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黄雪琴？

11 月 18 日

这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撰文林亚明麦丢替

编辑娑罗树

摄影方月

2023年9月22日，黄雪琴和王建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子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靠近法院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前一晚，法院四周被红色水马围起来，常在那一片跑车的司机说，这些被围挡占据的道路，原本停满了车，能自由通行。
由于案件名义上是公开审理的，王建兵的爸爸、黄雪琴的爸爸和哥哥得以进入法庭旁听，旁听席上，还有四个陌生人。
黄雪琴坚持不认罪认罚，她很早就告诉律师，无论一审开庭结果如何，她一定会坚持上诉。在法庭的自我辩护阶段，黄雪琴有一段陈词，据转述，大概意思是：写文章是出于记者本能、职业良知。这些活动是带给国家进步的，她没有想过要推翻政权，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改良，她希望带给社会的是善良和积极进步的精神。她知道自己不安全，迟早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状况，但需要承担的后果，她愿意承担。
两年前，她们俩消失得无声无息，但雷霆之手并没有能力抹去关于她们的记忆。我们寻访了黄雪琴的朋友们，试图拼凑出她在被捕前的两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黄雪琴的故事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或是为了呼吁发声。她的故事和经历，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面对现实痛苦茫然的人们，有良知的人们，还想要做点什么的人们，或单纯想重建生活的人们）仍然具有启发性。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是2019年10月，在经历了4个月的指定住所监视居住之后，于2020年2月取保获释。那是广东的冬天，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也是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在谈到第一次被捕相关的经历时，黄雪琴尚能坚定地讲出“我对法律还是有点信任吧”。但此后的三年，无论是微小社群到广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几乎不太可能有人，再讲出同样的话。
一切都变得那么危险，似乎单单想过一种正直的生活就是罪过。黄雪琴两次被捕之间不到两年，她在广州写文章，关注性别暴力个案，陪伴社群伙伴和个案受害者，她还做了许多弥合社群和公民教育的事。在一些人眼里，黄雪琴所做的事情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勇敢的和珍贵的。但在系统的眼里，她做过的事情、写过的文章，交往过的人……又通通都是罪证。
这篇报道里讲述的事情，和黄雪琴的办案材料上记下的事情，是同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的黄雪琴，和警察面对的黄雪琴，是同一个人。如果这是罪证，我们也希望“罪证”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这是我们讲述的历史。

米兔先声@ATSH

在报道 METOO 之前，就是卷入罗茜茜这件事之前，我在发调查问卷的时候就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故事，我本来就有想说用 METOO 这个风潮，那么我要掀起中国的 METOO,让中国人来关注（性骚扰）这件事情。——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微信公众号ATSH在2018年2月28日被永久封禁。ATSH是Anti-Sexual Harassment（反对性骚扰）的缩写，由黄雪琴在2017年建立，起初她只是想建立个平台，向女记者们发调查问卷，征集她们被性骚扰的经历。

黄雪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当记者。职业生涯的前五年，她在传统媒体工作，起初在中新社广州分社跟随高官、报道外事，然后短期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后来又进入广州的《新快报》，做社会和调查新闻。

成为独立记者后，黄雪琴有段时间为《南都周刊》深度部门供稿，这是久负盛名的调查报道团队，其在2012年起底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是中国新闻史程碑的报道。与《南都周刊》合作时，黄雪琴曾孤身前往柬埔寨北方的雷区。那里不少村子在战争时代被军阀埋下大量地雷，村民如今仍与夺命危机共存。

2017年，#MeToo 运动在英文世界社交媒体延烧起来，此时黄雪琴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参与亚洲记者基金访问学者项目。闲聊起来，黄雪琴发现身边一同进修的女记者们，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甚至很强悍的战地女记者都可以被主编当众摸屁股。”她想起自己类似经历。

当她决定调查对女记者的性骚扰状况，她先去问了熟悉的记者，但多数人拒绝直接站出来诉说，实施骚扰的人仍旧是媒体高管，有人担心会被报复，有人说要考虑丈夫和孩子，还有人本来答应和她一起出来举牌，却在晚上接到婆婆的电话，让她不要给家里蒙羞。最后，只有黄雪琴在新加坡走上街头，举起了响应#Metoo的牌子。

她当时几乎并不认识任何女权活动人士。在一次访谈中，她提及曾经关注过2014年厦大性骚扰事件和2016年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记者成希性侵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实习生事件。前者在女权组织长达大半年的报道和倡导下得到处理，并让教育部出台了第一个反性骚扰部门文件。而后者，女当事人承受了极大的“维稳”压力之后，案子以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告终。两案的分水岭，是2015年女权主义者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事件。女权行动者终于成为国家机器剿灭的对象。

2016年，当时在暨大新闻学院学习的黄雪琴对各种质疑受害人的言论很不解，对媒体和同侪的沉默更是愤怒：“……你去监督别人，你自己的媒体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不去监督。”她跑去校园做了一些采访，拍了一个小视频，采访人们怎么看待成希事件。这是她第一次报道性别议题。

