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身体探索，让人性互助不只停留在一些危急时刻｜接力访问077 怡宁
聊天的时候怡宁的手臂在跳舞。她坐在我对面，一家面包店里，上海刚刚下过大雨。手一开始还没抬起来，但是随着“身体探索”、“身体介入”、“穿针引线”、“建立连接”之类的词语蹦出来，她的上半身就加入了聊天，手臂在空中蜿蜒扭动，帮助解释一些曲折复杂的心境和遭遇。一直到聊天结束都没怎么放下来过。一个灵活的人。
之前在丸仔那里了解过他的“接触即兴”，相比之下，怡宁甚至连对外活动的名号都没有，合作的小伙伴有两个，小黄和小黑，三个人管自己叫“臭皮匠身体协会”。没有公众号，从未在正经的舞房做过活动，也从未自己发起过什么活动——他们以一种松散、游牧的方式接受邀请、支持朋友，同时结识不同的人群。
怡宁在 2023 年才开始用“接触即兴”来表达自己的种种思考，在此之前是做学问。她是一个人类学者，从大部分生命时间来看，她都在学界度过。她 1990 年出生在浙江金华下面的浦江县，本科学了日语，在日本读了硕士，又去德国读了第二个硕士，田野在荷兰做，然后回到德国，签下人生第一份工作合约，在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学界知道这个机构的分量。怡宁说，对于有长期或者终身合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堂。
不过这份合同怡宁只做了三年。她有自己过不去的东西。
事情还是要从她在荷兰做田野开始说起。怡宁到荷兰的时间是 2015 年的四五月份，她在北部一个叫格罗宁根的地方做难民研究，具体的落脚机构是当地一个彩虹组织。组织会有不同的团队做不同的主题，比如老年、青少年等等，而怡宁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难民团队。该组织总部在阿姆斯特丹，和总部不同，格罗宁根的分部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强调大家在此以社交和促进友谊为主，不能和难民申请有过多牵连。
怡宁一边做志愿者，一边眼看着团队领导层从荷兰白人换到曾经的难民申请者，也目睹了组织中的种种波折。这些成为她深度田野的基础，并以此为项目开始博士研究。她和经常参加团队活动的一些资深成员住在一起，看到“水面下的讨论”：虽然不能和政治或难民申请挂钩，但大家不可避免地在团队活动中进行相关讨论，因为团队活动本身就是参与者难民申请过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比如如何证明自己的性取向——进入这个组织、拿到活动参与证明本身是一种证明，只是在法律上不具备效力。
那一年我做的主要内容就是帮他们收集这样的证据，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寻找不同的朋友去写一封信件，这个人他可以在信里面写——不能用断言的方式说我知道他就是同性恋——而是说我认识他、我跟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使得我们怎么样，反正对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网，搜罗这些东西，要收集几封信件。我们只知道我们不能写什么，但具体要写什么，找什么人、多少人，才能在官司里面起到作用，则是完全未知的。
我的朋友大多数是来自非洲，这和 2015 年起整个欧洲的难民潮所关注的群体，比如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有非常大的不同。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乌干达。他们在荷兰生活，打黑工，这样他们跟荷兰当地各种各样的联系就慢慢地浮出水面。我进入的方式就是（替他们或者和他们一起）去找他们认识的人写信，以及把口述的信件写下来（很多人不识字或不太会写信）。
在这个过程中，怡宁渐渐意识到了两种世界观的冲突，用她的话说，她透过不同人的生存方式看到了现代性、全球化和西方殖民视角在自己身边的演绎。但是让她最后走到一个情感临界点的事情，还是一个在荷兰“黑”了 20 年的朋友在她面前被警察拉走，强制遣返；而另一个朋友也处于胶着状态。此时规定的田野时间已经到了，她必须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新冠爆发，荷兰社会开始讨论对策，虽然官方还没有措施，但怡宁开始担心难民朋友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她知道他们的社会健康保障和荷兰公民完全不同。
她感到焦灼而混乱。一方面她的老师跟她说应该好好写论文，另一方面朋友们遭遇非常现实的冲击。“这和我躲在书斋里的天堂感和安稳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割裂。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产出的东西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还有更深层的质疑：她的学术到底是否建立在一种可靠的真实性之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人类学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个学术目的。裹挟我的就是学术目的和整个难民制度。我会带有预设地和难民朋友们相处，想要去框架化我们的共事，会批判和从心理上疏远我在的彩虹组织和难民制度，并希望（朋友们）可以成为从某种意义上的行动者。但是同时他们的第一要义肯定要先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和难民制度，特别是彩虹组织的心理距离相对亲近许多，甚至是依赖的。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和他们一起做申请，也没有办法对我们所在的组织产生信赖和更深的情感。在这样巨大的割裂感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遇，有没有产生过连接。这么多年的互动，这么多年的共事，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很亲密，但我仍然觉得我们是在各自的困境里找不到出路。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困扰我的议题可能就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就是人跟人可以怎么样连接，困境和困境可以怎么样对话。
