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法桑：一支反共和主义的警察队伍？

3 月 4 日

与其他国家不同，法国警察既不需为社会服务，也不需向社会负责。它是一个国家机构，这要求他保证一定的中立性。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它首先成为服务于政府的工具，然后又逐渐独立于政府，甚至将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政府（不论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我并不只是要指出警察的工作在个人层面上的自由裁量特征（这是全世界治安部队的普遍特点），而是要强调警察机构在集体层面上相对于执政权力日益增长的独立性。

2023年6月27日，一名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开枪打一位17岁、拥有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血统的穆斯林少年NAHEL.M，并就“开枪”这一举动提供了与推特影像不符的说辞，点燃了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底层居民的愤怒情绪。这一事件被视为法国执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歧视的象征，并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暴力示威活动。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年轻人点燃汽车、建筑物、垃圾桶、投掷烟雾弹，并与警察发生了持续的激烈冲突，大批抗议者被捕，同时，不少店铺也遭到破坏和劫掠。自枪杀事件发生以来，已有数千人遭到逮捕或在冲突中受伤，直至7月中旬，这场大规模持续性危机才逐渐平息。

在事件中，不同立场的媒体分别以“暴乱”（ÉMEUTE)或“起义”（RÉVOLTE）进行称呼，大量暴力影像的传播以及围绕着它们争吵似乎稀释了对于事件发生背景及其动力的讨论与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眼光放回底层街区，了解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何以至于此？

事件余温尚在的当下，结绳志即将刊出一系列关于此次法国暴力抗议事件的译文，通过媒体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来揭示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移民政策、警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本期刊出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发表在《分析·观点·批判》杂志上的文章“一支反共和主义的警察队伍？”

本系列已刊出文章参见：

法国街头| 法国从来没有解决后殖民时代移民遭遇的歧视问题

 法国街头| 无休止的猜疑对底层街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重若千钧

 法国街头| 特龙：贫穷与不安是底层男孩们具体可感的现实

 法国街头| 杜贝：隔都化、郊区青年与一再发生的暴力冲突

法国警察工会针对街头事件发表声明，称示威者为“害虫（vermin）”。图源：Oplndia

这是一个道出事实的时刻，关于警察的事实，以及关于执政者的事实。代表了全国近半警察的全国警察同盟（Alliance）和全国自治工会联盟警察分会（Unsa-Police）两大警察工会，在因他们的一名会员杀人而引发城市大混乱的背景之下，发布了一份通讯稿。在通讯稿中，他们宣称自己正在与被他们称作“害虫”的年轻人“作战”，并且务必使这些人“无害化”，并且放话说如果政府不采取包括扩大警察特权、为警察提供更大程度的司法保护、要求司法部门更严厉地应对滋事者在内的“具体措施”，那他们就会“起来反抗”。

我们知道有些警察向来会把具有种族背景的年轻人称为“混蛋“，现在又把他们叫作害虫。我们记得全国警察联盟总书记两年前曾宣称“警察的问题在于司法”，而今天他们的问题已经在于整个政府了。面对媒体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强烈反应，两个工会给了一份没什么说服力的“懒人包解释文本”，他们在其中自称为“共和国价值观”的捍卫者，并且坚持使用“害虫”一词。他们说自己是“污名化”的受害者，就像每一次他们当中有人因暴力或歧视行为遭到曝光或质疑时做的那样。

面对这种将共和国公民非人化的言论和叛乱的威胁，第五共和国体制的担保者、急于惩罚违法少年父母的总统一言不发。总理可以指责不屈法兰西党（LFI，注：最大左翼政党，其部分国会议员拒绝谴责骚乱）不在共和国阵营之内，却没有在这些对她所领导的政府进行恐吓的言论中发现任何有悖于共和国之处。执掌共和国印玺的司法部长要求检察官对打砸橱窗者给出“坚定、迅速、系统”的回应，但当治安部队挑衅法官的独立性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内政部长本应保障“共和国机构的运作和团结”，但针对他手下这个部门的叛乱问题则只轻描淡写地表示他“不是来辩论的”。至于掌管共和国学校的国民教育部长，他忘了强调这些青少年并不是需要消灭的虫鼠，而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与教育系统不平等有关的因素而学业不佳。在如此明目张胆的危险面前，我们很少看到执政者如此畏缩。