女记者们也不愿实名讲述被性骚扰的故事，她们和黄雪琴商量，能否发放调查问卷，让她们可以选择匿名回答。于是黄雪琴注册了微信公众号ATSH，在设计的问卷最后表示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进一步沟通。这份调查问卷流传甚广，最终获得1762人参与，搜集了416份有效样本。其中有83.7%的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多次性骚扰，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

也就是这份问卷，让黄雪琴成为中国米兔运动的推手之一。2017年10月15日，因为好莱坞制片人哈维Harvey陷性骚扰丑闻。就在同一天，美国硅谷的罗茜茜在知乎上“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的提问下，贴出了一千余字的短文，文中讲到她12年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博期间，被副导师陈小武叫到他姐姐家里，险些被“霸王硬上弓”的经历。

陈小武是惯犯。这些爆料回答聚集了同样被他性骚扰过的女士们，她们组成了微信群，提供证言和证据。2017年10月下旬，罗茜茜在联系北航纪委，实名举报了陈小武，但女学生的举报犹如向深潭投入一粒石子，再没什么涟漪和回音。

罗茜茜看到这份调查问卷时，她与北航的交涉正陷入僵局。作为唯一的实名举报者，她想寻求发出更大的声音，于是她填写了记者黄雪琴的问卷，并留下电话。第一通电话里，黄雪琴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这令罗茜茜感到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记者。通话后，罗茜茜提供了录音等证据，并把黄雪琴拉入举报者组成的“水果硬糖”微信群。梳理完受害者的讲述以及客观证据后，黄雪琴核查清楚了事实，决心帮受害者发声来推动此事。为此，黄雪琴从2017年10月底工作到这年的最后一天。文章基本成型后，她还去联系了律师朋友。为她提供帮助的律师中，四川律师万淼焱后来成为深度介入米兔个案的法律工作者。

在万律师的帮助下，黄雪琴帮助受害者组织了举报文章，提出合理诉求，建议高校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获得所有受害者的同意后，2018年1月1日，黄雪琴在公众号ATSH上开始发表举报陈小武的文章，也是在同一天，罗茜茜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真名，正面对峙曾经的导师。

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ATSH连续五天推送举报文章和证据，舆论沸腾，媒体的采访请求涌向ATSH，黄雪琴在后台运营，负责筛选靠谱的媒体，再推荐给罗茜茜接受采访，并提供资料支持。

此前因为被举报，陈小武已经被北航暂停了教师资格和相关职务。到了1月14日，舆论浪潮下，北航又宣布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的称号，这个称号在中国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关联起了大量重要研究项目和科研资金。到了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是她们在举报中发起的倡议。

事情的发展与黄雪琴的计划不太一样。她本来认为记者遭遇的性骚扰会成为一个引爆点，但并没有想到，接下来，一系列教育领域的性骚扰个案找上门来：北大沈阳案、甘肃李依依案甚至被自杀的男研究生陶崇园一案，“砰砰砰砰这样子出来了”。

不管是新闻界还是大学，都触动了政权的敏感区。2018年2月24日，ATSH发布预告，称已经与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合作撰写完成了《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天后的2月28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ATSH账号连同所有文章都消失了。

白球鞋是摄影师方月对黄雪琴的印象。她拍下一组照片，想象黄雪琴仍然自由地生活在广州。

“遇到麻烦”

大家并不是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量说我们一起做事情。尤其是女性们，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更能的同情共理，你知道吗，可以很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感受，可以很大方说出来，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密西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的比较案例研究之黄雪琴访谈稿”

ATSH已发表的文章没有留底稿，黄雪琴更心疼存储后台征集来的性骚扰故事，共有90多个。撰写报告时，她只复制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在2018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联合ATSH，为《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举办了发布会，微博上还建起了词条。面对几十家中外媒体，黄雪琴在演讲台上分享了报告里的细节，讲话结束后，她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负责人韦婷婷站在一起，让记者为她们拍摄合影。

韦婷婷是曾经被拘捕的“女权五姐妹”之一，活跃于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领域。2018年3月起，随着女记者骚扰状况报告的发布，以及各地总共80家大学的学生“向母校寄信”倡议的展开，以及黄雪琴与在境外的米兔运动参与者，如罗茜茜、王敖等越来越多的联系，她也进入了“国宝”的视界。政治警察找到了她曾就职单位的领导和主编，撰稿合作过的编辑也都被找过。警察伪装成各种身份，在看似不经意的场合旁敲侧击地问，黄雪琴在干嘛？怎么总是写性骚扰的文章？她背后是什么人？有的编辑察觉到异常，告诉了黄雪琴，后者并没把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放在心上。

2018年夏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鹏被学生举报性骚扰，中大的校友和学生锲而不舍地通过自媒体和校内活动进行倡导，要求学校作出处理并承诺建立长效机制。在维稳过程中，一个警察表示，米兔已经被认定为境外反华势力的破坏活动，因为“发起者都在国外生活多年，针对的是中国长江学者，明摆着要攻击中国学术制度”。

