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之下，同志影像与快速萎缩的同志运动一脉相承：从一次广州同志影展说起

作者按：本文写于5月中旬，原本只是想反映同影制作与放映在当前中国的现状，试图为后来人带来一些启发。稿件历经多次修改，文章尚未正式发表，港府便在6月11日突然宣布因应维护《港区国安法》而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且即日生效。“欧亚彩虹周”因无法获得《同爱一家》的许可，不得不取消放映。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中所阐述的“中国经验”，以及我所描绘的中国地下电影制作与放映图景，对于香港来说似乎有了更为切身的借鉴意义。由于香港电影放映更为自由与宽松，疫情之前我经常南下来香港看电影。《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初，我便意识到香港的剧变将是全方位的，而电影没有理由是例外。对于此次电影检查条例的修订，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港区国安法》治下的我们，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被时代裹挟着向前。

作者 | 水泥

这几年，华语同志影像呈现喷薄之势，显得相当热闹。但在这种热闹之中，不难发现华语同影如今的核心在台湾与香港。尤其是台湾同影，得益于同婚合法化后社会关注与讨论的提高，以及社会包容度的提升，去年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夺得了一亿三百万新台币的票房，刷新了同影在台湾上映的票房记录。同影在台湾已经融合进入主流。

反观海峡的另一边，一度产出过《霸王别姬》《东宫西宫》《春风沉醉的夜晚》的中国同影，已沉寂了很多年，鲜能出现具备影响力的作品。更何况，尚且不论自身同影的产出，如今就连银幕上的同志形象，也频频遭到审查与阉割。想在中国的电影院里正大光明地“看见”同志群体，如果以前还只是挺有难度的事，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奢求。

影像到底只是试图反映现实。中国同影的现状，与快速萎缩的同志运动是一脉相承的。4月20日，受到微博上对性别组织及行动者围剿的波及，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宣布停止社团的所有工作，而更多的高校性别社团至今依然在被狙击，并持续受到来自校方的压力，大量的校园性别社团被迫关闭。这还只是近年来国内性别运动屡遭打压的冰山一角。

但这种全方位围剿并非是严丝合缝的。在特定的时机，也会有些许微光在缝隙中透出，照亮脆弱的同运与同影。今年1月我在广州参加的同影展，便是这样的一个短暂的窗口。

该华语同影展名为“BE PROUD”，由当地某个民间放映策展。在此之前，在广州能够成体系地放映同影的，主要是每年骄傲月由各国领事馆联合发起的展映，但场地是在领事馆内，而非影院。另外，各同志组织也曾尝试过组织同影的放映，也就是社区放映，但往往只是单独放映个别影片，且鲜能在选片中体现连贯的策展思路。这是我第一次在广州看到有人组织如此规模的华语同影展。我在这场影展当中并不只是一名观众，也是选片之一，并担任了其中一场映后谈的主持。该次影展中展映的四部电影，我选入了其中两部，还参与了另外一部电影的 DCP（数字拷贝）授权联系工作。有趣的是，这四部电影刚好分别反映着在当下的中国，同志运动与同志影像如果依然要前行，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方式。这四部电影分别是《彩虹邮轮》《上海酷儿》《安稳觉》《叔·叔》，前两部是纪录片，后两部是剧情片。

《彩虹邮轮》在该影展的放映，理论上属于“全球首映”。该片导演蒋能杰在2020年将其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资源直接发布到网络上，并且事先不向观众收取任何费用，获得了大量关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网盘上映”，近日另一部讲述山东“合村并居”的拆迁题材纪录片《何以为家：沉默》，便是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蒋能杰的《彩虹邮轮》，跟拍了中国同志组织“同性恋亲友会”（以下简称“亲友会”）的一次大型活动，纪录亲友会成员以及船上的其他活动参加者。这个大型活动就叫彩虹邮轮，亲友会招募并组织参加者搭乘游轮前往东南亚国家旅游，在游轮上会安排晚会、相亲会等活动，制造一个“海上乌托邦”。这便是《彩虹邮轮》的核心内容。

在片中不难发现，亲友会在拍摄中向蒋能杰科普了不少性别知识，间接协助他完善了创作思路。亲友会显然试图借助蒋能杰的影响力来宣传自己的运动路线，而蒋能杰本身具有朴素的正义感，也很希望能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与“网盘上映”来传播同志影像，制造议题热度。然而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这部纪录片至今未能如愿地“网盘上映”。

