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最高学历”烂尾楼维权之后，数百硕博业主仍未脱困：“我们被拖着坠入了深渊”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陈建国
原文发布时间｜02/08/2024

2023年12月31日，是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交房的日子，但在12月月初，他却早一步收到了开发商发给业主的延期交房通知。通知说，因多种不可抗力，交房日期将延期至2024年8月30日。而与开发商的通知不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新媒体权威发布平台——“郑州发布”，此前在回应舆论关切时，在其微信公众号表示，上述项天骐购买的商品房项目将于2024年5月交房。

政府与开发商的信息不统一，让项天骐陷入了焦虑。在他看来，两方信息存在出入意味着交房日期的不确定，这表明政府和开发商的承诺均可能是出于对业主进行安抚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不管是明年（2024年）5月还是8月，我们都可能仍然拿不到房子”，他说。

2022年6月，“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这一热搜缘起于购买了河南省郑州市永威金桥西棠住宅项目（下称“西棠”）的业主因购买的房子于2022年初陷入无限期的停工，业主与开发商多番沟通无果后，自发录制视频维权。视频中业主们纷纷自报自己毕业的高校及最高学历，以期能够引起外界关注。

项天骐也在此次视频维权之列，当时他是一所985高校的在读博士生，三个月后将博士毕业。

“西棠”被人们称作郑州“最高学历楼盘”。它与河南省唯一一所211大学——郑州大学仅一街之隔，距离河南工业大学两公里，不远处还有郑州轻工业大学、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与工程大学等高校。正是得益于这一地理位置及周围校园云集带来的浓厚的人文环境，周边高校新引进的青年教职工，及郑州市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到的很多高学历年轻人都选择购买了这个项目的房子，该项目现已出售1800余套。

据业主自发统计，“西棠”的购房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隆德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这些高学历业主中甚至包括100多名郑州大学的教师。

与中国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一样，郑州近几年也加入了“抢人大战”，频频出台政策并通过高额的人才补助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高级人才落户郑州、建设郑州、发展郑州。这是除地理位置优势外，“西棠”的博士、硕士业主们选择回到郑州、购买“西棠”的另一个原因。但没有人想到，厄运会不期而至。

日本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曾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2000万套没有完工的预售楼，而要完成这些房屋的建设大约需要3.2万亿人民币。

但因风控管理不到位导致的高杠杆、资产负债率飙高，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建设难以为继。在这一轮的债务违约中，甚至以高周转著称的知名房企碧桂园，都未能幸免。“保交楼”也成为了以国务院为首的各个政府机构反复通过党媒对外宣传的口号，以及制定救市政策的核心要求。但到目前为止，政策乏力，后续收效甚微。

中国大陆的商品房预售制引进自香港，但与香港对预售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以及制定严密的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在中国大陆，预售资金的监管主要由银行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其中政府部门仅为行政部门，没有执法权限；而房子一旦达到预售条件，银行就会发放按揭贷款，将风险转移至购房者。因此，购买到烂尾楼的业主，要想不留下不好的信用记录，即使房子烂尾，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偿还银行的按揭贷款。

这令“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苦不堪言。两年的维权经历后，众多业主纷纷感慨：“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并没有我们为带来任何助力，相反，我们在竭力维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选择依法依规表达诉求，谁知却步履维艰。”

而在更广泛的舆论中，这是一个被大众认定为通过自己不懈努力，终于爬到了知识的“食物链顶端”并被政府当做“人才”“精英”引进的群体，但即便如此，面对烂尾楼他们仍节节败退。于是有微博网友问到：“所以奋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努力学习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用？”

学成归来还未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牢笼

项天骐2023年9月顺利通过博士答辩，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回到了家乡河南，并入职一所位于郑州的大学，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而同样按照原本的规划，他现在本应已经在着手准备装修新房了。

2021年8月，项天骐父母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会持续上涨，便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积蓄40万元人民币作为首付，为他购买了一套“西棠”的房子，以备他工作后居住。但到了2023年，形势却在朝着全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郑州的房价不涨反跌，“西棠”也陷入了烂尾危机。于是，博士毕业后，项天骐不得已在就职的学校附近花1000多块钱租了一套房子暂时栖身，同时每月仍需还6000余元的贷款。房租和房贷两项开支接近每月8000元，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姚兵和项天骐的境遇相似。因看中“西棠”周边云集的高校资源，2020年9月，在“西棠”开盘仅一个月时，作为某985高校在读博士生的他便集父母、女友父母的积蓄，再加自己积攒的博士津贴，全家合力出资45万元的首付，以每平米1.5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房子。贷款30年，每月还贷6300元，月供从自己的博士津贴和女友的工资中扣除。

