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誌】3.4 疫情來時，我們流離失所

之前的幾篇文章都與境外生面對的差別待遇制度有關，而接下來的文章將會描述境外生在疫情這個特殊時期遭遇的差別對待政策。我們中的許多人被不合理地拒之門外，無法入境，被迫與自己熟悉的生活、親人、朋友、課業所切割，形同流離失所。2020年的經驗讓許多境外生感到心痛，感到對台灣社會的疏遠，但同時這場經歷也讓許多境外生在爭取返台入境的過程中團結在了一起。

對於境外生來說，台灣並非只是一個求學、上課的地方，因為長期的生活與人際聯繫，台灣早已變成許多人的生活重心所在，甚至可以說是「家」或第二個故鄉。疫情來臨之前，儘管有著制度上的差別對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境外生們（尤其是說中文的境外生）像所有本地學生一樣在校上課、做研究、打工、與朋友相聚，出沒於台灣的大街小巷，並沒有什麼障礙。我們熟悉這裡的生活，我們也認同此處的美好與缺憾，所以願意繼續在此求學。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發生打亂了這一切。境外生中許多人遺憾地、有時是憤怒地發現，政府並沒有將境外生視作社會的一員，以為透過線上教學即可滿足境外生的需求。陸生、港澳生分別從1月底、2月初開始被禁止入境，此後未持有居留證的境外生也被禁止入境。無法回到熟悉的生活，疫情本身帶來的恐懼，再加上政策中對境外生身分的否定和無視，讓我們中許多人都感到煎熬與痛苦。

一、安心就學不安心

2月3日，因應陸生暫緩來台，教育部啟動了「安心就學」措施，此後也適用於港澳學生和其他無法來台的境外生。教育部宣稱這樣的措施能夠保障境外生的受教權。然而，我們查閱相關政策文件後卻發現，所謂的「安心就學」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教育部的付出接近於零。

大部分「安心就學」措施是對於學生修業規定的放寬，例如修課學分取消下限、報到註冊可以遠程辦理、放寬休學退學規定等。這些措施將學生上課效果下降、無法來台當作既成事實，只是配合邊境關閉的政策合法化了現況。唯一與學生受教相關的措施只有遠距授課此一項，而且規定非常模糊：「學校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請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教育部沒有承諾提供人力、經費補助遠距教學，也沒有要求學校必須為境外生提供配套的遠距教學，措辭中所用的「請」也體現這只是建議性質的條款。各大學實際執行遠距教學情況如何，無人可以監督。

結果，教育部沒有提供遠距教學的配套措施，各學校執行情況就變得亂七八糟，有的學生甚至形容為「安心就學全靠教師個人為學生用愛發電」。有資源、有人力的頂尖國立大學，可以自己購買遠距教學平台，提供教學助理為境外生們進行課堂記錄。而對於缺乏資源，平常教學助理人力就捉襟見肘的大學，已經因為校園防疫要增聘人手、添置設備了，哪裡還有辦法為境外生提供有品質的遠距教學呢？

於是，能否上課全看老師態度。如果老師不願意，即使是重要的必修課也只能默默錯過，嚴重的情況甚至導致學生延期畢業。老師發了善心，願意讓學生遠距教學，還得看系所和學校提供的支持是否到位。同步的遠距授課需要良好的網路品質、合適的連線平台，此外，相關拍攝、支撐裝置都需要用心準備。沒有相應的支持，遠距教學往往就只能依靠同學的善意，其結果往往不能如意。小多曾投稿陸生返台推動小組，分享自己的遠距授課經驗：「用同學的手機連視訊上課，這是什麼概念，透過手機鏡頭能看清什麼PPT上只有最上面的大字看得清楚，其他都是糊的，網路也卡頓，我上課提問插話都沒人聽得到。除了老師用麥克風以外，坐得遠的同學講話或分組討論根本聽不到⋯⋯」

