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20年智利抗争：与废墟同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

本文作者基于田野材料和智利本土公共人类学家的议程，提出以“与废墟同在”的态度理解起义的异质性和可能性：“起义发生后，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断，圣地亚哥“变得可以步行，必须步行”。

2019年10月因地铁票涨价而爆发全国性抗争，2020年10月25日就全民投票通过修宪的智利是2019年以来全球抗争方的大获全胜者，“反新自由主义”是这一胜利里得到实现的檄文口号。但这一口号是否足以涵盖这一不依赖工会和政党，而广泛连接原住民、女性主义者、学生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uprising）？本文作者基于田野材料和智利本土公共人类学家的议程，提出以“与废墟同在”的态度理解起义的异质性和可能性：“起义发生后，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断，圣地亚哥“变得可以步行，必须步行”。这使公民可以重新体验这座目前处于破坏状态的城市，并在被摧毁的城市中想象一个新社会。”智利曾经被捆绑在一套“拉美新自由主义灯塔”的叙事里无法自拔，如何超越一劳永逸推翻新自由主义的幻象，并在废墟里寻找重建的动力学则是今日智利抗争胜利后打扫战场最重要的任务。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本栏目非常有幸得到原作者首肯，中文首发文化人类学协会近日刊登的《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Global Protest Movements in 2019: What Do They Teach Us?）。正如他们所言，这批2019年正处在世界诸地的人类学学生带来不仅是田野里遭遇的运动，而是一堂切身的实验课：“抗争的诉求和风险不再与我们无关。抗争运动既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也极具戏剧性；运动中摩擦不断，既体现了抗争者顽强的生命动力，亦不失表演性。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本系列文章篇目可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

原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taying-with-the-rubble-chile-at-a-crossroads
原作者 / Pablo Seward Delaparte
译者 / 王鹏
校者 / Joy
编录 / 曾毓坤

胡安（Juan），一个外来的街头摊贩，骄傲而从容地坐在他的手工纺织品旁，在广场地面的白布上展示这些货物。在去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期间，我曾多次目睹胡安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拣起白布的四个角，将白布及其中包裹着的纺织品挂在肩膀上，逃离警察，在不得不再次逃离之前,找到另一个街角,出售他的纺织品。“一切都变了，”胡安告诉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多起抗议活动席卷广场所在的城市，他一直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胡安间接提到了这样的事实：在起义（uprising）发生后，由于警察一直太过忙碌而不再继续骚扰他。今天，胡安似乎不再保持警惕。他只是在这被抗议者们更名为“革命广场”的外围自由出售货物的十几个外来小贩中的一个。抗议者们还在广场空地上用喷漆写下了起义期间所有被国家杀害的人的名字。在这个炎热沙漠的白天，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有这些名字威严地闪耀着。

革命广场，安托法加斯塔，2019年12月20日，Pablo Seward Delaporte摄

这一交流于2019年12月中旬在智利北部的大城市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发生，此时蔓延全国的起义发生已有两个月。与胡安会面后，我走到离革命广场只有五个街区的安托法加斯塔主广场。在途中，我看到抗议者烧毁了这座城市最大的连锁药店，并用潦草的字迹在其熔化的锡制防盗卷帘上写下了谴责养老基金私有化的口号。一到主广场，被斩首的路易斯·席尔瓦·莱萨塔教士（Monisor Luis Silva Lezaeta）雕像在被毁广场的废墟中显得格外突出。抗议者用黑色涂鸦抹去了雕像下方铜牌上原先关于莱萨塔教士的描述——安托法加斯塔市的“第一任主教，北地及其文化，城市和同胞的伟大牧领”。在这一描述的上方，他们写下了“ Newen！”以取而代之。Newen是马普切人（Mapuche）的语言里“权力”的意思，他们目前正领导着一场长达数年的的从智利南部州收回土地的斗争。覆盖在莱萨塔教士被斩首的雕像膝盖上的白色横幅上写着：“教会撒谎；教会盗窃；教会奸淫”。