如果说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害怕了，那并不是像很多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对城市混乱的扩张和延长感到害怕。他们害怕自己的警察。就像在面对黄马甲、面对反退休改革的示威者、面对破坏自然工程的反对者（注：指生态主义团体在Sainte-Soline水库施工现场的抗议行动）之时，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完全取决于警察。为了应对这些有关社会不平等、环境保护等重大议题的社会运动，他们选择给与专制的回应，这也就迫使他们必须确保警察的忠诚。我们的制度不再是警察听命于政府，而是政府屈从于警察。

当然有人可以辩解说工会通讯稿里的词汇仅仅只是词汇而已。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所用的这个词汇表达——让害虫无害化——具有一种演绎功能，它可以用来将警察滥用职权的行为合法化：在子弹射入Nahel胸口的几个小时内，人们去翻查、乃至伪造了Nahel的犯罪记录以便为警察的行为辩护（注：事发后曾有大量谣言流传称受害人有一长串前科，直到律师和检察官出面澄清其并无任何犯罪记录）。而在上世纪最恶劣的杀人计划（注：指犹太人大屠杀）中也伴随着相似的语言：人们当时曾说要“彻底战胜蟑螂”。

当然有人也可以强调这份通讯稿只涉及两个警察工会，他们的影响力诚然十分重要，但许多警察并不承认自己与这种将大众非人化的信息和对抗政府的威胁有关系。然而，除了法国总工会警察分会（CGT Police，注：CGT是法国最大工会，左翼背景深厚，但在警察当中影响力薄弱）明确要求改革警察机构以外，我们必须看到其他工会对于害虫无害化和反抗政府的呼吁都默不作声，很可能因为他们知道一部分会员对于这类语言富有共鸣。我们不该忘记，在2017年总统大选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现役警察都表示在第一轮投票给了勒庞（Marine Le Pen，注：最大极右翼政党领袖），这个数字是整体选民中相应比例的三倍多。因此警察朝向极右翼的极端化是一种真实的趋势。

这种令人忧心忡忡的局面是否不可逆转？肯定不是。在其他国家，警察改革是从议会报告、独立机构调查基础上着手开展的。Nahel之死，就像他之前许多死于警察暴力的人一样，本应该为此类倡议提供一个契机。但这并没有发生，相比之下政府更愿意去反驳联合国的批评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谴责。警察改革所依靠的执政权力要能够明白：拥有权威不意味着专制，相反，专制是衰弱的象征，他们要懂得如何与治安部队合作，而不是被治安部队的漫天要价所胁迫。否认警察暴力和警察队伍内部种族主义的存在，这是马克龙总统两届任期及其治下历届政府的一个标记，这也是一条难以区分看待事实的死胡同，因为这样就无法说明有一些警察是暴力的，而有一些也不暴力；也无法说明警察机构里有种族主义，但有些警察也尊重所有人。正如哲学家Cécile Laborde所强调的那样，共和主义的定义在于“统治的缺席”，以及“不受权力专断的压迫”。共和的警察应该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而不是对那些看起来像或被认为是二等公民的人施加统治。悖论的是，那些“二等公民”被指责成“反共和”，而恰恰相反，实际上正是他们在主张更多的正义和平等，换句话说，是他们在主张更多的共和。在针对政府采取的威胁手段之外，一部分法国治安部队的反共和主义滑坡还体现在对这些贫穷且具有种族背景的阶层的压迫。在这些阶层当中，家庭公民教育包括了一句父母从小就告诫孩子的话：千万不要反抗警察的挑衅和羞辱。如果国家领袖无法捍卫共和精神，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注】法国的警察主要指内政部下辖的国家警察（Police nationale，负责大城市）和宪兵（Gendarmerie，负责小城镇和乡村，也在大城市配合国家警察负责镇暴）两支部队，有时也可以包括各市独立管辖但权力很小的市政警察（Police municipale）以及非常罕见的乡村警察（Police rurale），统称为治安部队（Force de l’ordre）。

作者简介

Didier Fassin，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医生，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讲席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研究领域从公共卫生到政治伦理，主要著作有《治安部队：街区警察人类学》（La Force de l’ordre.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police des quartiers, Seuil, 2011），《世界的阴影：监狱境况人类学》（L’Ombre du monde.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condition carcérale, Seuil, 2015），《惩罚：一种当代狂热》（Punir. Une passion contemporaine, Seuil, 2017），《生命：批判性使用说明》（La Vie. Mode d’emploi critique, Seuil, 2018）

译者

吴樾，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