黄雪琴没有退缩。在她经过扎实调查，核查证据之后在非虚构栏目“网易人间”发表了报道《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这篇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不久就被删了，但后来网易又在网页和客户端更新，也随后被删除。即使被删三次，这篇文章发表次日，中山大学只好公布了对张鹏的处理结果。

黄雪琴认为，米兔运动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并非孤岛，“我出来讲话是可以有影响的，是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给予大家一种力量……尤其是女性们……可能不为我自己，我是为你我是为她，我是为更多女性站出来。这种心情其实一直很激荡我的。”她最骄傲的是自己成为一个斡旋者，每个个案都会帮助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网络：给受害者引荐当地律师，遴选本地记者，让受害者彼此认识，让社工能够参与其中。

事实上她自己更像一个社工。她曾经说，2018 年，她做的更多的事情不是记者的工作，而是在陪伴受害者，“真的很累很累……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我要陪她们聊到三四点。”一个无法具名的伙伴说，在她的记忆里，经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陪那些受到创伤的采访对象，坦白来讲，受过创伤的人是会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的，有的人絮絮叨叨，有的人会在创伤之后形成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连续性的长时间陪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也会过度消耗陪伴者的能量。“李星星案”当事人在2019年其实求助的第一个人是她，尽管她对事实始终抱有疑虑，并未对外声张，她仍然在当事人找上来的时候尽力陪伴并留下了数万字的记录。

2018年夏天开始，黄雪琴就成为监控的对象。警察不再在外围打转，直接找到黄雪琴，干预她与合作者的关系，并建议她不要写太多有关性骚扰的事情。发声一再被干预之后，她不得不转入地下，从公开发声的记录者，转变为行动者。她也日渐卷入了女权社群，向女权律师转介个案，参与了女权行动派的联署，帮忙打包邮寄联名信。2019年的两会期间，她和伙伴们向代表委员寄出三百九十多封信，呼吁全社会建立防性骚扰的机制。

第一次失去自由：在一处无名“别墅”

自2019年以来，被告人黄雪琴多次在境内外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上发布歪曲、攻击我国政府的煽动性文章和言论，攻击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黄雪琴，“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

2019年初开始，黄雪琴一边在香港访学，一边陪伴许多当事人。作为义工的陪伴在这年6月暂停了一个月，那时香港爆发了返送中游行，她身穿白衣参与其中。面对墙内社交媒体大面积的信息污染，她在社群网站matters上面传递出真实的声音。“哪有记者不发声？”——当有人提示危险，她就这样回答。

她申请上了2019年9月开学的香港大学人权法专业的奖学金项目，正踌躇满志于那一个LLM法律硕士学位。六月关于香港的稿件发表后，警察连夜出动，去她广州的家里敲门，骚扰她的父母。她只得继续去台湾游学，但从台湾回到广州，却被没收了护照和通行证，无法出境读书。2019年10月，她被控寻衅滋事，失去自由，之后她被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那是广州白云区一处看守所附近的“别墅区”，她和朋友们猜，也许那是用于“双规”官员的地方。

黄雪琴第一次结束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那天，是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她没有选择回家好好睡一觉，而是找来一大帮朋友，她执意要先把自己在里面的遭遇很清晰地讲出来。

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内心的战争。

取保获释的前夜，“国宝”们带黄雪琴去烧烤，“你看我们几个月下来也算是朋友嘛。你以前说你一条青菜都不吃，现在还不是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喝酒”。

过去，两方打交道，黄雪琴的态度一直是非常直接的。她不跟“国宝”斡旋，油盐不进，常常出现的架势是硬碰硬地讲道理，每一句质疑她都要顶回去，“他们说，黄雪琴，你这个是错的，我说哪里错了，你告诉我，有哪条法律这样规定了吗？”

“一条青菜都不吃”，是黄雪琴写在自己日记本里的话（日记本后来被国宝拿走，成为研究她思想转变的材料。国宝认定她被境外势力洗脑。）第一次被捕前，国宝每次约谈她，点一大桌子菜，她一口都不吃。她觉得那是纳税人的钱。

但即将被释放的那天晚上，她的心情是有一些放松的。这一轮监视居住从2019年10月开始，持续了四个月。她一个人要面对二十多个男女“国宝”。睡觉不能关灯，翻身几次都要被记录下来。这些警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强硬的和好说话的。雪琴喜欢喝红酒，他们就拉来一箱红酒给她喝，试图让她喝醉以后签下更换律师的协议。也有女警察跟她说，自己本来要在家陪小孩，结果只能在这里陪她。

“国宝”还讲到，“我们也不是魔鬼吧，我们是正常人”，雪琴那天回道，“你们有正常人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可能是体制带给妳们的”，对于一个会反复跟“国宝”解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正义论，什么是福柯的理论”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是一反常态的，有不想再继续争论的意味。

