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9年群众斗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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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抗争运动，有高达四分之一人口上街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2019年6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中也发生了香港90年以来首次的政治罢工。而当局的镇压也极其严酷，七分之一的群众受到催泪弹的攻击，超过一万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发愤怒，而运动也持续了半年以上。

然而，运动未能赢得任何民主权利或让步。时至今日，林郑月娥政府依旧把控大权。随着国安法的通过，香港进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时局。反对派领袖正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动被全面禁止。现在媒体上听不到一丝反对的声音——全部都变成了中共与资本家的喉舌。许多政党与团体将不复存在，或被迫转入地下。

运动缺乏政治性

本次斗争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独立于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纲领。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单纯是要捍卫香港这座城市，却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群众斗争这一推翻独裁政权不可或缺的部分。群众意识的起点是：中共应信守“一国两制”——允许香港实行自治。自治意味着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座允许部份民主权利的城市：在选举中投票、发动示威、成立政党以及公开进行政治活动。

然而，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以及中美帝国主义争霸产生的高压都决定了中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让步，它必要狠毒打击香港的民主权利以彰显其权威，并煽动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运动中政治不被重视，致使人们从未讨论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没有群众集会或委员会来提出、号召人们就重大决定进行表决。人们相信只要在街头上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政府就会被迫让步，但在当下的情形这是不可能的。在抗议者与警察战争般的对抗下，青年抗议者们的重心放在了行动上——如何与警察对峙以及阻断交通。抗议运动中的讨论集中于战术与装备，例如哪些装备（如防毒面具与头盔）应对催泪弹最有效、封锁哪条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瘫痪城市。

如此意识使得在青年间引发基本政治思想的讨论极其困难。社会主义行动在运动中十分活跃，没有其他左翼团体能够有组织地参与在运动当中（即便有也仅以个人身份参与）。青年们侧重于行动，意味绝大多数来到我们旗帜下或街站的抗争者都愿意捐款给我们，但往往会随即迅速离开。倘若我们试图挽留他们进行深入讨论，最常见的回覆是：“这些我全都知道”。

无论青年示威者有多么的勇武——他们的勇气的确动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完全陷入瘫痪，然而却没有政治纲领将运动传播到中国以推翻独裁政权，也无工人阶级行动，例如组织、罢工、群众集会来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共独裁政权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并重新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中国群众

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纲领是与中国大陆的群众联合在共同的斗争中。香港的运动必须扩大其诉求，以吸引中国大陆的群众支持。运动主要的五大诉求只是有关于香港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这些诉求确实重要，我们也支持它们。但这些并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独裁政权，而是局限于争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会主义认为诉求应当包括终结独裁统治、反对审查、争取女性权益、八小时工作制、工会权利（工会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等。

运动还应该要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所有香港和中国的大资本家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共拥趸。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罢工行动是运动升级的关键。运动必须提出经济诉求以动员工人阶级，包括可负担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经济。团结的意识极其强烈，在抗议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伞运动的糟糕经验便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主要是本土派组织）卷入了宗派主义内讧，消耗了大量精力并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运动试图避免分裂，要求团结一致反抗中共，却采用了错误的策略：阻挠辩论。在“拒绝分裂”的号召下，他们有意地压抑政治讨论；任何的批评声音往往会遭到敌视。

反政党、反政客情绪

随着斗争的发展，自由派泛民强调他们坚持和平抗争；青年主张对抗警察；然而广泛流传的思想是“两种手段都合情合理的”、双方不应互相指摘。这意味着运动事实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体决策和对建设和前进的最佳手段的评估。但无论是“和平方法”还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确的，因为两者都没有在政治上联系到前进方向和明确的方案。

在运动起始之时，反政党情绪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人们对自由派泛民派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弃义，与中共独裁统治达成了腐败的妥协。除非面临群众革命暴动、其在中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否则中共独裁政权绝不会在民主权利上让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香港的民主斗争是由泛民领导的，其将运动限制在一次性的示威运动。青年们认为泛民过于软弱，有必要采取更加激进、更具对抗性的手段。青年们希望阻止泛民解散运动，因为他们曾经在许多运动中这样做。

黄之锋是著名的前学生运动分子，也是亲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在许多西方媒体中，他被描绘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英雄。然而事实是在2019年斗争爆发的第一天，他企图介入其中试图解散抗议，却招致了青年抗议者的嘘声。

作为反对势力的泛民领导层从不希望群众运动变得过于激进以致“失控”。他们只希望群众运动作为后台支持，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他们是由律师、学者和小商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大资产阶级。香港所有的大资本家都支持中共并反对民主“改革”。泛民的观念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并反对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他们（曾）痴心妄想中共会允许香港改革成资产阶级民主制。