对于做出这一选择的初衷，他直言：“我和女友都是河南人，我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与其漂泊在外，不如回去更好的建设自己的家乡。”

而彼时，恰逢郑州市向高学历人才抛出橄榄枝，制定了各种脍炙人口的人才招揽计划。政府释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也诚意满满，如每位在郑州落户、购置房产的博士，市政府会发放10万元的购房补贴。

这种金钱补贴比乡土情结更让苏一鸣动心。苏一鸣的家位于郑州周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父母均是农民，而他是家里的长子。在中国北方的传统文化中，长子意味着需担负起照顾父母、培育弟妹、振兴家族的重任。于是2020年从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工科院校博士毕业后，苏一鸣尽管拿到了华为、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院等多家知名单位的offer，但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留在北京，以他的工资水平，他要很多年后才买得起房，更遑论安养父母和照顾弟弟妹妹。

对于他这样的寒门子弟，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购房补贴足以解燃眉之急。加之相较于北京，郑州的房价更便宜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苏一鸣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选择入职了郑州的一所高校当老师。

在他回到郑州工作的第一年，苏一鸣便用郑州市发放的10万元及其所入职的高校为其发放的35万元安家费再加上他在博士期间攒的10万元，以及向同学和朋友借的钱，共计90万元首付，在2021年6月底，以1.68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公积金贷款80万，需还贷30年。买完房后，相较于还贷压力，他更有一种“终于在城市安家”的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仅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到2022年年初，“西棠”项目因背后的两家合作公司产生矛盾，房子陷入停工危机。

更具戏剧性的是，包括姚兵和苏一鸣在内的很多年轻、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博士业主在“西棠”项目传出停工的消息后，才惊觉自己购买的楼盘全名“永威金桥西棠”的真正含义。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显示，“西棠”项目所在的地块持有者为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2月23日，股东分别为郑州金桥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金桥”）和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威”），两者持股比例分别为51%和49%。

据时代财经的报道，金桥和永威在合作协议中约定：“项目公司（即金威实业）所有收支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金桥负责资金及土地运作，永威负责操盘，统筹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建设、销售等工作，项目销售期间和交付后的物业管理由永威物业管理公司承接负责。”

同样据企查查信息，永威和金桥在2020年5月14日，将郑州金威实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质押给了郑州银行，这意味着“西棠”项目所在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是郑州银行的贷款。而据永威公关负责人与业主的多条线索也显示出，永威与金桥的合作模式并非共同开发建设，而是融资代建。这为之后两家公司的矛盾，以及永威退出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融资代建是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惯用的且非常典型的操作手法，目的在于提高房企的资金周转效率。但企业之间交易的不透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到位以及政府的缺位，会直接导致银行以及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向不明，这会将所有购房业主曝露于风险之中。在这种模式下，到最后，房子是否交付将全凭开发商的良心。

永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郑州本地的开发商，曾以优质的建设设计质量和完善的物业配套服务备受郑州业主的追捧，在郑州开发了多个楼盘，公司创始人李红建同样为河南本土人。

在这个案例中，乡土信赖完全取代了不完善的法律监管，成为包括苏一鸣在内的多名业主的定心丸。因此在得知“西棠”项目由永威开发后，他们便毫不犹疑的出手“抢购”了“西棠”的房子，对项目中的“金桥”二字根本没有进行过多的联想。

相较于周边小区当时均价1.3万每平方米的价格，“西棠”的售价为每平方米1.6万-2万元。“高出的部分相当于是品牌溢价，我们愿意为之买单，图的就是放心”，多名业主表示。

而业主之一的李明磊甚至直言：“我选择买贵的楼盘，就是担心便宜的会烂尾，和家人商量后觉得贵的会更靠谱一些，但是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还是被套住了。”

自感被套住的不止他一个人。

自2023年3月份以来，姚兵时刻在关注业主群的动态，以及业主与金桥及永威两家企业的沟通进展。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他表示已经被房子拖得筋疲力尽了，有种悔不当初的感觉。“还没来得及在家乡大展拳脚，便被房子困入了牢笼”，他说。

面对企业、银行、政府任何一方，业主都没有制约能力

在“西棠”项目被传停工之初，苏一鸣在业主群与传播停工消息的业主有过多次争执。在他看来，没有确定的事，有谣言的成分，不能随便传播，否则对国家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驳斥“谣言”的同时，他笃定的向业主们保证：“一旦出事，我绝对会冲在最前边”。

