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中国是想改变这里一点点，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接力访问023 苏东威

（原文刊载于小鸟文学）

文｜楊櫻

2023 年是苏东威在上海的第 5 个自然年。不过其实中间得刨去 2020 年，那一年他待在荷兰，不知道何时可以返回。出于“很快就会结束的吧”和“那个房子真的很不错”的双重考虑，他一直留着五原路租的房子，也是在这个房子里，他完整地经历了封控。他说前两周的肃杀气氛之后，街上就开始出现零零星星的人，于是他常常晚上翻墙出去，和其他“越狱”的朋友相聚，有时候还会带食物回去分给家里物资紧张的邻居。

我翻苏东威朋友圈，他在 2022 年春天的时候躺在床上，头发和胡子都变得很长，对着镜头做怪相，就好像从戏台上刚刚下场的长发卓别林。

苏东威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一样，可以说得很简单，也可以说得很复杂。他是荷兰人，1984 年出生在浙江丽水，父母分别是福建人和丽水人，80 年代就去荷兰打工开餐馆，先是在荷兰生了他的大哥，等到有东威的时候，生活已经非常忙碌，于是母亲回到家乡待产，生下他之后又交给东威的外婆抚养至 2 岁，再重新接回荷兰。到东威妹妹出生，家里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所以妹妹和大哥一样，只有东威体验过两地人生。不过单论长相，他有几分混血模样，加之留着黑黑长发，穿一件衣襟和袖子有点起球的蓝色丝棉袄，看起来可以空降纽约格林威治扮演那种波西米亚兮兮的艺术家。

相比哥哥和妹妹，他看起来是最“纠缠”自己中国身份的那个人，包括在做社会学硕士论文的时候，以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切入点；也包括为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中文而后悔，以至于只会说发音平平的普通话，阅读完全不行。苏东威在第二代移民里也都算个异类，因为大家都用温州话交流，而他的父母笃信以后即便回中国，也是普通话最有用，所以在家只说普通话，在外则说温州话和闽南语，因为同行大多来自温州，或者广东和福建。等苏东威到了上海，他也能听得出别人大致在讲以上哪种方言，作为一个有中国背景的外国人，他的优势就只能发挥到这里。

苏东威在上海待这么久，是他家里人完全想不到的。家里人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兄妹。如果不算苏东威，这就是一个成功实现阶层跃迁的移民家庭范本。父母在荷兰小镇上做马来口味改良中餐，经营有方开至连锁，长子研读法律变成专业人士，幼女学医变成医生（另一种专业人士），体面、稳定、富足，移民前的人生已经淡化成遥远的背景。唯有这个次子，虽然念书不少，不过从未正经工作，东混西混，到了人生 35 岁上下的时候，不仅不知道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还跑到了上海；不仅跑到了上海，还一待数年，并且一如既往没有工作，既不稳定，也不富足。

这些都是每一次苏东威和父母通话时必然会谈到的话题。父母的口吻已经从询问变成命令，而他也确实为此困扰（最不困扰的是买车，因为确实不需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个聊天的过程，他时不时就会像自我提醒一样，说自己得去找份工作。但是说及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整个人又为之一振，解释各种各样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机缘。他似乎就热爱这种随机和跳跃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因为如果他想要稳定，他在毕业的时候就有机会拥有自己的餐馆——那时候他表哥在阿姆斯特丹盘下新门面，他去开出当地第一家亚洲小吃，做那种从红烧肉到培根“万物皆可夹”的开口包子，从店铺到菜单都一手设计。不过做了一年他就放弃，因为可做的已做完，而守店并非他的愿望。于是继续在阿姆斯特丹的各种兼职。

说到苏东威的兼职，最主要的一份他做了七八年，就是参与阿姆斯特丹当地一个媒体实验室性质的 NGO。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新的数字概念，以及提供普通人应该了解的社会批判视角，通常都站在政府和大型资本的对立面。比如在社交媒体强势介入每个人生活的时候，做一个关于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展览，让大家在选择时有应有的知情权。“这些项目其实并没有特殊目的，就好像你为什么去看电影，为什么去看展览，就因为它是一个故事，然后里面蕴含了知识。”苏东威说：“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目的，那就是传播知识。”

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苏东威最先搜索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小众音像店或者黑胶唱片店，然后问店员他们在当地喜欢去的地方，或者周末去哪里消磨时间，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他自己生活的地方那就更是这样。不过全球文化也越来越“平”，导致他在自认为很小众的地方旅游，也能在街上遇到荷兰本地的朋友。喜好相同的人做出的消费选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想来固然无聊，不过倒也给苏东威提供不少机缘，比如总会有朋友的朋友，出于某种认同邀请他去巴黎时装周做男模，或者主持拍个影片——他的人生至今似乎都是这样，走马灯似的被放进各种各样的事情里，只要他觉得好玩，就都会说“哦好啊，为什么不呢？”

