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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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幽灵威胁引爆新一波危机

Eric Byl

（注：本文首次刊登于2021年8月）

关于所谓的“后疫情”经济反弹，我们有很多质疑。这些数字看起来很漂亮，但背后存在诸多方面的警号。贫富差距创下新高，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局势，并不断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正在引发进一步的社会爆炸。资本主义十分缓慢、不均衡、低效的疫苗推广，为更具传染性和疫苗抗性的病毒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迫使各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此外，还有许多在新冠疫情前已经存在并变得更棘手、更紧迫的挑战：生态危机、新冷战、债务积累、生产能力投资不足等。

也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称，上述风险可能会让其下调“全球基线”预测（2021年全球增长率为 6%，2022年为4.9%）。IMF呼吁中央银行不要收紧货币政策，除非持续的通货膨胀迫使他们这样做，这也表明他们对全球经济也缺乏信心。

增长数字看上去很好，但我们必须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待。增长是发生在2020年世界经济衰退3.2%之后，那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这个增长同时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历史性转变的推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货币（印钞）和财政（增加预算开支）干预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6%（如果包括贷款、股权和担保，则为27%）。“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相应的数字分别为GDP的4—6.5%和1.5—2%。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上旬，全球各国政府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的资金已不少于16.5万亿美元。考虑到这一点，IMF的增长数据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

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很清楚，为了避免他们的制度内爆而产生社会动荡，就需要彻底改变相应的经济政策。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他们用了4年时间才从自由市场政策转向更多的国家干预政策，即“罗斯福新政”。在那4年间，美国GDP倒退了25%，失业率飙升至25%，数十万人无家可归，被称为“胡佛村”（以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命名）的棚户区随处可见。

在胡佛的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从1929年占GDP的16%上升到了1933年的40%。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数字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年收入仅占GDP的4%，而这一数字在今天则约为30%。联邦债务与联邦年收入的比值呈指数增长。罗斯福新政开始后的第二年，美国经济反弹10.8%，并在经济萧条卷土重来之前连续3年保持可比增速。新政赢得了时间，但所有背后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和美国的产能输出，以及战争结果改变了一切。

似乎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将比预期更早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去年中国就实现了，而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度也会如此。欧元区GDP仍比危机前水平低3%，但其增长现已首次超过中国和美国。欧元区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法国预计增长6%，意大利增长5%，罗马尼亚增长7.4%，德国受中间材料短缺的影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大，增长率预计为3.6%。IMF的研究表明，到2022年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将能弥补所有因新冠疫情相关的损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新的新冠变种病毒得到控制。我们已经看到由于“Delta”变种病毒，摩根大通下调对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从5.8%至2.3%，美国股市因而受到冲击。

加深全球的不平等的断层线

在“新兴”经济体中，恢复到疫前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低收入国家更是如此。IMF警告“疫苗断层线”会将全球经济复苏一分为二，并且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预计 2020-21年将有近8000万人会陷入极端贫困。IMF称，低收入国家至少需要额外支出2000亿美元来抗击疫情，另外还需要2500亿美元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经济增长路线。

虽然发达经济体40%的人口已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新兴”经济体还不到20%，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数字仅为2%。与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相比，发达经济体的大规模财政干预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对这一现实状况的担忧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所谓的“特别提款权”创造了6500亿美元的新货币。然而，这些新货币超过50%将流向发达经济体，42%流向新兴经济体，仅有3.2%流向低收入国家。不过，这将使阿根廷、巴基斯坦、厄瓜多尔和土耳其持有的货币储备至少增加10%。尽管讲得好听，但该政策毫不掩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使私人和公共投资/投机者免于因更多的主权公共债务违约而遭受损失，来加强金融稳定。