全国性的起义在安托法加斯塔留下的痕迹揭示了由多样的、相互交织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一系列要求。女性主义者对性别暴力的抗议，与去殖民倡导者对教会的拒斥、反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服务私有化的抵制以及基于人权的对国家暴力的批判交融在一起。胡安对起义的支持可能与其中的一些主张产生共鸣，但他告诉我，作为外来移民，这些主张对他来说似乎是陌生的——他对起义支持更多地是以他新近获得的在街头出售的自由为前提的。从2019年10月突然上街的胡安和许多其他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如何看待这场起义？在这篇对智利起义的简短反思中，我阐述并批评了政治界、学界和新闻媒体中一种固有的趋向，即将智利正在进行的抗争活动视为遵循清晰的历史轨迹发展的，将抗争的诉求简化为由明确主体表达的连贯一致的目标。在我看来，民族志工作者应以特定的视角深入混乱而未完成的抗争中，以这种方式去充实而不是简化起义的历史的、主观的和政治的意蕴。

被斩首的塑像, 安托法加斯塔，2019年12月20日，Pablo Seward Delaporte摄

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2007，233）在一篇暗示性地题为“68年五月风暴并未发生”的短篇中指出，在社会抗争活动中，“事件中总有一部分是不能被任何社会决定论或因果链条化约的”。根据“经济和政治因果链条”来确定一次社会起义的“后果或影响”可能会使我们忘记起义）最初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它开辟了一个可能性的新领域”（Deleuze 2007，233）。类似地，社会学家和革命家拉奎尔·古铁雷斯·阿吉拉尔（Raquel Gutiérrez Aguilar）（2014，xxvii）在她关于玻利维亚2003—2005年土著起义的著作中也提到“理论家……执着于使行动……与僵化的框架相适应”。古铁雷斯·阿吉拉尔（2014，xxviii）的“批判性”方法不是从“陷入冲突的各个群体的识别和界定”开始，而是“（推崇）对于特定时刻的研究，在这些时刻，人们否定或克服个人身份”，新的历史、主体和主张成为了可能。在下文中，我概述了关于智利起义的主流解释，并提供一种强调生成过程的替代阐释，即对霸权历史秩序、主观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重构。

智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加布里埃尔•萨拉萨尔（Gabriel Salazar）称其为“智利历史上发生的时间最长，最暴力和意义最为重大的‘社会起义（uprising）’”（作者的翻译）。这一活动始于安托法加斯塔以南一千多公里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2019年10月14日，数百名高中和大学生通过集体翻越地铁闸机，以抗议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10月18日，地铁抗议活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抗议者(据称)破坏了圣地亚哥136个地铁站中的80个，并使其陷入瘫痪，整座城市因而陷入了停滞。当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的右翼政府开始将抗议者构陷为一小波由少数派组成的叛乱分子，将票价上涨作为其实现政治利益的武器时，在圣地亚哥的大街上，人们高呼：“不是三十比索，而是三十年！”，来反驳这一说法。该口号清楚地表明抗议并不是一群鲁莽青年针对特定部门的抱怨。相反，正如口号所暗示的那样，抗议活动是全国人民对三十多年的“民主”政府的强烈抗议。自从智利在1990年从军事独裁政权过渡到民主制度以来，名义上的民主已经有效地转换为成了真正的人民主权。正如人们经常描述的那样，这项“协议”向先前掌权的军事和独裁右翼政党保证，民主将在不威胁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同时满足公民的要求，而对于大多数智利人来说，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像是自由现代性的空洞承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地亚哥地铁是抗议活动最为恰当的符号。于1975年由皮诺切特政权建造的地铁以其“干净的列车和充满艺术气息的车站，已成为智利是拉丁美洲地区‘尖子生’的一大象征，该国30年来实现了 GDP十倍以上的增长，而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仍在挣扎”（Garnham 2019）。然而，在这一进步与繁荣的假象背后，是地铁以其高昂的票价将城市割裂开，这也象征着对大多数智利人来说，过去三十年所谓的“智利奇迹”都是谬论（Garnham 2019）。十月抗议发生的前几天，皮涅拉大言不惭地宣布，在“混乱的拉丁美洲”，“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民主稳定的绿洲”。焚烧地铁对抗议者来说是一种方式，清楚地说明了与其承诺的稳定民主相距甚远，智利社会实际上烂到了里子里。