她很快就为自己这一点点的退让感到羞愧，回去的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有人在包裹她的尸体，在梦里她灵魂出窍，看见那个包裹她尸体的人是“国宝”。她感到沮丧，她意识到，“国宝”在某一些方面成功了，她变得没有那么敢说了，“不管是我开始觉得内耗过度，累到不想说了，还是丧失意义感，不愿意再说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它们想要的”。

在朋友面前讲一大通被困的遭遇，是黄雪琴的自救方式，她要确认的是，自己仍然拥有很顽强的生命力。“我以为自己被杀死了，但好像还没死。”总之，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的生活，是以这样一种“想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劲儿开始的。

居住在广州的艺术家叶蕨第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出狱之后的一次聚会上，黄雪琴很坦然地聊到了自己被监视居住的经历。叶蕨一下子被她打动了，她回忆，并不全然是因为雪琴的遭遇特殊，而是因为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社群里的人常常以无助、破碎、迷茫的面孔出现，但黄雪琴看起来很不一样，“好完整的一个人啊”，叶蕨感叹，她见到的黄雪琴，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说话逻辑性很强，表达很饱满，精神和能量都非常充沛”。

疫情第一年，五一长假广州解封之后，黄雪琴约了几位朋友去爬山。茂林修竹间一路上谈笑自若，讲的却是她荒诞无比的指定监视居住的经历。一位在场在女权朋友的感受是，她的那些经历都是会带来很深的创伤的，可是看起来，黄和“进去”之前的精气神没有什么两样。“她真的勇往直前，而且有一种天真。”

周四的聚会

2020 年11月起，被告人王建兵、黄雪琴利用境外通联软件发布聚会信息，定期召集多人在被告人王建兵租住处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49号202 房等地组织聚会，借讨论社会话题之机，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起诉书

大概从2020年开始，黄雪琴开始频繁在一个聚会上出现。聚会的地点是王建兵家里。后来黄雪琴和王建兵一同被捕，很大原因是这个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202房间。一同参与聚会的劳工行动者祥子说，他说直到黄雪琴和王建兵被捕，才从警方的材料中知道活动地点的房间号是202。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王建兵家的客厅，是周四晚上可以和不同的朋友聚会的地方，“无论哪一个周四晚上，推开门进去，那里一定会有人等你”。

那个空间靠近中山大学，同时也靠近职业病防治中心。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兵原本想等房子租约到期之后搬家去郊区，因为那样成本更低。王建兵的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是不少朋友都知道的事情。但租约到期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城市中心路段的房子，不为别的，王建兵2018年以后一直在从事劳工权益有关的工作，他只是为了工友们来这里找他更方便。

在2015年之前，在广州这样的聚会可以说遍地开花。尤其是中山大学附近，公民社会中心和性别教育中心这面大旗，让周围聚集着一个青年为主的草根组织的生态群，吸引的不仅仅是校内学生，还有从各地投奔广州而来的青年。

随着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生，人权律师大抓捕和“女权五姐妹”被捕事件，这里哺育出来的性别、劳工等NGO一波波被关闭，一些相关的学者被迫离开，曾经多元的校园气氛日渐肃杀，疫情之后更是门禁森严，周边的聚会也荣景不继。

祥子、王建兵和黄雪琴三个人的成长路径有一个相似的点，她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工作，生活，都跟广州的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保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大家回到相互支持，一起成长的状态，一起走下去。

已经很难追溯活动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后来逐渐演变成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聚会，王建兵、黄雪琴、还有祥子常常一起张罗聚会。但在现场，是没有任何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出现的。黄雪琴更多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她每个月都来两三次。

周四的聚会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主题，大多数分享都是随性发生的，分享者来自各行各业，“比如这周有什么朋友来广州了，就刚好请过来跟大家聊聊自己在做的事情”。聚会形式多样，更多是同辈的分享，讲自己的论文，讲自己的某种经验，有时候是漫无目的的闲聊，有时候就是打麻将或者打三国杀。

在一个举报成为常态的时代，高校举报，单位举报，网络举报，对于普通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甚至只是讲出自己关心的事情，讲出你很抑郁，都是很艰难的事情。

那些议题构建起一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形态，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年份里，譬如2010年前后的广州，这些议题一定是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场子里被热烈讨论的。但在疫情年代里的中国，这些议题成了地下、边缘的代名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们只能在周四的晚上聚在一起，来这里寻找一些慰藉。

这些议题包括：

职校生出路分析；

工厂流水线上男同性恋社群；

艺术圈内的厌女和八卦分享；

国内LGBT社群的分布和崩离；

性工作者与防艾工作的心路历程；

环卫工人维权的道路……

在那些聚会的现场，雪琴常常以一个很真诚的提问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那种猎奇地姿势，而是真的很关心其他人分享的东西”。那一两年，叶蕨的印象是时间过得很快，几乎每一周，大家都有新的东西要讲讲，例如张展被捕的动态，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大家都会拿到周四的晚上来聊。

黄的邻居和好友马克第一次去到聚会现场，就迅速被一种惊喜包裹，“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时候，人们刚刚从疫情带来的封锁中走出来，恢复到一个可以出门，可以和朋友见面的地步。而在此之前的一些年里，马克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不怎么愿意出门。

