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分歧严重的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

这一冲击性的新闻引发了全世界热烈地讨论，日新说（Copernicium）第二次带来了6篇优质观点文章和译文的合集，欢迎阅览讨论。

最高法院推翻Roe v. Wade的后果与影响

by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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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州——其中包括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仍然有几十年前的堕胎禁令。随着 Roe 被推翻，这些州可能会恢复到Roe之前的环境。这些州的官员可以寻求执行旧法律，或要求法院恢复旧法律。例如，可追溯到 1931 年的密歇根州法律将堕胎定为重罪，仍然包含在密歇根州刑法典中的 1931 年法律规定：“任何人故意向任何孕妇施用任何药物、药物、物质或任何东西，或应使用任何工具或其他手段，意图由此使任何这样的女人流产”……是重罪。它有一个例外是“保全女性的生命”，但不排除强奸或乱伦。根据密歇根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说法，该法律还威胁堕胎提供者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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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权」与「半块面包」

by 楚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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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身份政治的操作方案都是大同小异：首先虚构出一个利益共同体，然后在共同体外部设立假想敌，最终变作共同体内部多数对少数的清洗与压迫。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girls help girls」，都是基于身份的假想。但两个个体拥有共同的性别身份，从来不等于他/她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作为生育自由的主体，有的女性拒绝生育，有的女性希望多生育，有的女性愿意代他人生育来获利。这些选择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子，都具有平等的价值，都是需要捍卫的自由。当今日的女权主义者们一边在倡导堕胎自由，一边呼吁政府打击代孕时，也就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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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主宰美国的堕胎权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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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对Hellerstedt案和June Medical案的裁决是AUL的敌人的胜利。在Hellerstedt案判决时，计划生育联盟（注：一家在美国和全球提供生育健康护理的非营利组织）称这是“几十年来最高法院在堕胎获取方面取得的最大胜利”，它被视为强化了不当负担标准。但在六月医疗中心，这一标准再次放宽。AUL律师在给支持者的备忘录中说，这项裁决代表着“失望和机会”。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Hellerstedt案中投票支持定向监管法律，却在June Meical案中做出了推翻这项法律的决定性投票。计划生育联盟表示，重要的是罗伯茨写下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加入布雷耶为最高法院自由派法官撰写的观点。

“与公共媒体的报道相反，June Medical案对堕胎倡导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胜利”，AUL律师写道。“法庭大多数人的立场为各州赢得未来的堕胎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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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翻堕胎判决，女性身体主宰权何去何从

by 海外华人女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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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堕胎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显著降低了美国90年代的犯罪率。 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芬·勒维特（Steven Levitt）和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唐纳休 (John Donohue)在2001年、2021年开展的合法堕胎权对犯罪率影响的研究， 最近20年，美国犯罪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堕胎在大范围地区的合法性。70年代以后，被迫出生的婴儿(unwanted children)数量锐减，从而减少了因为出生在不良环境中，缺乏养育支持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群。

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会进一步加深贫富差距。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杂志根据以往发表的研究成果，发出了对未来的警告：在一个限制女性堕胎权、生殖权的社会，女性的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都会被大大削减。根据著名的Turnaway 研究，大部分无法得到堕胎资源的妇女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生下来，而且其中的多数妇女并不会放弃抚养孩子，但这会让本就处境艰难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

对堕胎权的广泛限制会加剧美国公众的心理健康危机。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的主席表明，这次裁决完全忽视了以往科学研究中对于限制堕胎权利和公民心理健康卫生的研究，此举将会加重公众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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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堕胎非法的年代，一群女人拯救女人的故事

by 橙伞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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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保释之后，她们也没有因“犯法”的恐惧而停下来。

因为怀孕陷入绝望的女性们看到了她们被捕的消息后，不仅没有因为担心违法而却步，反而继续打电话来寻求帮助——即便她们知道有可能会被逮捕，也还是想要接受堕胎手术。

所以“简”们不得不以比以前更隐秘的方式实施堕胎，同时，找到合适的律师，持续打官司。直到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胜诉，美国最高法院将堕胎合法化，针对“简”们的诉讼才撤诉了。

她们认为这是一场胜利。

“啊，是的，这是一次‘哈利路亚’。”

“堕胎将在全美合法且安全，太棒了。”

“最高法以压倒性优势支持女性掌控自己是否要孩子的权利，那感觉就像‘啊，终于’，我感觉到放松。”

“我们觉得这结束了，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觉得‘我们赢了’，这再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很开心我能帮到她们，但她们不应该经历这一切。”

“我们做到了，这一切结束了，所以，拜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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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三权分立的迷思 

by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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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念的变迁本身就是多种因素交错的复杂过程，其中民主思辨与公共讨论固然重要，但理性之外的各种习得与内化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毕竟不管什么人，总会因为认知上与经验上的局限，而有着这样那样光靠冷冰冰的说理无法抚平的固执、偏见与恐慌。假如高院不介入，仅仅寄希望于「民主思辨」和「公共讨论」来说服保守的当地人转变观念，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里无异于痴人说梦。就像种族隔离壁垒的消失、不同种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人们对当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越来越支持一样。

说不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可以等到保守派大法官们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当年在异议意见书中用自相矛盾的程序正义论述，真诚地表达悔意与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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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与反堕胎的合集第二弹，欢迎大家分享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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