被破坏的圣地亚哥地铁站入口，圣地亚哥，2019年11月10日，Cristian 摄

皮涅拉右翼政府对起义的回应是迅速的威权统治。10月19日，皮涅拉发布法令，宣布智利主要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和宵禁，并在隔天宣布：“我们正在与强大、无法和解的敌人作战”。尽管采取了有限的缓解措施（包括中止地铁价格上涨），但抗争活动（protests）仍在进行，最终成为了智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120万人在圣地亚哥的主广场抗议。尽管抗争在圣地亚哥最为突出，但智利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有数量空前的人们在游行，暴动，焚烧，洗劫政府大楼、教堂、银行、连锁药店，尤其是超市。政府所采取的国家暴力行动，使(人们将)皮涅拉政权与皮诺切特政权相提并论，一次人权危机出现了：仅在抗议活动的头两个月就有31人死亡，1.3万人受伤；2019年10月，有针对性的警察暴力导致285例严重眼部受伤；到2020年3月，共发生490例暴力侵害妇女的案件，包括酷刑和性侵犯。这些事件迅速给予了起义超越最初抗争的动力，并为抗议者提供了广泛的合法性。

该如何解释普通民众明显基于突发地、大规模地对这个国家的控诉？就在起义发生的短短几天前，它被总统形容为拉丁美洲的“绿洲”。尽管对抗争运动（protest movement）的时机和蔓延感到惊讶，但许多左派专家和学者早已预见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崩溃，并将这一时刻视为这场崩溃的顶峰。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洛斯·鲁伊斯（Carlos Ruiz），他与2011年学生运动中涌现的新左派政党集团关系密切。在为2019年的起义埋下伏笔的各种书籍中，鲁伊斯描述了曾经的霸权体系的逐步恶化。在“幸福的1990年代”间（Ruiz 2015，142），这一体系通过承诺个人成功与国家繁荣，曾在大众阶级之间形成共识。对个人成功和国家繁荣的承诺是以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为前提的，这一承诺以心照不宣的方式被用以换取民众对从皮诺切特时代沿袭而来的“受保护的民主制度”的接受，而在该制度中“合理的政治被严格地从社会中分离和屏蔽”（ Ruiz 2015，16）。鲁伊斯认为这一秩序是新自由主义的，它使得“政治和经济……由于社会的动力机制而不再出现在个人的眼中”，而是以“某种被给予的、被强制要求的事物”的形式出现（24）。这些承诺未能兑现，智利仍然是世界上经济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旧式法团主义福利国家里，“国家干预社会行动者的构型以控制他们的协定和契约”（Ruiz 2015，110），而在这样的国家缺席的情况之下，饱受侵害的个人变得“对政治领域感到幻灭从而放弃对前景的展望”（Ruiz 2015，114）。正如鲁伊斯（2020）在他最近出版的关于十月暴动的书中所详述的那样，这些人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加入工会，学生联合会和政治党派。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形成了跨越中产阶级和大众阶级的新社会团体：被广泛定为非法的的蒙面人（encapuchados,西班牙语），女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集体，城市维权团体，环保主义者，等等。这些新主体昭示了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未来正在从声名狼藉的正式政治领域之外生发出来。

在这里，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主位意义上（emically）的有力概念，具体地指涉所谓的“模版”。它指的是皮诺切特1980年宪法所建立的附属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批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宽泛，无所不包的（框架）”，可能“对学科归纳性取向提出挑战”（Ganti 2014，100）。这一批评在智利并不适用。在这里，尤其是在当前的起义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有丰富的民族志意涵。抗议者明确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谴责昂贵且排他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智利起义中已经出现了传遍世界各地的口号，通常关涉的是新自由主义下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的生产：“逃票、拒绝付钱，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斗争）直到尊严成为一种习惯”，“智利醒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篇《纽约时报》上有关智利抗争的重要文章标题十分明确：“不平等的独裁传统引发大规模抗争”。而实际上，尽管大规模骚乱是突发的，但十月起义可以追溯到2006年和2011年反对教育私有化的学生运动，以及自2013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反对养老金私有化的大规模运动。可以说，抗议者最早的功绩之一是为一项多党协议创造条件，该协议规定了全民表决以重新制定1980年宪法的可能与机制。自组织制宪会议在全国各地的社区中有机地出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接管了通常由国家所垄断的职能。2020年10月25日，绝大多数智利人（接近80％）投票决定通过仅由公民组成的制宪会议来重新制定宪法。

