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 | 家务、猎巫、女性与关怀空间 |《卡利班与女巫》试读

12月17日深夜，李靓蕾的深夜微博详述了她与王力宏交往、婚前及婚后的种种遭遇，有理有据地梳理王力宏出轨、招妓，要求李靓蕾放下学业，并在李靓蕾五年三胎的情况下疏于育儿，还有对李靓蕾的语言霸凌与情感控制。在两人的第二轮回应中，李靓蕾进一步指出了王力宏曾不断寻找可以对她进行精神污名化的心理医生。经由心理医生的提醒，自身心理学背景的训练（精准指出两人关系情感操控（gaslight）的层面），和清晰流畅的网络文笔，靓蕾暂时得以逃脱精神污名化，在这一轮网络论辩中竖立了坚强、理性、具有自身权益意识的女性形象。

12月19日下午，另一位女性——湖南永顺县已怀孕数月的教师李田田——被强制抓入精神病院。据李田田的求救信息，此前一天，该县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就以“怀疑她在微博发布不当言论”为由，“登门拜访”过她。12月19日晚上，李田田用偷藏在内裤里的手机发出的最后一条求救信息显示她已被“强行关进永顺精神病院”，至今永顺县尚无回应。有理由相信，李田田此番遭遇是因为她于2019年发表的文章《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文中直指当地领导形式主义地频繁访校对乡村留守儿童教学的干扰和教学资源的消耗。写作泼辣、具有公共权益意识的女教师被抓入精神病院。

平心而论，李田田事件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性别。两例事件并列的维度恐怕在于关怀空间的战场：与为家务劳动牺牲所应寻求承认一样，为留守儿童权益关怀遭到疑似秋后算账需要社会层面的系统关注和保护。这一框架下，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于2004年出版的名著《卡利班与女巫》意义重大。从70年代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家务有偿化运动”出发，费德里奇回顾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制”如何根植于妇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这一让“再生产”剥离于“生产”的过程不仅区格了被工资指认的劳动和基于基本关怀的劳动，也伴随着猎巫这一对于女性身体的系统剥削。这些“学校里没有教给我们的、但事实证明对我们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还在不断发生，比如费德里奇在80年代尼日利亚观察和经历的垄断圈地，比如今日的精神病政治式的猎巫。

本文的翻译来自基于武汉的复印 info 近期的翻译项目。感谢之于也请大家多关注复印info对涉及技术、写作和女性主义的一系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关于费德里奇、《卡利班与女巫》、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更多脉络也见国际英语角的另一译本、播客“卡列班与女巫”、和Artforum中文网的文章《谁害怕女巫？》。

原作 /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
译者 / 王深之
校对 / 辛恒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12月22日

《卡利班与女巫》介绍了我在1970年代中期与意大利女权主义者Leopoldina Fortunati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的主题：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 “过渡 “中的妇女。第一批成果出现在我们1984年在意大利出版的一本书中：《伟大的卡利班：反叛的身体资本主义阶段史》（The Great Caliban: History of the Rebel body in the Phase of Capitalism; Il Grande Calibano: Storial del corpo social ribelle nella prima fase del capitale (Milano: Franco Angeli, 1984) ）。

我对这一研究的兴趣，最初是伴随着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而展开的关于妇女 “被压迫”的根源，以及该运动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应采取的政治策略的争论。当时，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分析现实中的性别歧视的主要观点是由妇女运动的两大分支：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然而，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对妇女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根源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反对激进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倾向于根据跨历史的文化结构来解释性别歧视和父权统治，而这种结构大概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运作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认识到，妇女的历史不能与具体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分开，在他们的分析中，优先考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妇女。但以我当时的理解，她们立场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承认再生产领域是价值创造和剥削的源泉，从而将男女权力差异的根源追溯到妇女被排斥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外——这一立场又迫使我们不得不依靠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es）来解释性别主义在资本主义关系宇宙中的持续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溯妇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的想法形成了。启发本研究的论文最早是由Mariarosa Dalla Costa和Selma James以及其他 “家务有偿化运动 “的活动家在一系列文档中阐述的，这些文档在70年代非常有争议，但最终重塑了关于妇女、生育和资本主义的话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妇女与社会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1971年）和Selina James的《性别、种族和阶级》（Sex, Race and Class，1975年）。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将对妇女的 “压迫”和其与男性的从属关系解释为封建关系的残余，与此相反，Dalla Costa和James认为，对妇女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妇女是最基本的资本主义商品——劳动力——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正如Dalla Costa所说，妇女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一直是剥削雇佣工人的支柱；其作为”工资奴隶制”的支柱，也是这种”奴隶制”生产力的秘密(1972:31)。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不能归因于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积累无关——这种无关性被支配妇女生活的严格规则所掩盖——也不能归因于永恒的文化图式的持存。相反其应被解释为一种社会生产体系的效应，这种体系不承认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而是将其神秘化，视其为一种自然资源或个人服务同时从相关劳动的无薪状态中获利。