人群的多样性也是让她惊喜的一点，马克很想要描绘那样一种多样人群的现场：有还在上学的，有工作了的人，有没有工作的人，有行动者，有不是行动者的人，有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还有各种各样性别取向的人……总之，这是她在过去的社交活动中不曾见到的场景。

祥子说：“我不能说这个空间到底回应了多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对现在的社会很焦虑，很创伤，对于这部分人来讲，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相互搀扶的关系网络。它带给大家的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它的作用是不让大家继续往下沉沦，希望大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当下的现实，你可以在这里看其他人在做的事情，积蓄一些力量。”

公民课

2020 年12 月至2021 年5月，被告人黄雪琴利用境外视频会议软件组织、开设“十堂课” 项目培训，以境内外重大事件、社会会运动等为内容，煽动参加人员对我国国家政权的不满。————黄雪琴、王建兵案的起诉书

除了周四晚的聚会，那两年里，黄雪琴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十堂课”，这个课做了两期，第一期从2020年7月开始，总共是10周。

黄雪琴在朋友圈和豆瓣发过海报。“十堂课”想招募的是“对世界有好奇，对公平、正义有追求，有改变欲望的伙伴”。她预计第一期招募30个学员。第一期的学员zoo回忆，当时有十几个同学来参加。

在第一期课程正式开始的时候，课程内容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一些，其中有“中国百年女权运动”、“抗争中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主义通识课，也有“黑人命也是命”、“从TikTok和华为事件看科技主权”等社会议题。导师是黄雪琴邀请来的，讲中国百年女权运动的老师是王政，她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及历史学荣休教授，早在1990年代，就往来中美之间，在学术和行动界传播社会性别研究理论。

在课程海报上，黄雪琴写的是“连接真实，一起抵抗荒诞和无知”。“十堂课”的收费标准是100元一个人，如果参加完全部的课程，会退还100元，“相当于防鸽费”。第二期课程开始的时候是2021年4月。和第一期非常不一样的是，第二期的课程内容“更敏感了”，几乎全是与行动者生命历程有关的内容。

参与过第二期课程的一位导师苏里说，自己当时讲的内容是关于行动者创伤的，“创伤不仅来自外面的大环境，也来自社群。”她原本觉得课程内容非常边缘，但她听了另外一堂课，是讲残障工作相关的，她就理解了，公民课的内容设置是非常多样和广泛的。

苏里同时会想起周四晚上的聚会，她认为，这两种活动有着某种相似的内核，黄雪琴一直非常鼓励身边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可以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内容、甚至是在别的空间不被鼓励的内容。

每一期的课程会跨越10周，黄雪琴经常写邮件给学员，除了预告课程内容，黄雪琴每一次都会在邮件里写下自己当时的状态和感悟。

2021年5月，她写的是汶川地震和49中事件：

“最近事情有点多，且是汶川地震周年，情绪不高，前几天成都49中事件，也让人唏嘘不已，学校和政府的维权和自保心态，发出的声明高高在上，看起来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一些人从线上的愤怒转移到线下献花活动，那一声声的“真相”喊得激奋……以前公民社会还有空间的时候，类似的案子中很多人（不同城市地区）可能会发起不同的行动，记者可以进入挖掘真相，还原轨迹，指出管理漏洞和存在的问题；公民可能会去献花，去问责，有人可能会发起联署，其他学校也可能发起探讨会或相关自查行动。当然也很开心，成都还保留着行动的勇气和社会事件的参与。”

2021年6月，她写的是：

“不知不觉就来到六月中来，低着头也算“安全”度过了那个三十二年过去了仍不得言说和纪念的六四，在一个不敢面对过去的国家，一个擅长遗忘的国度里，能做的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去听亲历者的讲述，听他们愤怒的控诉，他们撕心裂肺的呐喊，他们飘在历史中破碎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撕开哪些伤口，就是为了不遗忘。”

写到沮丧和痛苦的同时，她也经常传递出一些轻盈的力量给小伙伴。她说看大家的邮件，是“轻轻打开掌心找到糖果的感觉”；假期的时候，她会叮嘱小伙伴“多和朋友去旅行吧，和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是超级幸福的事情”；她经常分享好好生活的方法，“在荒谬的日常中要保持理性，找点小小的乐趣，例如和朋友喝喝酒，爬爬山，刻板画，追追剧。《Ｉtold sunset about you》第二季出来了，一定要推荐大家看，看得人生都发甜发亮了呀”。

两期课程都参与过的zoo说，她当时最感动的是社群的氛围，上完课后，雪琴会鼓励大家进行夜聊活动，每个人都来分享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自己的生命故事。

zoo还讲到了一件让她印象非常深的事情。当时，在课程群的内部，有一个人的行为涉及到性骚扰她人，黄雪琴作为课程发起人，单独找了很多同学来谈话，一直到今天，zoo都不知道谁是受害者。黄采取了一种非常保护受害女生，避免发生次生伤害的方式。这是她的经验，也是她的智慧。