警车与抗议者冲突，2019年10月21日，todosnuestrosmuertos摄

但是，新自由主义和1980年宪法是否准确地代表了整个起义的外部环境和轨迹？毕竟，引发抗议活动的地铁票价上涨，并非如料想的那样，出自于对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抑或由于某一次随机的市场激励，而是出自于拥有和运营圣亚哥地铁的国有公司依法制定的收费规则。此外，要求全民投票重新修订宪法的协议实际上遭到了部分街头抗议者的质疑和反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不足够的。至关重要的是，正如加布里埃尔·萨拉查（Gabriel Salazar）在其分析中指出的那样，抗议者所谴责的、以及鲁伊斯和其他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这些特征——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有限的民主制度，放任的经济领域——实际上这些都是智利长期存在的问题。萨拉查从普韦布洛麦士蒂索人（pueblo mestizo）或巴霍普韦布洛（bajo pueblo）人【1】的角度来思考起义，这部分人口自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占多数，而如今他们占“全国人口的52％至68％”。普韦布洛人“生来没有土地，没有合法财产，没有像样的历史，没有规范的语言，且由于西班牙国王的决策、而后又为了智利寡头商业阶级的利益，没有法定的权利”（作者的翻译）。直到1931年，劳工权利首次写入法律，这些普韦布洛人才获得部分表面的权利，并开始成为正式公民。但是，克里奥尔【2】精英的后裔仍然将普韦布洛人人视为野种（huachos）、局外人和掠夺者(afuerinos y merodeadores)，并在每次组织政治性活动时都将他们视为内部敌人(enemigo interno)。在萨拉查的解读中，2019年大规模走上街头的群众运动在历史上根源于上世纪40年代肆虐殖民地庄园的农村土匪以及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定居城市边缘并不断抢掠城市的乡村移民。

萨拉查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只能“用一种消费主义的外衣来掩盖普韦布洛梅斯蒂索人的诉求，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他们的长期边缘性，他们……对智利寡头们钟爱的西方文化缺乏认同感，并且因作为几百年来无法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人而感到由衷的愤怒”（作者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讲，鲁伊斯等人直接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根本隔离至少可以追溯到迭戈·波塔莱斯（Diego Portales）。迭戈·波塔莱斯是19世纪初的克里奥尔保守派，是智利共和国的创始人以及皮诺切特政权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民主……在美洲国家是荒唐的，充满了罪恶，其中的公民缺乏所有的美德”（Larraín 2014，88）。这种情绪植根于视普韦布洛梅斯蒂索人为未开化的种族歧视性的观念，它也持续强化着农业贵族出身的智利精英对这些人参与政治的深刻怀疑。在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时期，这位精英捍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皮诺切特受保护的民主模式下，智利幸免于弥漫于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叛乱气氛。这种形象仍旧存在于今天的智利，它仍在促进智利精英和西方盟友将智利描绘为例外情况的全球性宣传，即智利应当成为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西方、殖民地发展的典范，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应紧随其后（Larraín 2014，132-7）。因此，精英们铸就的智利当代形象是“一个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同的国家，不同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热带气息，这是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寒冷国家，并且已经克服了前现代的过去”（Larraín 2014，159，作者的翻译）。

因此，将2019年10月的起义解释为对新自由主义和1980年宪法的颠覆，可能会无意中低估了起义如何动摇新自由主义之前和之外的霸权历史秩序、主体性秩序和政治秩序。回到德勒兹（2007）和古铁雷斯·阿吉拉尔（2014）的观点，这样做可能会封闭一些由起义所开放的可能的领域，这种开放是通过识别存在于起义前的诱因，主体和主张而实现的。正如德勒兹（2007，234）在同一篇文章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可能（the possible）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事件创造的”。由于抗议者能够最便利地使用反新自由主义语言，反对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的最清晰的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并不是说谴责新自由主义的抗议者陷入了虚假意识——他们所说的确是“新自由主义”，但内涵有所不同。我认为智利语境中的新自由主义远远超出其他语境中新自由主义通常所涵盖的范围；“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由于起义的消解，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学者和专家们将起义化约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时，当左派机构将抗议者提出的多样要求当作对社会民主宪政改革的要求时，起义本身的彻底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削减了。