他的承诺在2022年3月得以兑现。那个时候，所有施工工人均撤出了“西棠”的在建楼盘，该项目正式进入停工状态。楼盘以没有任何人迹的建设现场向业主传递出“西棠”项目正式进入烂尾楼序列的信息。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一鸣以业主志愿者的身份多次参加了业主与郑州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西棠”项目所在的城区）及业主与金桥、永威两家公司协商、寻找解决方案的会议。

正是在这些会议上，业主们才得知他们的购房款项已被金桥公司单方面挪用。一份标记为2022年5月18号由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金桥、永威、业主共同参加的内部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示，“西棠”项目的销售款被金桥公司主导挪用到了另一个楼盘——北龙湖项目的开发。而北龙湖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始终未缴清，项目进展并不顺利，被挪用的款项未及时转回，西棠项目由于开发资金的短缺以致停工。

这同样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式烂尾楼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陆，很多房地产企业为了从政府手里拿到更多的土地，以换取更多的银行抵押贷款以及建设更多的项目，而惯常采取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转移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卖出更多的土地，银行会放出更多的贷款，企业则能拿到更多的融资和收到更多的销售款。而仅有购房的业主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且个人资产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我们没有和包括政府、企业、银行在内的任何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制约开发商一定要用我们付的首付钱去建设我们购买的房子。其实我们都知道，交完首付后，我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李明磊说。

李明磊2020年硕士毕业于位于北京的一家国内知名的科学研究院，老家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个农村，在恋乡情结加郑州市此前大肆宣传的“招才引志”计划的双重感召下，决定回郑州发展。之后他掏空了自己和女友及双方父母的口袋，凑够了70万元的首付，以1.69万每平米的价格购买了西棠的房子。“交完首付后，我口袋里只剩下了300块钱”，他说。

回郑州之前，他放弃了一家位于北京的国内top级芯片制造企业的offer，“当时觉得回到家乡会发展的更好，但是没想到反而不行”，同时他补充到，“我现在背负着30年的债务，每个月需要还8000多块钱的房贷，整个人负能量爆棚。”

郑州当时推出的“招才引志”计划意在吸引高精尖人才回郑州，以加速郑州的发展，从而在与南京、长沙、武汉、成都等城市的竞争中拔得头筹。该计划明确，来郑州的博士生的购房补贴为每人10万元，外加每月1500块的生活补贴，硕士的购房补贴为每人5万元，外加每月1000元的生活补贴，生活补贴的发放年限均为三年，但前提是这些人才需要在三年内落户郑州。户籍的限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来到郑州的博士、硕士紧紧的与这座城市捆绑在一起。

郑州的引进人才政策随后被包括西安、武汉等含在内的多个省会城市效仿。但对于这些城市的做法，一位常年研究中国城市发展规划的学者私下透露，201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初露疲态，疫情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颓势。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路径是以土地财政作为支撑，而正是基于土地财政的利益，各地开始大肆开发房地产项目，以致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数量开始过剩。

“其实这些城市以发放补贴为诱饵，吸引高学历人才去落户，根本目的是为了去房地产市场的库存。如此一来，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不仅把市政府发放的人才购房补贴重新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而且还把父辈及自己的往后余生积累的财富都要投入进去。这是政府在下的一盘大棋，房子卖出去了，政府、银行也都拿到了钱，属于一举几得。而政府所付出的不过是多发了几张户口”，该学者表示。

这一点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西棠”业主意识到。

“我相当于是把当年政府人才引进发放的补贴再搭上全家人的积蓄全部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房子上”，李明磊说。除此之外，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对于他这种工科前沿专业的毕业生来说，郑州并没有匹配的高精尖工作岗位，迫不得已，他入职了一家央企在河南的子公司。而因为所有的积蓄投入了西棠的房子，他没有信心在10年之内再攒够另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在下坠”，他说。

看到房子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令他们对家乡失去信心

李明磊出生于1995年，在房子的事情发生之前，作息规律，那时的他相信郑州是个有希望的城市，认为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闯出一番事业。但近两年，他每天失眠，对于郑州的看法也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是一个“想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生活，到头来却发现实现不了”的地方。

“我的自信心已经被全面击溃了”，他很崩溃。

同样对郑州倍感失望的还有苏一鸣。“作为业主代表，我参加了多次业主和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房管局的会议，我发现在郑州，房管局没有行政权，只能发口头通知。可是这种通知，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效力，以致企业根本不会理会。这直接导致，问题永远在协商中、永远没法解决”，他说。