在面对性骚扰当事人的时候，黄雪琴也花了很多时间让对方有足够说话的空间，黄让他退出了社群，但同时也给对方写了很长的信，信的最后说，“我仍然期待，你可以照顾好自己，若有抑郁焦虑就去真实治病，因为生病并非是犯错的唯一理由和借口，遇到问题要真诚面对”。

爱

当彩虹🌈色变成统一的红色当开口都变成赞歌当他们打一个响指就可以瞬间让一个号，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群体，甚至千万人消失毁灭当恐惧层层叠叠记忆深深浅浅悲剧大大小小重复又重复一次又一次当他们说要用十四亿人铸成钢铁长城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愤怒和痛感了只想紧抱那些我们仍然爱着的人只想和真实的你说我们在一起——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6日

2021年，制片人大雪带着刚做完的纪录片去了广州做展映，黄雪琴看了纪录片之后，随即提出，想多组织几场放映会。

黄雪琴在某个艺术家聚集的社区里张罗了一场放映会；看完电影之后，其中一个女生继续组织了一场在自己家里的放映会，来观影的也以年轻人居多。紧接着，又有一位观影者把片子带去了珠三角的一个独立书店，这家书店只运营了两年多就被关停，但它在两年间举办了两百多场文化交流活动。

大雪曾经在广州生活，她的行动经验，几乎伴随着广州从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土壤走向封闭。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广州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她和女权姐妹们常常做一些街头抗议行动，一些行动会得到媒体的报道，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形成讨论。但2015年之后，她印象中的广州社群四分五裂了，曾经的女权姐妹们有些出国，有些去了北京，也有一些人从此销声匿迹，总之，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创伤离开了广州。

那三场放映会让她突然看到，广州仍然在不断产生新的公民社会的形态。以至于她立即决定回到广州生活。

大雪记得，其中一场放映会来了十几个人，放映结束之后，大家一起约着去饭店吃饭，两桌饭吃了一千多块钱，黄雪琴主动提出了她想请大家吃饭。是在这个很简单的细节里，大雪感觉到，黄雪琴是那个有意识在做社群培育的人，社群依赖这样的人，“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金钱，来把社群聚拢”。事实上她并不是有钱人。疫情开始之后，她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跟财务相关的困难。

Zoo是一个长期在网络上关注支持黄雪琴的伙伴，黄雪琴第一次被捕的时候，她从澳洲飞到香港，打印了很多黄雪琴的照片，游行的队伍走到哪儿，她就把黄雪琴的照片带到哪儿。在香港大学的民主墙上，她贴下了很多黄雪琴的海报，上面写着，“我来自中国大陆，我支持香港人民“。

在2020年7月的时候，zoo去参加一个女权营的活动，黄雪琴在那个活动上是化名的状态，但会后，她主动来找zoo，跟她说，你好，我是黄雪琴，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你很勇敢，谢谢你。

那个时候，zoo已经离开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度抑郁创伤的状态。认识了彼此之后，黄雪琴给她打电话安慰她，电话通常是三四个小时才结束。黄雪琴跟她说，痛苦是有很多种形态的，有的人手指断了，有的人整条手臂都没了，但不能说手指断的那个人就不痛苦。

黄雪琴的时间、金钱、关注和爱，几乎均等地洒向每个人。每个人都会讲到很多黄雪琴是如何陪伴她们、如何给予她们最实际的支持的。在大雪的记忆里，她有一次提到自己工作很累，黄雪琴马上就邀请她一起去从化泡温泉。

马克说，“黄雪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我的好朋友’，而是一个很好的朋友”。2020年年底开始，黄雪琴和马克每周会见两三次，其中两次都是在一起练瑜伽。马克那年刚拿到瑜伽老师资格证，黄雪琴听了以后很高兴，立即就说要来马克的瑜伽课上当小白鼠。

马克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菜很困难，黄雪琴经常从老家带来很多菜分给她，有买来的菜，也有黄妈妈自己做的腌菜和酸菜。她还经常跟马克分享小区附近哪儿可以买到菜，几点去哪个菜市场是更合适的。

这些细节也许过于生活化，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不是宏大的标语或口号，但在动荡的这几年里，这种实际的爱，反而更难得，无论是付出还是获赠。

告别

记住一切可以记住的事，难过的，愤怒的，惊喜的，失望的，有微光的，不要让时间侵蚀了，那将是我们的记忆，过去和未来。——黄雪琴FaceBook, 2021年7月19日

黄雪琴第一次被捕释放之后，原本去找了一个“主流”的工作。这份工作与女性社群互联网应用有关。跟那些互联网公司经常夸大的用户画像不同，这款“时髦”的互联网应用，其真实的用户群体是那些十八线小城市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女性。这份工作给她不错的收入承诺，她则在疫情之后，决定从用户研究开始工作。她和朋友一起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这些女性用户家庭关系、家内劳动与职业如何受到疫情影响，因此她们有什么需求需要app来予以规划和满足。但问卷发出不到一天，链接被全网删除，警察上门，直接命令公司解雇了她。