2019年强烈的反政党情绪使得泛民的影响力被边缘化。他们没法像他们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所做的那样，篡夺领导权并驱散运动。反政党情绪以如此方式发挥着进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发性释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党情绪很快就成为建设运动的绊脚石。青年们抗拒各式的组织框架，只愿意通过秘密的Telegram群组进行合作、组织。社交媒体看上去是完美的联络平台，极其便利且覆盖范围相当之广。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无法正式、认真地讨论观点，也不能对观点发起民主投票。成千上万的观点被提出，但都围绕着“行动”，而非解决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对抗中共这一问题。人们需要另一种群众运动。

运动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立新的政治团体。运动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讨论达成，而是由即兴发挥与情绪化决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号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报仇”。鉴于警察暴行的程度，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赢得中国群众的支持，所需的运动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号上。

民主决策

没有民主的平台供人们讨论战略与计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线平台上秘密地、无组织地讨论。香港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是为了提高运动的层次，以让示威者们了解到对组织的需要。这不是有关讨论不同的组织模式，例如“横向组织”之类的，而是有关更为基础的部分，有关对组织的需求以及对无组织的反对。我们在许多传单中就解释了对“基层的行动委员会”的需求，凭此建设运动的民主框架。这些委员会应协同合作以形成更广泛的区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几乎没有真正的工会，而有支持资本家和中共的工联会，过去曾经投票反对全民退休保障，还投票支持废除集体谈判权。另外泛民派的职工盟，则受美国政府的赞助，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联会，它是以NGO的方式组织起来，受薪的全职人员控制着工会，并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员框架或工作场所分支机构。

尽管香港90年来首次爆发政治性罢工已经是重大的进步，但是这是一次毫无组织的自发罢工。工人们利用节假日，以个人的身份而非工会成员的身份参与抗议。这表明了香港职工盟领导层的负面作用，他们既无力，又拒绝组织真正的罢工。当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协，他们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罢工。随后在8月，当职工盟的领导层受到来自群众运动的高压，被要求组织一场罢工时，他们让工人们去找各自的老板讨要一日假期的准许，方可参加示威。罢工缺少集体组织的领导，缺少罢工委员会，缺少组织新工会分会的运动以为罢工做准备。香港职工盟的领导们试图安抚资本家，向他们保证这次政治罢工只会反抗政府，而对于老板们和“香港”颇有裨益。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针不仅是向资本家卑躬屈膝，还低估了工人们的力量，妄想调和双方。

挫败

虽然缺乏真正工会的领导，但是8月5日仍有超过30万工人自发地参加了罢工。特别是航空业的罢工足以震慑老板们。然而，工人阶级仍未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作为打倒独裁统治，引领斗争的主要势力。相反，他们仍只将自己视为青年们的援军。与此同时，出于挫败运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群众示威被禁止；警察越来越老谋深算，也越来越暴力；青年们越来越倾向于更无政府主义且更具对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线”青年利用大量群众作为掩护，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打砸破破坏及暴动之类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现了一波成立新工会组织的浪潮，但此时运动已经过了巅峰期，到了开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阶段。社会主义者们积极地介入了建设工会的进程。2020年1月，新的医护工会发动罢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数新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管理层，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被右翼香港民族主义（本土派）所主导。这些工会的规模基本上都很小，少于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会，而更像是行会（guilds）。它们在疫情期间普遍没有开展活动，而自国安法通过以后就不再尝试动员工人了。这些新组织的活跃分子并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运作，集中为劳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优惠。在目前的严酷镇压下，新的公务员工会已被解散。政治罢工也将被取缔。

运动的特点

一如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和美国爆发的运动，香港的运动表明资本主义危机致使青年高度的激进化。我们理解在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垮台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性失败仍对今天的工人阶级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坐等革命社会主义意识百分百成熟。在成为少数派后，于2019年从组织中分裂出去的工国委宗派主义领导层就期望这会突然到来，随后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自动实现“大跃进”。这令他们不愿深入了解今天发生的运动，并与现实脱节。

过往两年的运动在性质上不同于十年前的运动——凭着革命的精神在战斗，香港和缅甸的青年时刻为着变革作出牺牲。另外，总体上运动的持续时间要长很多（对比之前的几周，现在是持续几个月），马克思主义组织若要介入其中，则可能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政治精力。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挑战。同时，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在斗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作用，令群众意识更加的错综复杂。光有一个大体上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十分审慎地考察那些在运动中往往是混乱且矛盾的想法与讨论，以便有效地介入到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