Dalla Costa和James把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剥削根植于性分工和妇女的无偿劳动中，表明了超越父权制和阶级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并赋予父权制以特定的历史内容。他们还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开辟了道路。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和Leopoldina Fortunati开始研究只能委婉地称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并开始寻找学校里没有教给我们的、但事实证明对我们教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从理论上提供了对家务劳动起源的主要结构成分的理解：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资本主义专门用工资来指挥没有工资的人的劳动，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妇女的社会地位被贬低。它还提供了女性、男性现代概念之谱系，挑战了“西方文化”中通过二元对立来捕捉性别的近乎本体论的先天假设。我们发现，性的等级制度总是为统治项目服务只有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分裂那些它打算统治的人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伟大的卡利班：反叛的身体资本主义阶段史》一书，试图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但在这一过程中，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被证明是不够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 “免费/自由（free）”劳动者的出现的认同，这有助于隐藏和自然化再生产领域。《伟大的卡利班》还对米歇尔-福柯的身体理论进行了批判，正如我们所言，福柯对身体所受到的权力技术和规训的分析忽略了再生产的过程，将女性和男性的历史折叠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对女性的”规训”不感兴趣，以至于从未提及近代社会对身体进行的最单一的攻击之一：猎巫。

《伟大的卡利班》一书的主要论点是，为了理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妇女史，我们必须分析资本主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因此，该书研究了16、17世纪欧洲家务劳动、家庭生活、育儿、性行为、男女关系以及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重组。《卡利班与女巫》则”再生”（reproduced）了这一分析；然而，本书的范围与《伟大的卡利班》不同，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我们对妇女历史日益增长的知识而编写的。

在《伟大的卡利班》出版后不久，我就离开了美国，到尼日利亚任教，在那里呆了近三年。在离开之前，我把我的论文埋在了一个地窖里，没想在短时间里我会用到。可我在尼日利亚的停留并不允许我忘记这项工作。1984年至1986年是尼日利亚的转折点，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如此。那几年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尼日利亚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谈判，最终通过了结构调整计划，这是世界银行为全球经济复苏开出的通用处方。

该计划发布的目的是使尼日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涉及到新一轮的原始积累，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合理化，其目的是摧毁公有财产和社区关系的最后残余，从而强加更剧烈的劳动剥削形式。因此，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徐徐展开，与在《伟大的卡利班》里所关注的过程非常相似。其中包括对公有土地的攻击，及国家（在世界银行的煽动下）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决定性干预：调节生育率减少人口的规模，只因从未来融入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口被认为是过度高需求和无纪律的。伴随着这些被恰当地命名为”反违纪战争”的政策我还目睹了一场谴责妇女的虚荣心和过度要求的厌女运动，以及一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17世纪的”女性之争（Querelles des femmes）” 的激烈辩论的发展，它涉及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方方面面：家庭（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育儿、妇女的工作、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和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关于”过渡”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在尼日利亚，我意识到，反对结构调整的斗争是反对土地私有化和 “圈地”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是对公有土地的 “圈地”，而且是对社会关系的 “圈地”，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些人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工作纪律在这个星球上赢得的胜利是多么有限，有多少人仍然以与资本主义生产要求根本对立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对于开发商、跨国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而且仍然是尼日利亚等地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力气源泉，因其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令人惊叹的反向众力仍然对比着仅以资本主义方式设想的生活。我所获得的力量还得益于我与尼日利亚妇女组织（WIN）的接触，该组织是该国第一个女权主义组织，它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尼日利亚妇女为保护她们的资源和拒绝强加给她们的新的父权制模式而进行的斗争，而这种强加目前正由世界银行推动着。

到1986年底，债务危机波及到学术机构，我再也无法养活自己，于是我离开了尼日利亚，即便不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投向尼日利亚人民的攻击仍缠绕着我。因此，重新研究”向资本主义过渡 “的愿望在我回国后一直伴随左右。我曾用16世纪欧洲作棱镜来解读尼日利亚事件。在美国，是尼日利亚的无产阶级把我带回了欧洲内外对公地斗争和资本主义对妇女的规训。回国后，我也开始在一个针对本科生的跨学科课程中任教，在那里，我面对的是另一种类型的 “圈地”（enclosure）：知识的圈地，也就是说，在新的一代人中，对我们共同的过去的历史感日益丧失。这就是为什么在《卡利班与女巫》中，我重构了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和欧洲无产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到来的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非专家们获得我的分析依据，且期在年轻一代中重新唤起对漫长的抵抗历史之记忆，这种记忆在今天正有被抹去的危险。拯救这种历史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找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替代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听到前行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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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本系列是复印info近期的翻译项目，主要选取了比较重要的书籍之前言和导语或经典文本进行译介，到2021年年底止印行了《追踪修订：文字处理的文学史》前言导语、《未来在望：纺织机、织造妇女和网络技术》《赛博宣言》《关于编织》，及《卡利班和女巫》前言导语等五种册子，涉及技术、写作和女性主义。更多资料见：https://fuyininfo.github.io/post/fuyininfo-books-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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