怡宁是导师的关门弟子。在那一年，她的导师发现怡宁无法产出任何成果，交来的田野报告也毫不学术，而是非常情绪化和个人化。加之俩人在难民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都有不同，最后导师放弃了。怡宁开始尝试去投别的项目。换句话说，没有马上离开学界。
但困扰并没有消失。也许是一种事后总结，她对我说：“我没办法在书斋里做事。包括语言，我就觉得当语言被说出口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划定界限，就是一个有区隔性的东西。我会想，如果我们有更为身体性的相遇，也许就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连接。当然，只是我的遐想。”
就在那个时候，怡宁知道了樱井大造，日本帐篷戏活动家，知道他如何以帐篷戏为切入口做社会行动。“天，我觉得，这就是我缺乏的东西。”她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为何如何让自己认同的理念和更广泛、更多元的圈层发生关联，如何落地。
比如之前在进行博士时期的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和后殖民研究的时候，她就尝试过和同事合作，试图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
其实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理论都是从血肉经验出来的。我和正在进入这些理论的朋友们聊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过去我就觉得，你连这种基本同理心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但后来我就开始换了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有关系？
我一开始是在理论方面去考虑这件事情。虽然说马普所不教书，但是我有一些同事仍然会在大学里担任一两门课。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是在哈佛，在设计学院教 urban studies，城市理论和其他各类议题相结合的一门课，然后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通常我们进入理论都会读一些经典著作，通常这些经典理论更具理论性，以及白人视角。我们当时就换了一个方向，先从相对不太知名的有色人群学者进入，特别是跟他们血肉经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后来这门课大家都答得很好。
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一点，如何进入一个领域，或者说，如何讨论公共议题，前面的步骤是很重要的。这个话题如何触碰到人的内心，把人本身的脆弱性给挖掘出来，也是尤为重要的。
在从书斋到身体的思维转换过程中，怡宁到了上海。这是一个偶然——新冠时期回国手续复杂且混乱，恰好所里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兼同事可以结伴而行。回来随即进入一个茫然时期，用她的话说，遭遇了“反向文化冲突”：在陆家嘴这种地方会产生巨大的“我是谁我在哪”的抽离感，因为一开始住的酒店公寓，远离居民区，仿佛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也加剧了这种迷失感。后来她觉得，这种对“玻璃罩子”的反感和她离开学界的本质原因是相似的：她需要体验真实的连接。
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具体是怎样开始“接触即兴”了，这个开端对她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结束了那种迷失感。
身体既是一具社会性的身体，又是一具物理性的身体，对吧？社会性的身体会有一张社会性的地图，比如说，有一些禁忌的部位，它可以让你更加清晰地看见我的身体是如何被定性的，在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当中如何存在。然后“接触即兴”可以让你去发现物理性的身体。这两个结合要在一起，两边的工具同时作用，两张地图碰撞。
你的第一个舞伴是地板，但是你们两个人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重力一起跳。重力是一个在绝对意义上面平等、无处不在的东西。你只能学着去觉察，慢慢跟它交朋友，慢慢调和，这是一种非常本能的生存技能，也是一种更为有机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去映照出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明明我觉得这样更轻松，其实我是在不自觉地用力。
当你有了这样一面镜子的时候，它既是一个分析工具，又是一个可以让你把限制变为可能的工具，它具有开拓性。
之前跟库布里克书店一起做了一个以《始于极限》为主题的工作坊，差不多持续了 5 个小时左右。