更麻煩的是，有時為了提供境外生遠距授課，老師的授課進度會因調適設備等原因而被拖慢。這影響了班上所有學生的受教品質，也容易讓境外生成為眾矢之的。或者，有的課程乾脆不提供同步遠距授課，只有課堂PPT和錄音或錄影供境外生學習，這就將境外生排除出所有課程的討論。對於不少強調小組討論、小組報告的課程來說，無異於災難。

疫情中，大部分國家都實行遠距授課來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然而這些國家與台灣的差別在於，它們是所有老師與學生都進行遠距授課，老師和學校都會調整授課模式、確保連線品質來讓學生盡可能獲得與實體授課一致的內容以及互動討論。台灣則不是這樣，絕大多數課程與學生都維持實體上課模式，只有佔比極少數的境外生被迫用遠距授課參與課程。於是，境外生免不了被特殊化對待，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無法與其他上課同學同步，連遇到問題大多時都不敢提出。

即使是幸運地在一所資源充足也負責任的大學就讀、獲得了老師和同學善意的幫助，也不代表境外生可以透過遠距教學安心上課。因為除了講座類型的課程外，不少系所都有實作、實驗以及實習課程。這些課程是無法用網路連線來補救的。一位本打算108學年度第2學期在林口長庚實習的同學就曾對境外生權益小組說：「因為臨床實習無法網路授課，四個月無法入境讓我的大學生涯完全停滯，我接下來的升學計畫也被打亂。」除了課程之外，實驗室的任務、讀書會、社團等其他更多樣的學習方式也被迫中斷。

教育部對外宣稱的「安心就學」方案實質上只是卸責方案，教育部將維持境外生受教的任務交給各大學，各大學再交給系所，系所又交給老師。層層關係中缺乏資源支持，只有無強制性的建議。境外生的受教權於是在此被犧牲了。

二、被切斷的生活

除了與學習相關的問題外，境外生在作為學生之前，首先還是一個完整的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人。與本地學生，與這個社會中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們也需要勞動、交友、戀愛、買菜、通勤、娛樂、放空等等的生活其他部分活動。此外，人與生活的環境的互動構成地方，熟悉的地方感也是我們生活的依靠，有時我們稱之為「家」。被切斷於日常的生活、被排拒於熟悉的地方之外，境外生的這層痛苦往往不便直接公開表達，畢竟，這是通常被認為是「私領域」的話題，而且每個人的經驗又是那麼「特殊」，似乎難以被共感。所以，境外生權益小組曾舉辦真人圖書館活動以及協助一人一故事劇場活動，邀請有被切斷經驗的同學分享自己的經驗。

TT是一位來自北京，在台灣長期就學的博士生，她以「中斷」、「坐牢」等詞語來描述自己的經驗：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看不到我的家、我喜歡的床單、窗外台北那個天氣。我台灣的家窗外有一條高架橋，但在北京，每天醒來現在都看不到了。然後我的機車、我喜歡的餐廳、咖啡館、我喜歡散步的河堤，都從生活中消失了。我有時候我在北京醒來就下午了，或者就看到夕陽了，就只是看到北京灰濛濛的樣子。這個感覺就好像有一隻從天上掉下來的手，像夾娃娃機的夾子那樣把我抓起來，丟到北京，但那裡已經沒有我熟悉的東西了。這有點像是坐牢的感覺：有一個強制的手，把你丟到一個空的、什麼都沒有的、不能離開的地方，原本熟悉的東西都不在了。這是一種中斷的感覺。

這種中斷的感覺是因為我對台北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京的不熟悉。我快十年沒有在北京生活了，北京很多東西也改變了。過去的朋友都上班了，很忙，或者出國了。新建的好多地鐵線和路我都沒見過，家人現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就沒有熟悉的東西了。

