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到当代，格雷伯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或特例，相反，人类学的训练和阅读让他看到中国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各地形成联结。

文化不是别的，其实是成功了的社会运动。

虽然这篇文章主要与美国学界对话，但其观点意义深远。除了有关于金融化、阶层认同等学术概念的新颖分析，格雷伯的主张也激发我们最切身的感受与思考：如何面对学界的焦虑氛围和虚伪风气？怎样才能过上一种真诚、愉快、有价值的生活？

本文由格雷伯与英国考古学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于2018年合写，从考古遗物、民族志材料出发，力图破除有关 “社会不平等起源”的各种迷思。

2000年代初是全球左翼“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在北美滥觞的时候。9.11之前，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世贸游行，诸多无政府主义实践在美国生根发芽，进入运动现场的格雷伯也开始从学者逐步转变为运动家。

格雷伯在此提出“关怀”（care）是被轻视和忽略的重要劳动组成，关心他人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劳动阶级事实上也是“关怀阶级”（caring classes）。

如果说前现代的权力存在通过展示来体现，那么现代官僚制度下的权力则相反，在隐蔽中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监察和审视，而领带既凸显又隐蔽的特点，正是该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

这里的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在对社会问题的判断上达成共识，并且都认为需要某种形式的“劫富”（soak the rich）；但是关于具体解决思路，两人坚持不同主张。

是什么阻碍了世界技术的进步？又是什么将“诗意的技术”转变成了“官僚的技术”？

你认为你输了，有可能是你还没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胜利，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胜利 -- 在大卫格雷伯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怀念他的贡献。

本篇是格雷伯的导师萨林斯在《纽约书评》上写给大卫的悼词。萨林斯不但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人类学家，也是越战时期teach-in（校内论辩）运动的老将。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