亲友会与蒋能杰的这一搭配，从成片的效果来看，显然是力有不逮的。由于拍摄内容基本局限在游轮的活动上，内容体量上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纪录长片。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蒋能杰选择聚焦在亲友会成员“微凉”的妈妈身上，以她的故事为主轴，带出出柜以及身份认同的议题在社群当中是如何被谈论的，继而试图反映国内性少数社群的生存状况。这也暗合亲友会一直以来的“出柜”与“做真我”的运动路线。

只是，镜头大部分时间局限于亲友会的视角，遮蔽了同运以及同志群体的多元样貌；而蒋能杰的知识储备又不充分，使得纪录无法刺破表象，只能隐隐触碰到这个“海上乌托邦”的脆弱，而无法真正“看见”被无情的现实砸碎后的性少数群体是如何生存的。倒是如今这个一直无法“网盘上映”的僵局，更能让当局迷者看见那头房间里的大象。也因此，双方的愿望都在一定程度上落空了。

陈想起及其团队所创作的《上海酷儿》，同样是一部纪录片，但其创作思路与过程，和《彩虹邮轮》截然相反。陈想起是“上海女爱”的核心成员，在同运这个议题上已经深耕了十数年，与很多上海的同志组织都有来往。在访谈中她表示，用影像纪录上海同运的想法由来已久，直到2017年才逐渐采取行动。被问及为什么是2017年时，她表示，一方面是那时候和一个平时有在跟进“上海女爱”活动现场拍摄的志愿者沟通过，双方都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便开始共同创作；另一方面是当时大环境在明显恶化，同志组织想要举办线下公开活动变得越来越难，闲了下来，便有时间去想如今的自己还能做点什么。两个因素相互叠加，拍摄《上海酷儿》的想法就坚定了下来。

陈想起对于《上海酷儿》这部纪录片一开始的设想，是想借纪录片来回顾上海同运的历史，去反思当前社群自身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将来又要何去何从。从成片来看，陈想起的这个初衷是基本达到了的。正如她所说，创作团队里的成员大多并非专业出身，而只是同运行动者在纪录自己的社群，所以整部纪录片的创作技巧是相当笨拙的，基本相当于将各个上海同志组织的受访影像拼贴起来。在这种笨拙之下，无法掩盖的是影像人类学实践中所闪耀的光芒。正因为陈想起团队就来自中国同运社群，所以 ta 们把握得住时代的脉搏，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窗口，抢救性地纪录下了上海同运的一些鲜活历史，凝结成一份厚重的档案，让社群以后能了解曾经的上海同运是怎样的。比如 ta 们曾经纪录过的上海骄傲节，去年举办完最后一届后便宣布停办，就连让此片首次亮相的上海骄傲电影节，也伴随着上海骄傲节一起寿终正寝。纵使笨拙，这样的抢救性纪录也弥足珍贵。

与创作思路相匹配的，是《上海酷儿》的放映模式。《上海酷儿》的首映是在2019年的上海骄傲电影节上，被选为闭幕影片。首映过后，陈想起 ta 们原本是打算在全国做巡演的，无奈被2020年的疫情给打断。这两年以来，ta 们已经在全国五个城市举办过14次线下放映，并在线上进行过4次放映。与《彩虹邮轮》相似地，这部独立纪录片的线下放映也很可能遭遇“不可抗力”的场外阻挠，因此 ta 们一直以来也都相当谨慎且担忧。

在放映上与之相似的，剧情片《安稳觉》大多也只能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学术放映来面世。从成片来看，导演蒋鸿宇显然完全没有打算让《安稳觉》获得龙标（公映许可证，俗称“龙标”）。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男性裸露镜头，甚至有一段同性床戏。对于他来说，表达才是最重要的，其余一切都要为表达让步。他在映后谈中也明确表示，不希望这部作品被贴上“同影”的标签。他在创作剧本时，反复地修改剧本，直至他认为故事当中的角色换成任何性别都说得通，才终于感到满意。情感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可以说，蒋鸿宇这部剧情片在创作脉络上与同运是没有丝毫联系的，制作上更是几乎没有在现实的同志社群中汲取养分。蒋鸿宇的表达，是独立的，是只关乎自身的。可以想见，这种低成本独立制作剧情片，在未来会是中国同影的主流。制作模式上相近的，便是在2019年获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中的评审团奖的《再见 南屏晚钟》，完全没有试图获取龙标，大胆地进行作者表达。