她本来是一个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的中国很“主流”的人群。大学毕业刚进入中新社广东分社时，她被社长选中担任社长助理，领导时常夸她：“黄雪琴你不是最漂亮的，但你是最有灵气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话语呢？你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低我呢？”黄雪琴后来说，她丝毫不感到骄傲。她遇到不少被一些上位者“选中”的情境，很明白性与权力操控在这样的名利场的潜规则。她只是拒绝过那样的一种生活。

第一次释放后，对她的监控没有降级。每周警察都来一次，问她的计划和对一些事件的看法。疫情解封的踏青，一众朋友借了一位在郊区办写作班的朋友的天台喝茶，房主不认识雪琴，当天也并不在家。到了夏末，那个院子就被装上好几个摄像头，熟人打听下来，“你这里来过不能来的人。”

她家楼下也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她举白纸站在摄像头前面，读诗，读一九八四，告诉警察她会将这十天抗争拍成短片。最后，他们只好拆除了那个摄像头。

她的微信很可能是透明的，有朋友因为跟她的微信对话，被“国宝”打电话粗暴威胁。转发的内容常常被警察警告。2020年她转发了六四的内容，又被抓到派出所呆了一天。在那里她被要求签了很多文件，为了表达讥讽，她把日期“签的大大的”。

2021年之后，主动或被动地，黄雪琴可能彻底悖离了“主流”了。她几乎一心扑在工作和公共生活上，一个在她家里住过的朋友说，黄雪琴有时候一天会开好几个会，各种项目混在一起。

但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她的生活都不能够随心所欲。黄雪琴在脸书上写过一些喝茶日记，一如即往地斗志满满。但这并不能消解她承受的压力和屈辱。

这些与警察互动的细节朋友们知之甚少，很少讲。她每次出现状态都“非常好”，导致朋友们无从判断她的处境到底是不是安全。她总是以给别人力量的形象出现，尽管她一定有一些时候，非常脆弱。

隔着时间和屏幕，哪怕只是单看转述，“国宝”讲过的一些话，也让人无端绝望。有一次，警察说，黄雪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呢，我们在这里跟你打交道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只要一下班，脱下制服，我们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只有你还要留在这里。”

那两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张展被捕，李翘楚被捕，失去自由的朋友越来越多。

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黄雪琴还一直保持着很积极的状态。哪怕是很亲近的朋友，都不太想得起来她有过什么脆弱的时刻。朋友说她她像一个小太阳，永远都很有活力和能量。

她六点钟起来改稿，然后吃早餐，做瑜伽，开各种项目的会，时间被她分割成模块，一切都井然有序，她也很珍惜这样的忙碌的节奏和感觉。她的睡眠质量也很好，总是倒头就睡。第一次被捕之后，她说自己没有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睡眠很好。

2021年7月，黄雪琴从“国宝”手里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她申请了志奋领奖学金，9月要去英国上学。她和一些朋友约好了在英国见面，睡朋友的房间，还聊到了要去领养朋友家的植物。

还有频繁的告别聚会。马克说，黄雪琴的朋友太多了，她只去了其中一场。聚会上，每个人都在约黄雪琴，约她再去游一次泳，约她爬山，约她教她开车——全都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全都是黄雪琴和不同的朋友间具体的连接。

那两个月是甜蜜的。尽管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黄的好友键盘的印象里，她们打了很多次麻将。麻将像社群桌游一样，一圈牌下来，哪怕是第一次来的人也会变得亲密。她们打麻将的规矩是，手机要放在屏蔽袋里，专心而又尽兴地坐在牌桌上，这是王建兵定下的规矩。朋友们说，黄雪琴牌技一般，但是是很好的牌搭子。

然后就是那一天了。

键盘说，她最后一次见到黄雪琴是在她预备去英国的前一晚，她们从友家打完牌往回走，黄雪琴在长隆站下了车，她赶着去做一份英文版核酸，上飞机用。键盘原本定好了第二天送黄雪琴去机场，于是没有什么告别，雪琴匆匆走了。黄雪琴原本的计划是，先去王建兵家里，从王建兵家里出发离机场更近。

第二天，社群里传来消息，一个小伙伴被带走了，24小时之后，这位小伙伴被放出来。雪琴的朋友后来怀疑，这是当局转移注意力的法子，在社群里的人都在想办法营救那位伙伴的时候，大家对雪琴和建兵的失踪是非常迟钝的。

黄雪琴和王建兵的被捕非常突然，她们没有来得及传递一点消息给外界。一些亲近的朋友反复复盘过那一天，她们想不到，两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带走的。王建兵家里的一个铁门，并不容易被强行打开。一个被带回过现场指认的伙伴看到，在王建兵家的客厅上，有一杯蜂蜜柚子茶，已经发霉了。朋友们猜测，被捕一定非常突然，因为王建兵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不会留下没洗的杯子。后来，王建兵的房子被退租了，家人草草收拾了他的东西。

