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承諾來得艱難

（原文刊載於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

作者：Yu Hui　　　　難度：★★★☆☆

　I.

　　我們動輒就可以許下數十個諾言——承諾母親會早點回家、承諾伴侶會愛對方一生一世、承諾朋友會應邀赴約。我們的生命中、生活中，都離不開承諾。我們都承諾別人甚麼，又要求別人承諾自己甚麼。承諾很多，多到我們平常都不覺得這是一回事。承諾愈多，就愈顯得它空洞，愈顯得它不過跟聲音一樣輕。

　　但承諾這行為，表現了人的甚麼特性？承諾，在人與人之間創造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承諾，何以來得艱難？

　II.

　　「承諾」這行為得以可能，最起碼需要兩個人或兩個群體。姑且叫他們做「承諾者」及「被承諾者」。在許下承諾的時候，承諾者及被承諾者都超越當下的環境，對未來有所投射。只有因為我們的目光可以離開現在、放到未來，承諾者才能許下諾言，承諾他（們）將來一定會如此這般。另一方面，亦只有當被承諾者對未來有所投射，他（們）才能理解「諾言」所指向的，是未來的事態或行為。承諾這行為，反映了人這種存在者的時間性（temporality），展示了人從來不是只活在當下，而是同時向着未來而活的。

　III.

　　承諾，亦需要語言。沒有語言，我們很難設想任何物種能夠許下諾言。首先，語言當然是一種工具。在我許下諾言的時候，我要能夠言說或者能夠寫字，才能表達自己，才能向他人許下諾言。但另一方面，比較容易被我們忽略的，是語言的公共性。在許下承諾的時候，語言可以說是扮演了公證一般的角色。本來，這個世界沒有我的承諾存在。就算我在心中默默想着要做某件事，甚至立定決心，必定要完成這件事，只要一日我未把它通過語言說出來，未讓它進入公共的領域，這個承諾就不存在。

　　雖然承諾需要語言，但同時，承諾亦可能是人類對語言濫用的極致。在這裡，我們不妨先區分開「承諾」和「契約」。契約可以有粗疏和嚴格的理解。在粗疏的理解下，契約的制定雙方（或者多方）通過共同承認的契約作條件交換。假如 A 君和 B 君定下契約，而 A 君不能履行契約中訂明的條件，那麼 B 君便有權按契約訂明的內容和方式制裁 A 君。而嚴格理解下的契約，則是具法律約束力，往往會由第三方 —— 執法者 —— 確保契約的執行。

　　然而，承諾卻和契約不同。承諾並不能作為依據，賦予權力給任何一方制裁或懲罰另一方。當我們說 A 承諾了 B 某件事，那麼就算 A 違背了他的承諾，無論是 B 或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懲罰 A。

　IV.

　　由於承諾沒有上述契約的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 ，一般人都會覺得契約更可靠。承諾的語言彷彿沒有任何重量，聲音劃過耳邊，甚麼也不會留低。

　　然而，儘管承諾沒能像契約般予人放心，我們都應該留意一點：從承諾到契約的轉變，不單單是從沒有 coercive power 的話語轉為有 coercive power 的話語；承諾和契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係。

　　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中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平等的對話和溝通是一種非暴力地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方式。在這狀態下，我們會透過承諾達到共識，化解衝突。然而，由於承諾——以至單純的溝通和對話——本身沒有 coercive power （本雅明甚至指出，在單純的溝通和對話之中，就算是謊言也是不可懲罰的），人們就會希望訂立契約，引入一種「暴力」——一種能確保契約受尊重，仍然行之有效的暴力。

　　然而，契約成立和暴力介入的一刻，「承諾」就被摧毀。原先由對話建立的人際關係，在引入契約的一刻，就變成了以暴力作為中介的關係。契約之所以能解決紛爭，是因為契約容許被違約的一方行使「暴力」，懲罰違約的一方。因此，維繫眾人的，不是信任和承諾，而是默許的暴力。

　V.