通货膨胀的威胁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已将油价推高，比2020年的低基础高出70%，非石油商品价格上涨近30%，尤其是出现短缺的金属和食品。正如我们在突尼斯、南非和古巴所看到的那样，这情况本身就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当下。货币贬值也使得商品进口价格提高，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一些“新兴”国家，包括巴西、匈牙利、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开始被迫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价格上涨的压力。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复苏的代价是公共债务平均增加20%，预算赤字增加三倍以上，以及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加上拜登的两项主要支出计划，这引发了人们担心经济是否会“过热”和通胀失控。在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5月上涨5%后，6月上涨了5.4%。6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则上涨7.3%，创13年新高。随着经济的开放，贷款需求激增，而许多公司缺乏可以满足需求的供应。美国的暂缓支付租金、暂缓偿还抵押贷款的政策终止，以及德国降低增值税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通胀压力。物价上涨同时也让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现阶段，IMF、中央银行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现时通胀飙升只是一种暂时现象，2022年将会回落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根据他们的估算，尽管某些行业面临短缺和招聘困难，劳动力市场会依然严重疲弱。他们认为通胀趋势是基于暂时性的因素，而产业自动化等其他结构性的因素则降低了价格的敏感度。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通胀理论

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家抛弃了片面的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基本论点，即货币供应推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当货币供应增长快于生产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事实上，2020年全球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5%以上，但其中大部分已被囤积或用于投机。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被货币流通量（速度）的下降所抵消，故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当时新造的巨量货币。

另一套主流通胀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成本推动”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货膨胀是由工资所带动的，这是低失业率和相对求过于供的劳动力而导致工资上涨的结果，反过来又迫使价格上涨，即所谓的工资与价格的螺旋循环。凯恩斯主义者经常提到“菲利普斯曲线”，并指出高失业率导致商品价格下跌，而低失业率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在1970年代，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这被称为“滞胀”。2008/9年经济衰退后，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跌至历史低位，而工资涨幅和物价通胀率均保持在低位。

马克思主义、价值与通胀

马克思从未提出过全面的通胀理论。他认为，货币代表“交换价值”，即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劳动量。货币供应并非推动价格上涨，而归根究底是反过来的。这并不是否认供求关系、卡特尔（垄断利益集团）的形成、阶级斗争等对商品定价的干扰，但决定价格的根本因素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加工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其他因素可以将价格推低于或高于实际（交换）价值，但总是暂时的。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也反对了通货膨胀是工资上涨原因的观点。

“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它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想要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了。”

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经济学派”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挑出当中一个或几个症状特征（货币供应、工资成本……）将它们作为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视经济为彼此矛盾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

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他们似乎无意间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到目前为止工人工资大体上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尽管最近美国工资增长趋势有所上升，但个人工资并未表明劳动力市场面临更广泛的压力，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的数据显示出类似的大致稳定的工资增长模式。换句话说，如果说现阶段有任何“成本推动”，那么它并不是来自工资，而是来自于企业的加价，部分原因是原材料、大宗商品和其他要素的成本上涨，部分是由于新冠肺炎的干扰，部分是为了尝试增加利润。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收入占GDP的份额近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在美国，它从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平均63%下降到过去十年的57%。因此，工人工资并不是价格上涨的主因。事实上，如果工资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那么美国工人每年将额外赚取一万亿美元。

IMF将自动化生产称为本质上的通缩因素，或者用它的话来讲，是“降低价格敏感性”的因素。马克思更清楚、更全面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为了超越竞争对手，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实际上就是被老板当作利润的工人无偿劳动）投资于更好、更有效的技术来提高生产力。结果，每单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趋于下降。因此，虽然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量趋于上升，但每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值——生产中花费的平均劳动量——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商品价格具有下跌而非上涨的内在趋势。资本家试图通过增加对工人的剥削和货币手段来抵消这种趋势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

对工人来说，价格下跌或通货紧缩会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储蓄，但对资本家来说，这会侵蚀他们的利润，使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并使生产性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他们认为受控的通胀是“健康的”，因为它提高了利润，使偿还债务更容易承受，减少工人工资并刺激消费。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称“有点通胀不是坏事”。他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银行应该采取负利率，并在几年内允许4%至6%的通货膨胀率。他现在主张3%的通胀目标（而不是美联储的2%），并经常引述他的前任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后者曾在2010年主张将通胀目标提高到4%。

通货膨胀难以控制

一般认为“健康”的通胀率是略高于生产力和劳动力综合增长率的水平。直至1970年代中、后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的通胀率被认为是健康的，而之后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2%的目标通胀率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罗格夫更主张拉大通货膨胀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希望这不仅能减轻债务负担，增加需求，还能刺激生产。可问题是通货膨胀难以控制。