在中国大陆，官方与民间从来没有畅通的沟通渠道。“郑州670名硕博业主陷入烂尾困境”的话题成为热搜话题后，多家媒体记者曾致电郑州市高新区房管局局长，但对方知晓记者来意后，均选择一言不发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而与业主之间，政府部门也从来没有主动建立连接，大多数时候政府选择冷眼旁观，不闻、不问、不管是政府官员的主要应对之策。

但在硕博烂尾楼维权的舆论升级为全国范围内关注的话题、引发大规模讨论后，出于整治负面舆情、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郑州市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并将“西棠”问题升级，主管部门也由郑州市高新区上升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但具体负责部门和具体的负责人是谁，上千名业主无人知晓。

“我们没有任何和市政府对话的渠道，政府也从来没有询问过我们的意见。更诡异的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后，感觉和我们业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全然脱离了我们的掌控，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暗箱操作”，多名业主表示。

他们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印证。

几乎在问题被升级的同一时间，与市政府拒绝记者采访的“低调”截然相反，郑州市公安局迅速找到了多名维权业主，要求他们停止与媒体沟通，删除网络言论，否则将对他们实施行政拘留的处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项天骐被迫退出了维权群。而坚持留在群里的业主，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维护开发商和市政府，一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名业主形容，当时群里的氛围火药味十足，一言不合，两派人员就会开始对骂。

丧失理智的争论让苏一鸣心力交瘁。“很多业主被开发商和政府收买了，那些人已经沦为了走狗，团结起来太难了”，他说。

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随着他对问题了解的深入，他发现西棠的问题不仅仅是房子的事情。“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监管问题，在郑州，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是由银行监管的，这太匪夷所思了，只要监管乱象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利益受损。所以仅仅解决一个房子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给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代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这才是对家乡最负责任的态度”，苏一鸣说。

但是，“家乡”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对他们负责任。

经过长期观察后，多名被郑州市人才招揽计划“引诱”回来的年轻业主们共同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郑州并不是一个对高精尖人才友好的城市。

因为产业结构的缘故，销售和保险是郑州从业人数最多的两个行业。对于回到郑州的专攻前沿学科的博士们来说，回郑州只有进高校当老师这一个选择，这导致很多回来的高学历人才在郑州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在我看来郑州市之前推出的‘全球人才引进大会’非常可笑”，苏一鸣说。

这也是对郑州有着强烈乡土情结的姚兵的判断，“我从来不看好郑州最近十年的发展，再过20或30年，这座城市可能会依托其人口红利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对于其能培育互联网、科技、高新产业氛围我从来不抱任何期待。”

“我现在超级后悔回郑州了，当时还不如直接去华为”，苏一鸣直言。因此，当有师弟师妹咨询苏一鸣回郑州发展的问题时，他现在的回复都是，“不要回来，千万不要回来！”

李明磊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他看来，郑州市政府的短视将会使这座城市失去人才竞争力。“郑州对‘西棠’问题的处理态度和能力让人非常失望，我们这些业主都有同门的师弟师妹，所有人对他们的建议都是不要回来，郑州不值得。”

童梦实同样认为，西棠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开发商的问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童梦实原本想在郑州扎根，于是和父母2021年全款在西棠买了两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总价共计320余万。

但是他现在改变了想法。

面对未来，他们难以逃离的困境与抱残守缺的妥协

童梦实是河南安阳人，博士毕业于欧洲一家全球顶级的科学学院，他自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思维的影响，于是前两年博士毕业后便拒绝了海外高校，以及国内多所顶级知名工科院校的的邀请，回郑州入职了当地一所高校。

为更进一步表达自己最初想在郑州扎根的意愿非常强烈，他表示，北京、上海、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其实远高于郑州，但自己是独生子，又常年在外求学，所以想在父母退休后更多的陪伴父母，于是坚决回到了郑州。

但是回到郑州尤其是经历过西棠房子的诸多风波后，童梦实直言对郑州很失望并丧失了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让我失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营商环境糟糕、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裙带现象严重，这几个方面郑州和国内其他大城市差了很多”，他说，并进一步举例称，“以在‘西棠’买房为例，‘西棠’的房子是一房一价、一户一议，没有统一的市场价格。房子产生问题后，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优先程度都是根据业主与开发商的关系好坏来单独制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开放、透明、公平的交易市场。”

