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胜利：西班牙和平转型之路中的点点滴滴

本文已于10月26日发表于《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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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偶然读到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教授所著《民主的胜利》一书。我读后不胜感慨。我既感叹于普雷斯顿教授扎实的史学功底和高超的写作能力，更对西班牙实现和平转型过程赞叹不已。本书读后我至今难忘，就写一篇迟来的评论吧。

     本书重点描述了佛朗哥统治末期至1982年第一次政党轮替期间，西班牙由右翼军事独裁转向多元民主政治的过程。

     1939年4月，持续了两年零八个月有余的西班牙内战告终，左翼“人民阵线”建立的共和政府被击败，大批左翼人士遭长枪党血腥屠杀，从此开始了佛朗哥军人政权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长枪党为国内唯一合法政党，禁止一切独立政治团体的存在，禁绝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异见人士进行血腥的镇压。政府各部门由佛朗哥的亲信把持，腐败和官商勾结无处不在，社会死气沉沉。

    但佛朗哥政权也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私有化进程，吸引外国投资，并积极发展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1950-1970年间，西班牙经济迅速发展，被国际社会称为“西班牙奇迹”。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则是忠于佛朗哥的权贵阶级，同时也培养了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这些中产阶层大多对政治较为冷淡，但其中也有些人在物质丰富后，在内心产生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1973年，因第四次中东战争，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爆发，欧美各国均受到冲击，西班牙也不例外。连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此告一段落，而因经济衰退导致的民生困境也日益凸显。这时，对政治冷淡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有不少人暗中投身到民主革命及准备工作之中。

    同时，佛朗哥也年事已高，他开始为寻找接班人、将“蓝色江山（佛朗哥政权以蓝色为代表色）”永远传下去做准备。他选择了原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王子为国家元首的继任者，以海军上将卡雷罗·布兰科为他的实权继承者。

    就在这经济衰微、权力轮替的动荡时期，西班牙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以“埃塔”为代表的左翼极端主义势力，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对抗佛朗哥独裁政权；而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两股力量为主轴的左翼温和势力，则通过民主启蒙与公民运动的方式，进行和平斗争。

   佛朗哥政权内部对民主运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以佛朗哥本人和其指定继承者卡雷罗·布兰科为代表，主张继续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开放党禁报禁，并获得长枪党核心成员和部分死硬顽固派军人的坚定支持；另一种声音以胡安·卡洛斯王子和阿里亚斯·纳瓦罗、阿道夫·苏亚雷斯等人为代表，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实现西班牙的民主化，他们得到了执政集团中较为温和的“天主事工会”和大部分技术官僚的支持。

    正当执政集团为未来发展路径争执不下时，保守死硬分子卡雷罗·布兰科遭“埃塔”武装人员暗杀，被炸死于赴官邸的路上。这使得顽固派遭受重创，佛朗哥此前安排的接班计划也告吹。此后，主张变革的势力在执政集团内逐渐取得优势。

    1975年，佛朗哥终于死去。很快，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要求结束长枪党军事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和社会自由的示威游行。左翼进步势力通过大规模的、和平的公民运动方式，表达了西班牙人民的愿望。

    但以“埃塔”为代表的极左恐怖主义势力，试图使用暴力手段打击政权。而长枪党和军警中的保守分子，也动用私刑和使用武力，试图破坏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极左和极右势力之间的暴力也日益升温，一时间到处是暗杀和互相报复的血腥。

   这时，可贵的行动出现了。左翼的工人社会党和共产党旗帜鲜明的反对“埃塔”及其他极左恐怖组织的暴力行为，并与后者“切割”；右翼的、原属佛朗哥政权执政集团成员组成的、政治倾向为中间偏右的“中央民主联盟”，也拒绝被极右暴力分子拉下水，普遍支持和平示威者的权利，尊重温和左翼的政治信仰，倾向于推动国家走向民主。

    在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后，中左和中右曾经很对立的这两派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声言反对暴力、支持民主。他们还共同驱逐了试图挑拨离间、在游行中进行挑衅的极端分子，并公开与属于本阵营的暴力分子“割席”。

    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各地的暴力行为减少，安全形势好转。这为和平与稳定的实现民主转型，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1977年举行了民主转型开启后的第一次大选。右翼的“中央民主联盟”以34.61%排名第一，工人社会党以29.27%排名第二，而已恢复合法身份的西班牙共产党得到近10%的选票。这意味着民主进程已进入正轨，不同意识形态的势力可以通过议会这样的平台和平的处理争议，而不在像内战和独裁时代那样，靠暴力压服对方、摧毁对方。

