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專家》：專業主義之死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Landy

邱禮濤新作《談判專家》攞正牌改編自 1998 年美國上畫，F. Gary Gray 執導的荷里活警匪動作片《冇數講》（The Negotiator）。故事大綱與原版類似，講述人生順風順水的談判專家卓文偉（劉青雲）從好友張永嘉（黃德斌）口中得知，警隊中有人監守自盜，私吞警察福利基金，卻在實情快要披露時，張永嘉慘遭殺害，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卓文偉被陷害成為殺警及貪污案主謀。當卓文偉確信警隊內有人要找他當替死鬼，百口莫辯之際，他鋌而走險綁架了內部調查科長官李俊傑（周文健）和其助手等人，務求與另一談判專家謝家俊（吳鎮宇）進行談判，查出真相自證清白。

當然，邱禮濤並非原封不動地照搬照抄，在維持原版劇情骨幹不變——被誣陷的正直警察利用挾持人質事件，揪出栽贓嫁禍的害群之馬，洗刷罪名之餘肅清警隊貪污問題——的前提下，做出了許多在地化的改寫。例如將時間節點移至 97 回歸前的香港，黃家駒、李翰祥兩位在歌壇和影壇成就斐然的代表人物逝世的新聞播報，刻意提醒觀眾戲中城市與現實的遙遠距離。而在數碼科技並不發達，沒有便攜電子設備的時代，人們僅能通過有線電話進行交談，畫質模糊的電視直播，古早的電腦系統，諸如此類的時代要素也與原版的背景相近。

再者，相比原版將大部分篇幅放在室內鬥智攻心的「講數」戲碼，《談判專家》依舊沿用了港產警匪片的常規處理，即在極大考驗演員台詞功力的談判戲之間摻雜兩三場刺激腎上腺素的追逐、槍戰和爆破戲，務求為觀眾帶來腦力與感官的雙重享受。此外，大幅簡化演員台詞，盡可能符合本地人的說話習慣，以區別於意義繁雜的美式俚語和舉例（譬如原版兩位主角，Samuel L. Jackson 和 Kevin Spacey 初次交鋒傾西部片一段，翻拍版完全刪去，就屬很好的改動）。

《談判專家》對原版的最大改動，在於多加了「一頭一尾」兩場談判戲，這就讓影片的真正主角，從原版側重於正義警察 Samuel L. Jackson 如何鋌而走險洗脫罪名（Kevin Spacey 只是輔助），轉向吳鎮宇飾演的前談判專家謝家俊身上。我想，這也是邱禮濤為甚麼要「改編 / 改寫」這部電影，因為他從中看到的，不單止是一個好人在社會與體制的雙重迫害下奮起反抗，最終勝利的不屈意志，更是一次（警隊內部）專業主義「死亡過程」的直接見證。而謝家俊作為（口耳相傳）戰功顯赫的談判專家，在戲中卻以一個多次「違背」許下的諾言——將所有人安全帶出去——的失敗者形象展現於人前。於是，電影同時存在著這樣的兩面性：卓文偉的成功脫罪，與謝家俊的談判失敗。

影片開場，由劉德華和彭秀慧飾演，一對罹患精神疾病的夫婦阿來和阿蓮，兩人手持刀具和石油氣，闖入社會福利署挾持職員，並要求警方把自己的兒子帶來，不然就與人質同歸於盡。警隊以影響社會秩序為優先考慮，要求談判專家「速戰速決」，當時仍是體制內一員的謝家俊則充分展現出既尊重守則、尊重建制，又不乏人文關懷的專業主義精神，他透過耐心的問候與對話，如「肚子餓了嗎？」「幫你們叫外賣吧」等等，嘗試緩和目標和人質的緊張情緒，並逐步取得阿來夫婦的信任。但是，就在此時，一名社署高層高調接受傳媒訪問，卻讓本已平復下來的局勢迅速升溫，當得知兒子已被一戶富裕人家收養，生活無憂，阿來夫婦自覺沒臉做父母，釋放所有人質後，生無可戀的兩人引爆石油氣輕生，以死控訴政府不作為。

可以看到，邱禮濤延續了其一貫對個人與建制的二元矛盾書寫：一方面是孤苦無依的弱勢社群得不到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和尊重；另一方面，把人命放在首位的謝家俊，卻公然遭到政府部門的背叛，正因為後者急於求成（警方）、推卸責任（政府高官），相當於間接殺害了兩條心智脆弱的生命。

這場戲之後，片名出現，接著才進入屬於卓文偉的主線劇情——被警隊自己友栽贓嫁禍、「用完即棄」的工具人，無路可退，只能硬闖差館綁架同僚，冒著罪加一等的風險爭取公義。而在高潮迭起的談判博弈之中，邱禮濤不僅極力批判警方為求盡快平息事態，在罔顧人命安全的情況下多次派兵鎮壓的暴力執法，還突出了謝家俊為代表的技術型人才，縱然遵循一系列談判守則和程序，以避免傷亡為目標與卓文偉周旋，卻被逼承受來自警務處長違背專業操守的命令，所引發的巨大無力感。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終釀成流血事件——李俊傑在混亂中被內鬼槍殺。於是，當「和理非」的談判宣告破裂，循非正當合法之途徑找出真相——逃出警局 / 協助逃犯——便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來到最後一幕，相比原版將侵吞公款的主謀身份隱藏到最後一刻，邱禮濤早早透過不時插入的閃回鏡頭，揭露貪污案主腦和其幫兇的真實身份。結尾卓文偉、被挾持的謝家俊，與形跡敗露的黑警舉槍對峙與談判，最終還是導致了第三場流血事件的發生，也是對談判專家職責帶來的另一重打擊：如何能說服深陷絕望（被同袍和制度拋棄），一心求死的黑警？

從全片三場談判戲，三次均以失敗 / 傷亡告終可見，《談判專家》實則講述了專業主義（人士或精神）於香港必將迎來的「喪禮」，只需稍微回顧哀悼黃家駒、李翰祥等專業人士之死的畫外音，更加能感受到這種「失去」之強烈。然而，也不要忘記戲中另一道聲音—— Kofi Annan 在聯合國大會呼籲和談譴責暴力，正正說明在顛覆失序的社會混亂裡，邱禮濤始終堅持「和平談判」的重要性。故此與《拆彈專家》系列玉石俱焚的無政府之怒，《掃毒 3》利己主義者當道的悲觀主義等表述有所區別的是，在《談判專家》結局，謝家俊對建制失望，選擇離開警隊，從事社工落手落腳幫扶弱勢社群——攙扶剛保釋出來的老婦，把專業技能往別處發光發熱；官復原職的卓文偉跟在謝家俊後面，笑說要替對方「守尾門」。兩人分處制度內外，一個在建制裡「出淤泥而不染」，具備正義感和理性；另一個與基層民眾共進退，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污，兩者合力（撐傘和護傘的動作）方可有所作為。

這是屬於邱禮濤的理想主義祈願，或許可以用來回應 2014 傘運 — 2019 年的香港境況，但如今已是國安法和 23 條雙加持的 2024 年了，是否還奏效呢？儘管如此，當聽到謝家俊說的那句，寧願做萬幾蚊的社工，也不願做幾萬蚊的警察，依然能看到不願徹底屈服的邱禮濤，於夾縫之中作出個人表達的勇氣與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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