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香港维园六四32周年纪念：国安法下烛光长燃，人民没有忘记

注释：“差人”即粤语中的警察。

6月4日晚上9点，刘姨姨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封锁线外，轻声哼唱：“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她因在反修例运动时给被家里赶出来的学生送饭，被年轻人亲切地喊作“刘姨姨”。1989年，她在海南大学，这首《血染的风采》，是包围省政府时和同学们一起唱的歌。2003年，她嫁到香港，每年参加六四悼念，亲历者们挥舞蜡烛，熟悉的旋律在维园飘荡。

今年，刘姨姨伫立于维园角落的黑暗里，独自歌唱。她哽咽，歌声戛然而止，微弱的路灯照亮眼里的泪光。“今年特别难过，你看，广场里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她说。

这是《香港国安法》推行后的第一个六四。每年维园的六四烛光悼念，承载了香港人过去31年的集体回忆。但今年，警方第二次向主办方“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特区政府保安局声明称，六四悼念均属非法集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重新开放的六四纪念馆也被迫关闭。

据多家媒体报道，约有4000警察驻守维园，警方于全港拘捕6人，先后亮蓝、黄、紫旗。蓝旗警告民众涉嫌非法集会，黄旗指集会者可能面临刑事检控，紫旗则警告民众涉嫌违反国安法。在铜锣湾，警方一度亮出橙旗（警告民众速离，否则开枪），2秒后收回。

即使有国安法高压，且维园广场内部被封锁，但仍有上万民众来维园周边悼念。晚上8点，原定的悼念时间到来，人们一起打开手机闪光灯、高举蜡烛，烛光照亮了年轻的、或饱经风霜的面庞，寂静的维园被烛海与星光环绕。

“香港没有沉默。有这样的人心，我觉得香港没有死。”韩东方说。在他身后，银色的手机闪光灯星星点点，环绕着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这里是维园正门临街的十字路口，人群在警察大声的驱赶下慢悠悠地向外撤离。他曾是火车电工，1989年作为北京工人自治联会发言人，在天安门组织工人罢工游行。1993年被驱逐出境，来港创办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继续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声。

国安法未能熄灭烛火，但在近十年来香港政治的风云变化下，烛光已然渐弱。

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于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的百万大游行中成立。数十年来，天安门成为了香港老一代泛民主派守护的集体记忆，在一期一会的烛光里，重申“建设民主中国”的信仰。但随着香港本土思潮崛起，年轻人对爱国纲领缺乏认同，批评六四悼念“行礼如仪”。雨伞运动后，维园集会人数下降近30%，各大学另起炉灶纪念六四，学联退出支联会。

但国安法带来的政治高压，却让本土派与支联会重新结盟。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年轻的香港众志成员被捕、流亡、组织分崩离析，7所大学的学生会内阁遭校方“腰斩”，而支联会14常委中，2人在囚，6人被检控，副主席邹幸彤更于今年六四清晨被捕，后获保释。国安法广阔而模糊的红线，挤压整个泛民光谱上的新老抗争者共同的生存空间。

几天前，港中大本土派学生会外务秘书袁德智表示重新悼念六四，称后国安法时代，香港民主抗争不应拘泥于派系、世代和身份认同。而支联会也在年度集会主题中呼应中港两地民运：“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

六四集会成为了大家共同守护的底线。维园边，能听到“香港人，加油！”也能看到“浩气中华，英灵不息”的标语；有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也有两鬓斑白的老人。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来到维园，或悼念死难者，或反抗极权，亦或是为香港的本土抗争提升士气，但大家手里拿着相同的蜡烛，在第32年薪火相传。

高登新闻记者胡家辉，在维园门口举起1989年6月6日的《大公报》头版，印有“全国掀起抗议镇压怒潮”的标题。他称《大公报》30年来立场翻转，从支持悼念六四到批评邹幸彤“为乱港分子辩护”，反映香港的“白色恐怖”已经来临。

“我想看32年前的《大公报》和今天的大公报究竟在说什么。我怕过两个月后，谈论六四就已经是违反国安法。”胡家辉说。

“如果下一个国安法（禁止的）是公开讨论六四，那我就进国安法里了，”他说。“其实做人是做自己，在有能力的时候，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好。”

65岁的王凤瑶，因在反修例运动中举着标志性的小黄伞冲在第一线，被人们尊称为“王婆婆”。今年六四，她在维园和时代广场继续撑伞，声援天安门母亲，纪念刘晓波和遇难学生。

5月30日，她独自一人来到中联办门口声援六四，因“非法集结”而被逮捕，两天后被释放。

“我没法担心自己的安全，没法担心自己的身体。那么多死在广场，死在狱中的人，我怎么能忘记？”王凤瑶说。“谁不想安度晚年啊？但是我在家待着，我心就不安。”

19岁的邓嘉欣（化名）在初中时参加雨伞运动，在高中时参与反送中，每年都参加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她和男友身穿黑衣，手持电子蜡烛，故意大摇大摆地在一群警察面前走过。

她不赞成本土派抵制六四集会。“一些香港年轻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大多因为厌恶中国政权，但现在打压香港社运的政权，不就是32年前在天安门镇压学生的政权吗？”她说。

“把坦克开上天安门，镇压学生，是人类的罪行，无论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个罪行都不会改变，”她说。“如果你支持民主与人权，就应该支持纪念六四。”

她提到，大陆的言论审查仍然存在，因此“香港人在还能发声的时候，就应该发声。”她说，“了解历史，传播真相，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坚守和保存这份历史记忆，然后站出来告诉香港和大陆的年轻人，中国政府犯了什么罪。”

36岁的陈小姐这十年来都会前来参加烛光悼念。今年六四，当她怀抱白花，徐徐走向维园大门，迎着警察把花放在栏杆上时，警察呵斥她立刻把花拿走。争执中，她拿出手机给栏杆上的白花拍了照，然后在记者簇拥下抱花离开。

“一束花都容纳不了的香港，还有言论自由吗？我只想悼念在天安门死去的年轻人，我没有违反法律，难道我连悼念的权利也没有了吗？”她说。

“六四就是我一辈子不会原谅的事。我是香港人，香港人不会忘记。”她说。

支联会筹办六四悼念集会，32年风雨无改，但无人知晓第33年该如何纪念。去年警方首次反对集会却默许民众入园悼念，然而今年已是上千警力清场封锁维园，自由空间步步坍缩。而支联会常委平均年龄超过50岁，三分之二身负刑事指控，以年轻化为目标而成立的“支青组”运营失败，学联退出，交棒下一代的历史传承前路未明。

今年六四前，邹幸彤在Facebook上发表声明，愿以个人名义遵守这份32年的约定，点起烛光。但六四当天早上7点，警方在家中将她逮捕。

“尽管打压是那么严重，大家还没有放弃，”逮捕前，她在自由亚洲电台说。

支联会每年选一次常委，选举前，候选人需要提交一份政纲。现任老一辈常委初次当选时，尚在90年代，政纲有“推动支联会五大纲领”、培养香港和大陆的“民气”、发展民主教育等等。

2020年，他们选举的纲领都用了一个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