陸生返台推動小組則發起了一封名為〈聲援陸生：台灣還有人情味〉的連署信，除了受教、就學的權益外，還提到了：

我們不僅是陸生，更是台灣人的學生、同學、朋友、伴侶，是課堂上那個喜歡提問的學生，是實驗室裡爆肝到深夜的同學，是分組報告時不算雷的隊友，是某個豆花攤的常客，是中秋節被邀請烤肉時會感動的那一個……我們懷著期待來到台灣，選擇在台灣度過寶貴的求學時光，如今卻被一直拒絕在外。身為學生，我們不想放棄在校園接受教育的權利，更希望不要這樣被切斷我們和台灣的連接！

事實上，生活的連帶，被切割中斷的感覺也並非是境外生特殊的經驗，而是跨境移動者（不論是國境、市境或其他實體及抽象的邊境）普遍需要面對、處理的。它牽涉經驗、情感、知識以及身體。從南部上來台北唸書，離開熟悉的家進入大學校園，為了生計外出打工，遠渡重洋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們相信移動的經驗普遍存在於每個人身上，境外生所遭遇的不合理的切斷也可以被台灣民眾所同理。但事與願違，不少這樣的分享在社群媒體上被攻擊，被咒罵為情感勒索、賣弄消費。針對陸生的攻擊尤其嚴重，因為不少人將肺炎疫情的源頭指向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皆應為此負責。或者說，疫情讓仇中排外的國族主義情緒被合法地得以宣洩。關於這些攻擊、謾罵的討論，你可以往後翻到小誌中〈兩種「被黑者」的對話：創傷、謾罵與社會分析〉進行閱讀。

三、平行交錯的返台抗爭

為了繼續學習，為了能夠入學，為了維持在台灣的生活，為了親人愛人與朋友，境外生們從疫情穩定的5月底就為返台入境開始了抗爭。這是一場平行交錯的抗爭，交錯是因為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是讓境外生能早日回台，平行則是指不同身分的境外生（主要是陸生、港生、印尼學生）組建了自己的團體或發展各自的行動來試圖達成訴求，相互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連結。無法回台的境外生們多利用網路或透過記者、在本地的台灣辦事處表達訴求，境外生權益小組因為部分成員身在台灣，所以實際到教育部發起抗議，並嘗試針對檢疫費用、政治凌駕學權等問題提出較基進的訴求。

下表為境外生們所發起的主要抗爭行動：

返台抗爭的論述，主要是基於境外生經驗的受影響陳述以及對於入境管制的科學質疑。受影響陳述包括上文所說的遠距授課問題、生活被切斷的痛苦、對於入境管制的質疑則主要是利用公開數據、媒體報導中的資料探討境外生來源地疫情狀況與台灣的防疫量能（尤其是居家檢疫）。

境外生權益小組6月5日於教育部門前抗議時就提出，若校內檢疫宿舍可配合7月暑假開放，境外生分五批入境，每校每批平均僅需安置36人，結合台灣各大專院校宿舍容量，每所學校皆能達成要求，在9月開學前讓境外生全數入境。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與陸生返台推動組則在進行連署的同時兼做問卷調查，以數據呈現境外生返台意願、所受的影響以及配合政府檢疫的決心。例如，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特別強調「高達99%（295位）的香港僑生能夠保證絕對遵守台灣的防疫守則」，「55.4%（165位）的同學認為維持14日居家／集中檢疫、30.4%（90位）的同學願意提升至21日的居家／集中檢疫，14.2%（42位）的同學願意提升至28日的居家／集中檢疫」，為了返台甚至不惜提高隔離天數，讀來讓人心酸。

而印尼學生的連署，發起者和參與者幾乎全部都是新生，因為持有居留證的在學生可以正常入境台灣。雖然少了兩岸政治的風波，但他們的處境也有苦處，因為印尼在東亞整體疫情趨緩的暑假期間仍然維持著每日一千人以上的新增病例數，屬於高風險國家。而且，新生相比於在學生，所受的學習、生活影響相對難以呈現，他們尚未進入台灣生活，但在求學、報考的過程中也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只是這部分難以被看見。所以，印尼學生的連署策略性地講述印尼作為面積廣大的群島國的特殊性，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爪哇島，其他區域疫情穩定，希望教育部逐地區開放印尼新生入境。