先打开身体，用身体去碰撞，然后用身体去做支撑，让大家放松以及打开，再开始分享各自的问题，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把他们往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无法触及到的东西上面引。这样一种场域的建立非常重要。
因为比如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是我在主导整个空间，我在主导大家的注意力，是很有侵略性的。但是“接触即兴”是反的，你跟一个东西接触，你既可以说“我站在地上”，也可以说“地板在承接着我”。什么东西影响你，以及你在影响什么东西，是一种非常具身性的经验。
几乎所有“接触即兴”工作坊都有这么几个方面。“接触即兴”的创始人发起这样一个身体探索的时候，其实引领他的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在我毫无觉察的时候，我的身体在做什么”。
当你慢慢去做这样的觉察的时候，你跟世界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你会发觉原来我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走路，我会有这样一种习惯，在这个场景里面，我的身体会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然后你也许就会开始问，为什么我会是这样，我还可以是怎样，以及，这个环境本身它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接触即兴”其实玩的就是身体结构、重力及动能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同时能够引发的思考是无边无界的。
我们一直所接受并不断延续的是一种家长式的控制。“接触即兴”是反控制的路径。斯蒂夫·帕克斯顿，“接触即兴”的创始人，每当有人需要他给出一个更为权威的回答，或者需要他成为一个类似支柱一样的角色的时候，他都会避开这样的场景，绝对不可能给答案。但是这不代表他不能自由表达他的观点——你如何区分自由表达和成为权威这之间的微妙差异，已经很难了，而且你还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警惕自己。
我会看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进入“权威”语境，很恐怖、很可怕，而且你也无法告诉他。一个人在反对更大的权威，自己却在成为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比如说你要去论证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给大家普及，这条路是不太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它是一种权威的方式。但是你又要力所能及提供你的智识支撑，就是你得做事，但是你要避免教导别人。
我会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放弃过，虽然脱离了学界，但只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解决同一个问题。无论是让人生发出一些自主性也好，一些别样的关系也好，就是让这种人性的互助和关怀不只停留在一些危急时刻。
怡宁和深圳机构“握手三零二”有过一次合作，核心内容是带着大家行走体验南头古城。其中一个参与者在最后分享感言里说，“最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老师，而是每一位参与活动的人。”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真的很开心。”怡宁说。
Q：你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A：什么都很有趣。
Q：什么都很有趣？
A：真的，什么都很有趣。最近有一个身体练习，（身体斜过去靠向墙面）比如我现在靠的地方有几个点，跟人在一块玩会比较好玩。比如你把一只手放在我身体某个部位，然后你会施力，我就只用这个地方和你接触的面，给你提供对等的力量。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身体的力是这样流过去的，我身体在单面的膨胀感原来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其他部位放松、一个部位紧张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感知力，你关注的方向就变了，就不是我在靠这面墙，而是墙如何推着我，它推着我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它的支撑力是怎么一点点进入我的构造里的，就不会是殖民主义侵入式的那种。
Q：你最近有没有想解决的问题？
A：在想要不要给我室友的小狗买保险。最直接的问题是要不要买以及买什么，接下来是“我们在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狗生”，然后你会想它原本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Q：你要找谁来接力？
A：一个是我之前去贵州认识的“自然关系 The Knot”，文心和 Joy。她们通过户外运动来做人和人的连接、人和地的连接。她们在一起合作的方式，在我看来的确是非常女性主义的一件事。
还有潍坊的牟昌非，他在自己村里做乡村戏剧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我一般都是感兴趣如何去做。而且他做了很久，我也很想知道让他持续下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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