对于未来的规划，童梦实坦言，将来他会离开郑州，去北京、上海或深圳发展。“北京和上海也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且我之前曾经和这些地方的科研团队有过合作，算是有一定的了解，深圳的人才引进补贴是80-300万，远高于郑州的”，他说。

但回到现实，他却不得不承认，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和父母的所有存款都投入到了“西棠”的房子中，虽然生活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还是打乱了很多安排。“比如我和女朋友准备结婚了，但是我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钱用来买新的婚房，考虑经济因素的话，我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国家顶层政策一直都是好的，只是被郑州这些人给搞坏了，所以我相信国家不会一直不管我们”，他表示。

国家确实没有一直不管。2023年4月，在郑州市政府介入近一年的时间后，开发商通知全体业主，永威公司退出了“西棠”项目，该项目的后期承建工作将全权交由金桥公司处理。

但业主对此处理结果并不满意。“我们当初都是因为‘永威’的品牌效应才选择购买这个项目的，现在这个公司说退出就退出，今后房子质量出现问题，我们该找谁维权？”多名业主质问到。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2023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违约潮，全国各地的房价均在稳步下降，大众对房产具备的金融属性完全祛魅，房子卖不出去已经成了一个全民话题。与此相伴生的则是，房地产企业自顾不暇。

因为周边房子房价均下降了上千块钱，加上房子被延期交付，多名业主以中途更换开发商以及房子未准时交付为由，要求退房。但金桥公司给出的答复则是，退房可以，但是不会退钱，因为公司已经没钱了。

这变相导致业主们根本无法根据最初签订的购房合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房产的延期交付，郑州市政府联合开发商发出通知表示，因2020-2022年的疫情管控、郑州市的特大暴雨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期交付，合规合法。“这意味着，即使延期8个月，我们这些业主也拿不到一毛钱的补偿。另外，政府和企业全然不顾去年（2022年）两家公司的内斗导致的停工，把延期全部归到了疫情和天气原因”，项天骐说。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金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统计郑州过去几年的天气状况，总共推算出了超过600天的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无法开工时长。“这说明按照他们的计算，房地产公司可以合理延迟交付600多天，近两年的时间。而目前只延期了8个月，开发商认为自己已经很仁慈了”，他表示。

“600天”的数字让“西棠”的高学历业主们心惊肉跳，尽管开发商一直安抚他们说，项目已经有序开工了。但维权两年来，很多业主知道这只是开发商的“话术”。“房子一直在开工，导致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维权，否则很可能会被警察以‘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进行行政拘留”，多位业主表示。

在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商的“话术”中，对外宣称房子仍然在开工，便意味着项目并没有烂尾；没有烂尾，便意味着维权带有非法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购买到这种房子的业主只能自认倒霉在继续偿还房贷的同时，慢慢等着房子一点一点的建。

而基于上述闭环，很多现金流断裂的开发商会选择对每栋未建完的楼房，只配备一到两名建筑工人，工人会每天假装忙碌，拿工具到处敲敲打打，但房子并不会因此加高一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名义上房子没有停工，但离完工却也遥遥无期。这被业主称之为“表演式复工”。

而让业主的境况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此前承诺的给博士每月发放1500元、硕士1000元的租房补贴，因政府财政危机，已数月未发放。

项天骐博士毕业后，最初并不想按照原本的规划再回郑州，但是父母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他及家人同样已经没有能力再买第二套房子了。因此基于现实压力，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城市，并表示，“我被房子套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回来，没有其他选择了”。

这是很多业主共同的心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能有多少钱？很多业主两代人、三个家庭的积蓄都投入到了“西棠”，年轻一代还背负着一辈子房贷，很多人可能终生都没有购买第二套家庭住房的能力了。

郑州也因此成为了他们想走都走不了的城市，而在焦灼的等待与抗争中，很多年轻的业主在出租房中迎来了家庭的新成员。

2023年7月，李明磊与妻子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到来，让李明磊在欣喜之余更多了一份责任与压力。在现在的他看来，与其去未知的世界重新开始打拼，不如抱残守缺去坚守当下的确定性。“在中国，走到哪里都一样，我们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在河南，我还有很多亲戚和同学，可在其他地方，我举目无亲，更容易被欺负”，他说。

项天骐也开始认命了。在他看来，他太过普通、平凡与渺小，他的高学历也无法成为能够用以对抗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他不得不认命。

“古话说得好：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人家有一万种整治我们的方法，而我们只有一条活路”，他说。

（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安全，文中所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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