學生之外，不少教授及大學團體也發聲支持境外生回台。中研院副研究員、交大社文所副教授王智明老師曾以「教育平權，全數回台」為題在教育部門前發言：

所謂「教育平權」是一個簡單明白的概念，學生既然繳了學費，成為我們的學生，學校就得要提供相應的教育，讓他學習與成長。這既是他作為學生的基本權利，也是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契約關係。今天，學校收了學費，就有責任在能力範圍內，提供最好的教育。任何使得教學無法遂行的狀況，學校以及主管機關教育部，都有責任和義務予以排除⋯⋯我們今天之所以站在這裡，不是為了別的，就是因為政治力的介入影響了境外生，尤其是陸生的受教權。如果在電視機和網路面前的朋友們曾經支持過「婚姻平權」和「多元家庭」，那麼「教育平權，全數返台」的訴求，也值得你們支持。「教育平權」與人權相關，亦是民主的表現。自稱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若是不能為這些因政治因素而受傷和受害的朋友們站出來，不是枉費了我們對民主的期許，放棄了人權立國的價值。

王智明老師強調的是境外生返台受教的權利基礎，以及政治力強行將學生依國籍身分區別對待的荒謬性。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也曾到場聲援，舉出身邊有博士陸生寒假去越南做田野調查卻因國籍關係不能返台的案例，批評防疫政策只看國籍不看科學。

政治力最誇張的呈現是在8月5日，當天下午教育部發函所有大專院校，准許所有在學境外生均可返台，其中包括陸生。各大學也依照此公文通知全部在學境外生返台日期，購買機票，進行返台許可的申請。然而，當不少陸生購買了機票準備入境材料時，教育部次長劉孟奇卻在晚間6點受訪到一半時改口稱此次開放不包括陸生，因為「跟兩岸相關的一些考量」。公然以兩岸政治因素排拒陸生入境，這是疫情以來的首次。教育部的政策「髮夾彎」迅速引起輿論批判，境外生權益小組於8月7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也發佈聲明，譴責教育部和陸委會的做法損害陸生受教權，有失公平。然而，面對教育界的抗議，教育部、陸委會及疫情指揮中心的回應卻是互踢皮球，甚至出現政府部門間互批失當、推卸責任的荒唐景象。最終，遲至8月24日在學陸生才和其他境外生新生一起被准許入境，影響人數超過五千人。

四、可以入境了，然後呢？

每一次開放境外生入境都令人激動、開心，但政策上的開放並不是終點，也是許多問題的開始。我們發現，境外生入境過程中面對兩大問題：第一是檢疫宿舍量不足，學生被迫入住價格昂貴的防疫旅館；第二是境外生入境需要透過學校申請教育部的許可，行政手續繁雜，不少學生因學校和教育部的行政作業問題而無法及時入境。

防疫旅館高昂的價格成為不少境外生來台的經濟障礙。根據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在6月初所做的調查，若於校外進行隔離檢疫，65%的學生都希望每日費用控制在一千五百台幣以下，只有約15%學生可以接受兩千台幣以上每晚的房價。然而，現實狀況卻是防疫旅館趁著境外生返台大肆漲價。根據境外生權益小組在8月初所做調查，每晚房費普遍高於兩千台幣，十五天檢疫花費高達3至4.5萬元，幾乎相當於境外生一學期學雜費。參與調查的境外生中九成認為防疫旅館費用過於昂貴。9月，隨著更多境外生入境，防疫旅館價格在此基礎上更加上漲，部分學校的學生完成檢疫過程需要花費五萬元以上。