离散

历史，惊人地相似，前进、停滞，又后退。或许要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能正常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当下，进步，其实是一种错觉。在这样的时刻，能活着就不错了。更有能力者，就活得充沛一些，有趣一些，忠于内心。——黄雪琴Facebook, 2020年10月17日

要复盘黄雪琴做过的全部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

那两年里，黄雪琴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用化名。在《十堂课》的项目里，她用的名字是阿哈。clubhouse流行的那段时间，黄雪琴几乎每天都在房间里参与讨论，zoo说，“她是个发言逻辑性很强的人，听起来又很专业，尽管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黄雪琴，但她很快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量”。在matters上，黄雪琴开了一个账号，名字是费顿，freedom的谐音，专门用来写行动者的报道，其中包括对端点星案的报道。那一年，她用这个笔名写了李星星案背后女权行动者的帮助和困惑，还写了李翘楚的报道。但这无济于事，她所有的动态，警方都知道。

她并不是一个喜欢躲躲藏藏的人。记者的职业守则是公开，一切都要光明正大地发生。有一段时间，她知道警方监听她，她甚至会故意对着被监听的手机大声说话。但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她妥协了一部分。用化名，用安全手机，不过她仍然想强调的是，这是为了保护身边的小伙伴，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被捕后，朋友们爬梳过她做过的事情，结果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黄雪琴实际做过的事情，比他们想象得要多得多。其中还包括，她参加了有海外背景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课程。这个课程主要探讨公民运动史，在普世价值观里，课程内容没有任何问题。早一些年里，黄雪琴几乎每年都会参与国外大学的访学项目或机构会议，她讲流利的英语。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海外资助背景是危险的，没有任何可以商讨的余地。后果也许不用多做解释。

键盘也是一位人权活动家。在得知黄雪琴被捕后，她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气愤，特别想揍她一顿”，她很自责，她猜测，没有人告诉过黄雪琴，这些事情有多敏感，官方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键盘研究过一些政治犯案例，让她感到绝望的是，黄雪琴无意之中集齐了官方办政治案件的要素，她的工作将会会被解释为：与海外组织有关联，线上的培育，线下的渗透。“她会变成那一年里，政治案件的头号KPI。”

键盘也提到，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为了安全的考虑，行动者都原子化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抽屉里，不会共通我最近在具体做什么”。

在一些朋友眼中，黄雪琴和王建兵两人的安全意识其实都不算好。不管是周四的聚会，还是公民课，参与者没有任何的限制和门槛，朋友带朋友来，不会有任何人被拦在门外。

这种过低的门槛有时候会让参加活动的人紧张。叶蕨记得，她跟王建兵和黄雪琴都提过很多次，周四的聚会得流动起来，不能老在同一个地方。那时候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叶蕨提出来这个想法，只是一种生活在中国无意识产生的紧绷感。

键盘记得，有好几次，她想要更私密的、更安全的聚会，能更安心的聊天。但有从来没见过面的人想要求助黄雪琴某件事，她就会直接把陌生人带去聚会的地方。

但这恰恰也是黄雪琴珍贵的地方，键盘说，“她对任何人都不设防，如果一个人我不喜欢，我就会远离他，但很多我们见一眼就讨厌的人，黄雪琴都不放弃。黄雪琴会敞开自己一切有的东西去打破壁垒和安全网，她想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

在两期公民课进行的时候，zoo的感受是，黄雪琴开设这个课的目的，想连接更多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同温层的朋友。

两年前，随着黄雪琴和王建兵的被捕，广州的社群再次被打散了。两人被捕之后，有不少朋友和聚会的参与者受到波及，有人在外地待了很久才敢再回广州，有人被限制了出入境，以至于家人生病都没有办法去陪伴。黄雪琴的很多朋友们，如今生活在海外，大部分是形势所迫。祥子如今在海外，他没有任何开启新生活的实感，他再也没有打过麻将。

2023年的夏天，当黄雪琴的辩护律师万淼焱会见到她时，她在狱中遭遇过多次夜半提审的残酷对待，经历过体重骤减和停经数月的生理紊乱，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在这个敏感的案子里，律师不得不按照警察的心意，劝黄雪琴认罪，但是会见之后，黄雪琴“更硬了”。

她似乎不可改变。庭前会议的时候，不知道有关部门出于什么考虑，她发现自己只能穿着睡裤拖鞋，而王建兵则被允许穿着崭新的西装革履，当场抗议歧视女性嫌疑人。她向律师要求争取与男嫌疑人同等待遇才肯上庭。她成功了，开庭的时候，她穿上了送进看守所的新衣：天蓝色防晒衫，淡紫色运动鞋。买的人给她配了白色的短裤，是她习惯的风格，也预计她出狱的时候会在盛夏。

“黄雪琴看起来娇小玲珑，目光睿智，走进法庭，面带微笑，从容淡定。”一位律师在庭审笔记中记录了他的印象。

（应受访者要求，除祥子外，其他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文章少部分内容素材来源于黄雪琴被捕前未公开的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