    在民主转型中，已是国王的胡安·卡洛斯一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国王的身份和个人魅力，力主实行民主制度，说服了试图维护专制存续的许多保守派骨干分子，还促成了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沟通对话。他倾心民主的态度，也让许多对政治冷淡的民众，变得积极欢迎民主的到来、捍卫民主的成果。

    胡安·卡洛斯的贡献不止于此。1981年和1982年，西班牙发生了两次试图颠覆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在一次政变中，军人已攻入议会，劫持了内阁成员。但两次政变均因支持者有限、被支持政府的军队镇压告终。而说服大多数军方要员支持民主政权的，正是胡安·卡洛斯。他利用国王这个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前述民主转型中积累的巨大感召力，以及对和平与民主的真诚渴望，打动了各方人士，促使原本观望的军方高层采取行动平息政变。

    1982年大选，工人社会党获得议会相对多数，取代右翼成为执政党，也实现了民主化开启后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此后，再无军事政变发生，极左和极右势力也随之衰落，暴力事件仅有零星发生并趋近于无。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不可逆的完成了。

    回望那段历史，给中国、世界启发颇多，其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参考。

    第一，大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化过程中，大批普通市民勇于走上街头，甚至更深层次参与革命运动（如创办地下刊物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民主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正是在佛朗哥死后广大民众此起彼伏的抗争，尤其中产阶级普遍表露出的求变心态，让执政者看到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让革命者得到支持和受到鼓舞，最终促成了民主革命的来临和胜利。民主，离不开广大人民自己的奋斗与创造。

    第二，关键人物顺应了历史潮流，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如胡安·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阿道夫·苏亚雷斯等人，本属于旧政权的权贵，是佛朗哥一手扶植和提拔的，却没有遵从佛朗哥继续搞独裁的遗愿，而是选择顺应大势、尊重民意，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这些身居高位者主动推动民主而非死命捍卫独裁，让国家快速而和平的实现了民主转型，可谓功德圆满。

    第三，仁人志士勇于投身革命、身体力行、坚守理想。在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成员功劳甚大。在佛朗哥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虽遭残酷镇压，但仍然从事革命活动，在国内外深耕细织，致力于将西班牙带向民主。在独裁统治末期和民主转型初期，他们冒着被捕、被暗杀的危险，坚韧不拔，英勇的与保守顽固势力斗争，并可贵的采取了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而民主转型后，没有像某些国家名义上的左翼政党那样，变成新的、更可怖的独裁者，而是承认政治多元化与和平的议会斗争路线，保障了民主政治的长存。

    第四，主流政治力量与极端分子和暴力行为“割席”，坚持和平与对话。在西班牙转型过渡期，政治暴力一度猖獗，极左和极右武装组织都在破坏着和平谈判与多方对话，分别试图将主流左翼和主流右翼“拉下水”，建立左翼或右翼的“专政”，并清洗政敌。而主流的左翼与右翼都不为他们所动，相反明确与极端分子“割席”并谴责各自阵营中的暴力行为，面对对方阵营极端分子的挑衅保持了克制。双方都坚持与对方主流力量对话与协商，没有让国家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也避免了发生大规模和成功的军事政变，建立了多元化的文人政府，将西班牙拉回了和平转型的轨道。

   第五，历史也需要一些偶然和血气。虽然针对平民和双方低级成员的暴力是不利于和平民主转型的，但对于卡雷罗·布兰科等独裁政权高层的刺杀，却清除了民主转型路上巨大的障碍、极大加速了民主转型的进程。有人认为，如果卡雷罗·布兰科这样既有威望和能力，又坚持专制体制的死硬分子成功接替佛朗哥，那么西班牙实现民主可能要推迟十年甚至更久。对阻碍革命的高层死硬分子，有时肉体消灭是最后的但也是最快的解决方式。如辛亥革命中彭家珍刺杀良弼，就加速了清廷的覆灭。此外，佛朗哥的逝世也成为民主转型的契机，这从他去世前后西班牙的政治形势演变就可以看出。他一日活着，西班牙就一日没有民主。

    普雷斯顿教授这部《民主的胜利》，所述内容、所表达的思想当然不止于此。我在此只是摘取一些印象较深、最值得探究的内容，加以简略分析，供读者参考。其中关于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的诸多背景和经验，都值得国人比照和效仿。历史的、他处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