在这里，古铁雷斯·阿吉拉尔（2014，xxiv）所提出“斗争的实践范围”（它包括“可以从外部观察的元素”）与“内部性视野”之间的差异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变得极为重要。这二者的差异“可以通过分析已做和未说之间的矛盾、分析已说和未做之间的矛盾、分析隐性或显性的欲望或潜力的差别来进行研究”。智利人类学领军人物弗朗西斯卡·马库兹（Francisca Márquez，2020）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从抗议者破坏圣地亚哥市中心留下的废墟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起义。马库兹（2020，8）指出，起义发生后，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中断，圣地亚哥“变得可以步行，必须步行”。这使公民可以重新体验这座目前处于破坏状态的城市，并在被摧毁的城市中想象一个新社会。根据马库兹（2020，7）的研究，废墟将物质从其先前秩序中的功能性的和美学价值中解放出来，并使公民思考存在的新的可能性。从瓦砾废墟的角度看抗争活动，拒斥了用清晰的历史轨迹框定智利正在进行的斗争，并避免了将抗争的诉求简化为由明确主体表达的一致的目标。废墟代表着“一些事物永不可能恢复原样，除了虚幻的重建——对于原始模型的模拟、幻影和附属”说法的破产（Márquez 2020，10）。从这个意义上，马库兹（2020，10）认为，“并非通过确定性使我们平静下来”，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废墟“在不确定和含混的平面上运作：一切都在呼唤我们，但并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来为我们命名”。人类学家马库兹并没有幻想可能的重建，而是恳求我们与废墟同在，并“接受广场保持肮脏和毁坏”，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会看到“多样且混杂的占领”的出现（Márquez 2020，10）。

对于萨拉查而言，2019年智利军队尽管宣称拥有权力，但并未像以往情形那样大肆屠杀普韦布洛梅斯蒂索人，这一事实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可能性时代。2020年3月，智利的暑假结束，曾被预测将是起义十分激烈的一个月，而由该运动引发的全民公投原定于2020年4月举行。由于新冠病毒危机，紧急隔离和宵禁法得以通过，使皮涅拉政权有充分的理由将全民投票推迟到2020年10月，并迫使抗议者搁置抗争。反过来，新冠病毒危机顺带凸显了导致抗议活动的不平等现象，并且也暴露了当局处理危机的过程中的严重的问题。当然，由当下出发抗争活动将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但是，抗争发生的方式将与我们为理解这些事件而发展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本身如何形塑斗争进程密切相关。

本文受该系列原作者首肯翻译转载。如需转发，请邮件联系。

译注：

1. 南美洲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2. 纯种西班牙人的后裔

参考文献：
Deleuze, Gilles. 2007. “May ’68 Did Not Take Place.”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edited by David Lapoujade, translated by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223–36.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Ganti, Tejaswini. 2014. “Neolibe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 89–104
Garnham, Juan Pablo. 2019. “Why Chile’s Massive Protests Started with a Subway Fare Hike.” Bloomberg CityLab, October 26.
Gutiérrez Aguilar, Raquel. 2014. Rhythms of the Packahuti: Indigenous Uprising and State Power in Bolivia, translated by Stacey Alba D. Sk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rraín, Jorge. 2014. Identidad Chilena. Santiago, Chile: LOM Ediciones.
Márquez, Francisca. 2020. “Por una Antropología de los Escombros: El Estallido Social en Plaza Dignidad, Santiago de Chile.” Revista 180 45: 1–13.
Ruiz, Carlos. 2015. De Nuevo la Sociedad. Santiago, Chile: LOM Ediciones.
——. 2020. Octubre Chileno: La Irrupción de un Nuevo Pueblo. Santiago, Chile: T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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