题，但发现找不到出路，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同议题圈层之间存在隔阂，但问题总是互相缠绕地出现”；其次是和原本投入相当大热情的社群产生了隔阂。“当时参与的性别社群会有比较严重的话语权斗争，会有差序格局，核心圈子会去边缘一些伙伴，甚至发生集体暴力和霸凌，但公共层面你看不到，因为大家不敢说或不愿说，怕说了破坏团结。我原以为搞这些的人肯定都是心地善良心怀正义的人，但是没有想到原来邪恶存在于每个角落。”

最后一重压力来自某个她更没有设想到的事情。影像和很多行业一样，是“圈子”。她报名电影节或者国内的民间电影学校，都没能入围。“我并不熟悉电影行业这个圈子，它其实是有一套自己的运作规则，但我并不了解这些，因为没有电影学院的老师或同学或前辈来告诉我。直到后来有一个做过影展的人，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这种裙带关系，没有人际网络，没有制片运营团队，基本上还是不要去考虑太多影展的事情了。”

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万青都在这些关系里挣扎。社会和自己，社群和自己，一部分自己和另一部分自己。她一直没有停止拍摄。甚至拍摄这件事也让她产生撕裂感，就是之前提及的“议题倡导与艺术表达”的问题。“作为倡导者、行动者的我，和作为影像工作者的我，要如何去平衡两者的关系，我对后者的爱让我有点否定对前者的态度，因为影像要讲包容性，但作为一个倡导者，得有很明确的声音和态度。这里面有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

万青的情绪变得应激，也不愿意再接触社群，但做影像这件事没有停下来。她有七八个月不愿意碰之前自己拍摄的东西，那时候她试图制作一部片子，探讨“女性、消费主义和劳动”等等一系列复杂的议题，那时候的万青，会倾向于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作品：“本片试图从作者的两个面向——2016 年参与的中国民间‘反三七过三八’行动实践和家庭日常——切入，结合近当代社会性别现象，探讨一个关于被看、自我观看与反观互构，焦虑与欲望叠织的漩涡。观看时，你将不断面临选择。”

这样的语言，后来也被万青否定了，“跟论文摘要似的”。不过那要发生得更晚一些。这部后来被命名为《七上八下》（2017）的影片至少帮万青做到了一点，听听不同观点者的声音，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她开始从一个议题推动者变成一个试图中立的观察者。哪怕是镜头语言，她也希望变得“更精确”。

到了 2019 年《早餐室》完成的时候，她自己和她的观众都可以发现一个更自如的万青。《早餐室》是万青的成长，也是她的日常。有人说这是“一部梦呓一样的电影”，也有人说“没有强大的自我的彰显，导演有耐心地可怕”。这两者可能说的是同一样东西。万青把发生在自己生活里，一般人快速掠过的东西以一种既私人、又公共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就好像《我请警察散个步》里那种兼而有之的感觉。

当时万青住在广州深井村，她正在进行一个社区实践：替人理发。万青自学过理发，连自己的头发都是自己理的。她把理发的牌子挂在一辆自行车前，谁看到就可以联系她。地点通常都是别人家里、院子里、店里。一个卖菜的阿姨，因为从来抽不出时间去理发，因此万青就在菜摊边上理；一个卖牛奶的阿姨，就在家里的院子里。至于报酬，万青让对方看着给，也可以以物换物，因此她收到过牛奶、蔬菜，也收到过 99 元。理发的场景也在《早餐室》里，万青成为一个倾听者，而被理发的人开始讲述从抚养小孩到环境恶化的各种看法。其实理发的频率并不高，“平均也就一个月一个”，但是万青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新的人际关系连结，“基于生活情境的，而非观念主导的”。此时和她最初加入社团、又因为厌恶离开社群，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七八年。

《早餐室》穿插了万青广州生活与重庆原生家庭生活的影像，它有个直白的介绍：这是一部关于地方、身份、情绪、身体和自然的关系的电影；一切源于想换种语言跟世界打交道。其实在豆瓣页面上，这句介绍后面还有一串更复杂的说明，但她已经比之前往日常生活里靠近了一大步。这也是她一直试图在做的事情，从如何更平易近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到成为一个怎样的“日常行动者”。当初社群那种热烈但有些单一和排他性的状态已经被多义的生活取代，在万青的理解里，介入社会依然是必须的，问题只是要怎么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在种种限制之下，要如何做。

“不是说共同体和集体本身就是糟糕的、就是坏的，而是说要创造一个怎样的共同体。虽然人性的恶确实是无法消失和洇灭的，但是我们可以发明一些有创造性的机制和方法，来制衡人性的恶。”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为《盲人不按摩》重新配置口述影像。有一个国内知名企业设计部的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盲文字体并用于药品包装上，他想跟艺术圈的朋友在北京做视障相关的展览，也想把《盲人不按摩》在里边展映。我就想趁这个机会重新配一个口述影像。

Q：什么是口述影像？

A：就是视障朋友看一部电影，那些空环境信息他们是不知道的，这时候就需要口述影像的辅助，替他有一个旁白的声音，描述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样的。

其实当时在拍的时候，正是因为考虑到要让盲人朋友接收到充分的信息，于是砍掉了大量的空镜，让对话非常密。我当时不太了解口述影像，所以做的一个折中处理就是减损它的纯视听语言的部分。

Q：这件事有趣在哪里？

A：因为做《盲人不按摩》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创作作品，完全把它当成公益的、服务社群的东西，所以后来会从镜头语言上感到自否。现在有机会让我重新搭建一个新的关系，也是跨越了七八年的回响，对我来说非常疗愈，感觉很奇妙，有种玄学的兴奋感。

Q：你对这个展映有什么顾虑之类的吗？

A：他之前给盲文字体做展是杭州设计周的时候，即便公益性质但我还是很警惕，当时跟小伙伴商量说不想被大资本收编……其实现在我也不太搞得清楚他跟公司的关系，反正接触交往下来，觉得这个人是诚实的、靠谱，然后我选择相信他。

Q：这么多年你还介意你不在影视圈的权力结构里的吗？

A：现在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它就是一个游戏，不同游戏中的一种，只是我没有参与那个游戏。既然不在游戏规则里，就自然不用去想能从中得到什么。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就设计部的这个男生吧！他叫李超，也是工作在主流体制中的年轻人，想做一些不一样的、有点难的、但认为对的事情。

文内视频静帧由受访者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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