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医疗系统中“反腐”和“反哺”的根本问题是滥权（转）

纵观中国这些年落马书记院长的作为，尽管其贪腐范围在医药、耗材、设备和基建等方面，但根本特征却仍为滥权。何以如此？

其一，在当下的医院收支、分配体系中，书记院长以及科主任拥有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裁量权。他们中间很多人当然还顶着专家教授院士的头衔，也可能会参加手术或者医学研究，但其角色定位则更接近官员。所犯之事，多为职务侵占、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侵犯人权等，与一般滥权官员并无二致。

其二，医院书记院长兼有为单位搞钱的身份，也加剧了其滥权程度。目前，中国公立医院走的是“以滥权贪腐养医”的“市场化”路线。公立医院绩效奖金的政府投入少，而大多数的收入都要医院自己用医保基金和医疗自费项目去创收，国家基本上是不管医院的创收运营和绩效分配的。这些权力相当一部分归于院长书记。概言之，每一个院长书记出事，都与权力缺乏监督有关。

其三，因为要搞创收，医院书记院长会给每一个科室和医生下达指标，把患者收入院后的各种诊疗活动都与创收和绩效分配密切相关。大部分灰色收入其实仍归到了医院创收的大池子里，为书记院长以及科主任权力之手予取予夺。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等部门（027-87680016或18071530625；[email protected]或[email protected]）热衷于搞举报而不是监督过于集中的极权和学术权力，不仅不会改变武汉市第四医院书记院长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的滥权，还会通过与业务量挂钩的绩效奖金鼓励医务人员作恶，忘记救死扶伤的本质和初心。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书记院长等人设立绩效机制骗保，介绍或者收住一个患者绩效奖励数十到数百元，鼓励医务人员将可在门诊治疗的患者收治住院，或者将病情简单诊断明确可以在门诊观察治疗的收治住院；医务人员为了绩效向患者过分渲染疾病的危害性或者以住院可以报销诱导患者住院接受住院治疗；一些患者就诊过程中主动要求挂床住院，在院期间甚至只做各项检验、检查和简单对症治疗（或者浪费治疗药物）享受医保医疗报销；医保基金作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盈利重要来源之一，从中"套取"医保基金而创收“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

孤独的思想者：如果苍蝇飞进星级酒店餐桌上，那应该一下拍死。如果苍蝇在粪坑里飞舞，那拍死就不合情理，因为那地方本来就是苍蝇生活的场所，要怪只能怪修建粪坑的人。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医务人员和患者明白这个道理。

XXX院士加：一边借医疗系统“反腐”搜刮钱财愚民灌输，一边用搜刮的钱财（包括医保基金等）“反哺”医疗系统权贵进行滥权腐败创收“阳光收入和灰色收入"，上诈下愚的执政者和当权者自信满满左手倒右手，根本就不在乎指鼠为鸭。

乾隆执政需要花钱，而内务府的收入是有限的，在贪腐比较普遍的情况下，有着惊人理财能力的和珅就曾向乾隆提出了“议罪银”制度，即官员凡是犯下轻微的罪过或是重大的亏空，都可以拿钱抵罪。议罪银制度出台后，不少官员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就以未能迅速破案为由，主动要求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说自己不小心，把香灰落在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自请罚银三万两。除了谋反、大逆等重罪，凡是亏空、渎职、贪腐等，只要交纳足够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不仅没有起到惩戒的作用，反而几乎成了官员抵罪法宝，从而使得吏治更加腐败。医疗反腐专项治理账户的存入方式：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武汉硚口支行 银行账号：42001226408050007940-0006

“挂床住院”属于骗保行为之一，是指有入院登记、医疗收费记录、病历记载，而实际上患者只有诊疗时在病房，其他时间不在病房的空床住院。住院期间因特殊情况需离院必须办理有效手续，对医保检查时不在病房的病人，医院不能当即提供有效手续、资料的，请假时间超过6小时或累计离院时间一周内超过24小时的视为挂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