他在上海认识 Jiro，就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咖啡文化节上摆摊卖黑胶，彼此聊天发现很多重合的喜好，尤其两者本身都有中西结合的身份。他因此获得机会，借助食物、音乐等等自己的喜好，表达他自己对于特定文化的看法。Jiro 在此前的接力访问里提及的那个热爱摆摊卖 Taco 的机构“东西”，还有上海新开业的小酒馆 Bastard，都有苏东威的参与。

其实身份认同之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去年夏天全世界都放开了，中国还没有。我看到很多国外的朋友去音乐节，去旅行。说真的，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是想让中国也这么好玩的。真的，就像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好玩。”这个说法很有可能具有冒犯性，因为“好玩”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度取决于听到这句话的人本身有多好玩。

这些“好玩”都是生活化的，同时又不能用单一的类别归纳进去。他只知道它必须是有挑战的、不常规的，就好像他参与 Bastard，是因为觉得“一个外国人想做中餐给中国人吃”这事儿很酷。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但凡涉及文化表达，在这里都需要额外想想，从政治意义上尤其如此。因此他在说起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带着“我也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的表情——不止如此，他说他的家人，可能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

“荷兰是个特别稳定的地方，我朋友就会看新闻，我爸妈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来中国，更不理解为什么都这样了还不走。他们就会说，你可以了吧？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够了吧？走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悲伤、愤怒、困惑。我知道不会只有五天。对，我没有走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走。我是个幸运儿，所以我不能经常说这个，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混蛋。我知道（改变这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试一试，做一点点事情，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但至少我试过了，我乐在其中。是的，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安全的，如果我拿中国护照，我可能现在在荷兰吧。”

“就像有人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搬去上海，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但是是个很有趣的城市……对，我的人生是有点像实验，但是没有目标——实验都是有目标的。我可能就是为了住在这里而住在这里，不是我要获得什么，赚钱啊什么的，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背景。”

“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走。我在荷兰的好朋友都没有来过中国，对我在中国的生活也不太了解，我觉得他们是想来的，但是比起日本、泰国，中国看起来太有挑战性了，他们完全不熟悉这里的文化，这里很不一样。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就会觉得去中国很奇怪。去泰国很好啊，海滩坐坐，蛮舒服的，身边全是游客。对中国，他们了解的渠道就很有限。无非就是新闻，而且是政治新闻。所以我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让我的朋友们觉得来中国也没什么太难的。”

所以苏东威在过去几年就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里：筹划一个市集啦，帮忙开一个店铺啦，客串做个 DJ 啦。他不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上海，更别说其他地方。他还有很多困惑：“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说，‘哦，我很喜欢骑车哦’。在荷兰我们不会说‘我喜欢骑车’，因为每个人都骑啊。但是在上海骑车，一个人需要穿特定的衣服，去特定的地方。我就只能说，好吧。嗯，我是想买个车的，但我还没买，共享单车还蛮方便的。”

“有时我去一个音乐会，结束了每个人就起身离开，打车走了。我说，啥！难道不是应该大家都在这里聊聊天，晃一晃，就着音乐喝喝酒？从商业的角度你卖卖酒水也行啊。难道大家不都是出于对同一个东西的爱好来的吗，没道理不聊一聊啊。但就没有，很快这个地方就清场了，大家都走了。我还去过一些论坛，都很商业，就好像那些人职业在做论坛，找一些人在那边讨论创造力，商业创造力，赚钱创造力。好像创造力是个商品，买来卖去。”

说完他也觉得自己很没重点，还有点像在抱怨，尤其是还没有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身份来作为抱怨的阵地。不过不久之前，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份可以算是工作的事情，就是替朋友照管上海闹市区一间小酒吧。作为一个完全不爱喝酒的人，他把这地方看作一个试验场，不同酒的配方，放点外面很难看到的电影，或者做点某种文化气息混杂的活动。

“有趣……嗯你也可以说这种生活是有趣的。但是……”他看上去是真的希望可以脱口而出介绍自己。如果说这在荷兰不算太大的问题的话，在上海就很是个问题。“这里每一个人见面都会先问，你是做什么的？很难回答啊！你懂吗？”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想用这个酒吧来干什么。不过现在没有人，我天天都必须去看店。周末到半夜2点，星期一到四也还是很晚。然后骑车回家。

Q：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虽然开酒吧不是我在中国的计划，但是我有开餐饮的经验……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交流和分享，而不是捏着手机喝酒。

Q：困难呢？

A：就是得天天看店！我是说，我觉得开酒吧还蛮好玩的，但是每天都去就有点太那个啥了。我还没精力去思考那个有趣的部分。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来接力？

A：文楚，在上海她是少数几个会和我聊社会、政治还有生活意义的人。她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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