居家檢疫，本是政府防疫政策的一環，也是入境程序的一部分。境外生有義務配合此政策來降低整體社會中疫病傳播的風險，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境外生和其他入境者在此過程中也犧牲了個人的自由、犧牲了在此期間學習、工作的機會。因此，十五天的居家檢疫是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對個人的要求，不應該被視為一種消費行為，也不應該將居家檢疫提供的公共責任推向商品市場。此外，居家檢疫中也存在明顯的差別對待，非中港澳學生，只要擁有台灣籍或居留證就可以在自己的住處進行檢疫，而大部分此批入境的境外生不論自己是否有住處都被要求在昂貴的防疫旅館隔離。

教育部在此過程中應負主要責任。它本應盡可能協調公共資源供境外生完成檢疫。但卻故意在6月中第一批境外生開放時，命令各校境外生必須於防疫旅館進行檢疫。到7月初，教育部才慢吞吞地發文給各大學說可以準備檢疫宿舍申請，但各大學要準備足夠的材料，向衛生局申請檢疫宿舍核准，過程非常繁瑣，不是想辦就能立刻辦的。教育部不提供協助，還拖延各大學申請的時間。結果，這兩個月回台的境外生幾乎都無法入住檢疫宿舍，都要將錢塞進檢疫旅館的口袋裡。8月底，看到境外生返台人數不如預期，教育部在抗議之下才協調了集中檢疫所相對平價的床位（一晚一千五百元）來滿足學生需求。

防疫旅館的經濟門檻之外，部分境外生還因學校與教育部的行政作業問題而無法入境或被延遲。光是境外生權益小組就收到過政治大學、文化大學等境外生入境受阻的案例。

港生W同學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新生。7月底，學校說他們大概可以在8月17至19日這個時段中選擇回台。於是，W同學買了一張17號的機票。但是因為申請入台證和入境批文進度過慢，8月17日他無法登機，只能花錢更改機票至26日。沒想到校方在向教育部呈報資料的過程中又延誤了，導致教育部以時間不足為由，單方駁回所有26日到台的批文申請。學校和教育部互相指責對方不按要求辦事，無人願意負責，受損的只有境外生。W同學默默地一次又一次被延誤回台，光是更改機票就花費3,400台幣，學習被延誤的損失更難以計算。

中國文化大學的情況則更嚴重。因為多次申報資料出錯，整間學校的境外生返台申請都於8月底被教育部暫停，時間長達一週。不少學生都是在訂好了機票和防疫旅館後才被告知無法申請入境。教育部說暫停申請是為了懲罰學校，但實際上卻都是境外生在默默承擔損失。

返台路漫漫，一波何止三折。如今，大部分境外生都成功入境回台，也有一些同學心灰意冷而放棄返台繼續學習。回望整個境外生返台（運動）的過程，我們看到，政府沒有在疫情這種特殊時期選擇與境外生一起共渡難關，而是採取了切割、封鎖的策略來將我們作為外人排斥於門外，確保「台灣人」的健康與安全。

我們感受到不安，認識到差別，「平等地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想像如泡泡一樣被戳破。政府的推卸責任、民間社會的惡意被赤裸裸地擺在面前。從此以後，我們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安心當個學生而已。恐慌、畏懼、失望、厭惡，種種情緒縈繞心頭。

然而，僅止於此嗎？

不。我們不安，但並未頹廢。我們失望，但並未絕望。我們意識到，自己是非公民，自己是這個社會中隨時有可能被剔除、切割的部分，我們所要對抗的是公民／非公民的界分與排除，我們不求政府的承認，但求民間社會可以突破國籍身分、性別、族群的疆界可以在面臨危機與壓迫時團結於一起。

風雨中，境外生、所有非公民、所有人民，團結起來吧。

撰文 境外生權益小組 阿草

本文為境外生權益小組的小誌第三輯「同樣是學生，待遇大不同：境外生制度差異回顧」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