　　本雅明〈暴力批判〉的目的是論證任何（法律）制度和權威都是一種暴力的體現，並非分析承諾和信任，我們對這篇文章的討論可點到即止。

　　回到承諾的問題。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就說，承諾是政治行動 [註1] 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鄂蘭哲學的其中一個核心想法，是政治行動注定是「不可預計」（unpredictable）的。她認為，政治行動發生在「眾人」（plurality）之中，人與人的語言和行動互相交錯，編織成一個人際網絡，而在這個網絡中發生的每一個行動，都與其他人和他們的行動互相影響。由於我的行動必然影響到他人的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又或許會進而引發其他的行動，我這個原初的行動的影響，根本不可能由我一人預計。當一個行動在人際網絡中出現，它就已經獲得自己的意義和生命，不能被原初的行動者控制。

　　於是，鄂蘭指出，所有政治行動者都會遇上一個困局：既然每個行動的結果、影響和意義都不能完全由我控制，那麼我們憑甚麼要求他人和我們一起行動？在這個問題上，鄂蘭認為，承諾是政治行動的一個重要條件。要眾人一起行動（act in concert），我們需要行動者的共同承諾，儘管世界不一定像你我預期，儘管行動一旦誕生，它的意義就會脫離你我，我們亦無法預期它會引伸甚麼結果，但我們仍可以共同承諾，會繼續行動，直至我們看到世界變得貼近我們的理想一點點。在這意義下，我們似乎可以說，透過承諾，人才能與他人站在一起，形成一個由平等和獨立的個體構成的群體，進而創造政治的力量。

　VI.

　　承諾本質上就沒有契約的 coercive power，只由語言作媒介，迴盪於人與人之間。只要人能把目光投向未來，能運用語言，他就能許下諾言。所以，承諾看似簡單。

　　然而，承諾的重量，並不是來自像契約般「被容許的懲罰」或「被承認的暴力」，而是來自它所創造的關係。由於沒有 coercive power，承諾看似十分脆弱，但承諾的這種脆弱，反而是它沉重的來源。換個角度講，承諾之所以是承諾，就是因為我們每時每刻都有摧毀它的可能。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人是注定自由的。這句話常常被理解作人永遠有否定某物，作另一個選擇的能力。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倘若縱使我有無限的自由，但我仍然執着選擇某事某物，那麼，這某事某物，就擁有我賦予它的無限價值。若然有那麼一個承諾，是我們沒有自由不遵守的，那麼它亦失卻了作為承諾的價值。正因承諾隨時隨地隨意都可以被我摧毀，保守一個承諾，就變成一個無比高貴的行為。人是絕對自由的，所以我所許下的諾言——不論是愛情、婚姻，以至堅持在頹垣敗瓦中保護住一點殘光——根本沒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把我和它綑綁。但如果明明人是絕對自由，但我卻仍然無法斬斷某個羈絆，仍然覺得好像有些甚麼，把我和它緊緊地綑綁着，那麼，這羈絆只可能來自我自己的選擇，來自一個由諾言牽引起來的關係，來自我所肯定的價值——儘管堅持這個價值往往伴隨無比的痛苦。

　　因為承諾，人與人才能產生一種非由暴力、懲罰維繫的關係。因為承諾，眾人才能共同行動。透過審視承諾的脆弱，我們看到我們所珍而重之的價值。

　　不如承諾來得簡單？不如承諾來得艱難。 

[註1]：這裡我選擇用較為冗長的「政治行動」來翻譯 action，原因是我沒有恰當地解釋「行動」在鄂蘭哲學中的意思，為免引起誤解，就加上「政治」來區分一般意義的行動和鄂蘭心目中的行動。但讀者必需注意，在鄂蘭的想法中，行動幾乎必然是政治的，所以「政治行動」一詞或多或少有點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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