今年在中国大陆院线公映的《缉魂》与《秘密访客》，与之相反地，便是为了争取能够进入大陆电影市场的机会，极尽所能地自我审查，力求审查部门能给电影中避无可避的同志元素放行。且不论疫情是否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为数不多保持强劲的电影市场，这个在2020年受疫情重创，全年总票房却依然能达到30亿美元的诱人蛋糕，已经让好莱坞即便面对中美两国政府日趋激烈的全面对抗也依然舍不得轻易割舍。所以《缉魂》与《秘密访客》的这种自残式妥协，在商业逻辑上便一点都不难理解。

但更值得留意的，是这两部电影一方面在配合审查部门主动选择“入柜”，另一方面也在迎合中国大陆观众对于男同志群体的刻板印象。考虑到《缉魂》与《秘密访客》的导演均为台湾人，而且《秘密访客》的导演陈正道曾执导过著名同影《盛夏光年》，这种性别意识的“倒退”便显得更为耐人寻味。从制作动机上来分析，出品方认定中国大陆的观众对于男同志群体依然有着大量刻板印象，迎合他们猎奇的观影心理才能获取更高的票房，或许是这两部电影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这一点的根源。只是，这进一步戕害了商业片导演本就残存不多的作者表达空间，也更能体现出《安稳觉》与《再见 南屏晚钟》果断选择独立小成本制作的优势所在。

在以上三种模式当中，创作者迫于大环境都不得不有所取舍，同志影像与同志运动之间的互动是磕磕绊绊的，更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作为参照物，来自香港的《叔·叔》便是成熟的绝佳范例。《叔·叔》的剧本改编自江绍祺的学术著作《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这部人类学田野调查著作出版于2014年，而杨曜恺是在2015年经朋友推荐接触到了它。杨曜恺在接受《端传媒》的专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是“纯粹想替一个少数群体发声”，因为自己也是少数。

经《男男正传》接触到数位老年男同志后，杨曜恺还做了更多的田野调查，花了一年半才完成了《叔·叔》的剧本创作，力求贴近生活，所以这部剧情片看起来会有种纪录片的质感。但杨曜恺想要的还不只是这样。在《叔·叔》中，除了讲述这些老年男同志的情感与人生，他也试图为这些困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加入了倡导成立同志养老院的故事线，并让其中一位老年男同志在立法会咨询会议上现身说法。

由同志运动的成果，转化为同志影像，再试图通过同影来进行更广泛的公众倡导，倒逼立法机构重视同志议题，保障同志权益。《叔·叔》的这种良性互动模式，在香港这样性文化上相当保守的环境中显得更加难得。但这条路线在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并大举搜捕、检控民主派人士后，却面临夭折的命运。毕竟在香港，同运并非孤立于民主运动而存在的，深耕同志议题的活动人士与民主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自北方的这股寒流，如今也侵袭进香港了。

中国同影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想要通过四部影片就得到答案显然是痴人说梦。但这次同影展能在广州顺利办下来，本身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采访的过程中，《上海酷儿》的导演陈想起便对此次影展的顺利举办感到惊讶，对此我也有同感。广州早已不是当年那座公民社会活跃的城市，四部没有龙标的敏感题材电影能够在影院光明正大地放映，如果不是得到了广州当地文化执法部门的默许，是绝对不可能成事的。换句话说，这次地下放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真正触碰到权力部门的红线。毫无疑问，这四部电影，尤其是《彩虹邮轮》《上海酷儿》与《安稳觉》这三部中国大陆的同影，在制作与放映的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可抗力”的阻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广州的这次同影展证明了，在中国，同影还没有被赶尽杀绝。后来人如果还想拍摄同影或组织同影放映，那么多少可以借鉴这些思路。

但这一点微弱的窗口，其存在与否是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我在上文所阐述的判断，说到底只是一种猜测，作为弱势方的电影创作者与民间放映是无法向权力部门索要一个确切的答案的。归根到底，这依然是自我审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们与权力部门不成文的默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各方面情势都显得尤其紧张，像广州同影展这样的放映活动注定是昙花一现，而对同运的围剿也有增无减。就以上个月的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为例，很多同志组织被要求在当天不得发布与该话题相关的公众号文章，发布过友同文章的公众号“全现在”以及深耕性别议题的公众号“回声Huisheng”更在当天被屏蔽所有内容及停止使用账号。

同影、同影放映与同运，不得不在此时此地谨小慎微地求生存。

作者简介：曾任NGOCN文化版编辑，现为独立撰稿人，曾于《端传媒》发表影评《〈一秒钟〉撤档、删减与低调公映：专属于中国影迷的创伤式观影体验》。约稿请通过邮箱[email protected]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