在过去的20年里，各国央行未能实现2%的目标通胀率，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重蹈1970年代初期的覆辙，当时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那时所谓的滞胀陷阱，即经济停滞同时还出现了两位数/飞速的通胀相。资本家必须发动对工人运动的残酷进攻，同时大力减少货币供应（这引发了另一次经济衰退）方可让资本主义摆脱困境。1979年至1982年间，英国首相撒切尔将实际利率从-3%提高至4%，1983年失业率从5%飙升至11%。当时美联储的主席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 Jr.）将实际利率从负利率提高至5%，失业率在3年内翻了一番至10%，但通货膨胀率从13%下降至3%。从此，新自由主义成为了一整个历史时代的主导政策。

正如我们在先前所指出的那样，这已经难以为继了。在当下的危机中，资本家与他们在中央银行和政府的代表别无他法，只能采取更多的干预措施。他们厌恶这样做，但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更大的经济灾难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这样做时，失控的阴霾在脑中挥之不去。

产品和服务，包括生产性产品（机械、原材料、工厂和办公室）一般只会为了消费而出售一次或几次，并迅速退出流通。它们很少被囤积起来，而其速度—进入和离开流通的次数—是有限的，容易被追踪和控制。货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同等数量的货币可以多次进入和离开流通环节，从不同所有者间循环往复，或者干脆被囤积起来，根本不进入流通。对于货币供应而言，流通速度是更加变幻莫测的因素，囤积可以阻止货币进入流通，但当经济活动回暖，货币开始流动时，其”乘数效应”极易是指数级的。

这正是别称“末日博士”的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就通货膨胀问题发出的警告。对此很难持有一成不变的看法。在这一阶段，通货紧缩的趋势似乎仍更具主导地位，但经济已如履薄冰，许多因素都可能打破平衡。鲁比尼指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现在的债务比率几乎是1970年代的三倍，宽松的货币供应加上供应冲击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还被各国央行维持在低位，债务偿还事务仍相对便宜。

然而，宽松的货币供应导致了高市盈率、低风险溢价和膨胀的科技资产，助长了资产和信贷泡沫。这还进一步刺激了非理性的加密货币狂热、高收益的公司债务、模因股票（因社交媒体的炒作而发生突然、急剧变化的股票）等。这可能最终导致经济学家所说的“明斯基时刻”–突然丧失信心，并导致恐慌乃至引发崩溃。

十年前，由于投机者涌入期货市场，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直至失控，引发了粮食骚乱，并成为了后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诱因。这种情况的重演完全是可能的，特别是在一个创造了许多投机机会的短缺时期。但在气候灾害、定价过高的金融市场和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形下，其影响将更具灾难性。

2021年第一季度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飙升了9.4%，激起了有关”住房热”的讨论。在美国，4月份房价上涨之快30年未有。低借贷成本、供应短缺、建筑价格上涨和富人寻求更大的房产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美国联邦住房协会房利美（Fannie Mae）认为，更高的抵押贷款将导致租金上涨，并推高总体通货膨胀。

“第22条军规”

如果通胀率在中期或长期内上升得更多，各国央行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第22条军规”（为一逻辑悖论，描述彼此矛盾的两个不同的规律或规则所引起的悖论情形，出自1961年的同名小说）的两难情况：如果他们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供应政策，通胀率可能会达到双位数，最终陷入滞胀陷阱。在公共债务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国家，公共债务起初会更易承受。而在公共债务以外币计价的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负债累累的国家），情况则不同。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面临违约风险，需要重组债务。这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债务违约，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与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相比，私人债务的价差也将高涨，而通胀上升将提高通胀风险溢价。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公司(在欧洲甚至更多)被视为僵尸企业，这意味着如果无法获得廉价的资金，它们就将无法偿还债务。如果来源枯竭，许多公司就将倒闭，并引发一连串的破产。

然而，如果各国央行减少干预力度，并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那么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一连串的违约、破产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将亦会接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IMF警告不要过早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如今，欧洲中央银行在2008/9年经济衰退后过早地提高利率被认为是重大错误。他们最近审查政策，从2%或更低的通胀目标转为接受通胀率可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这一目标。这可以说是文字游戏，但这其实是对欧洲央行的创始原则、对德国联邦银行将稳定价格作为首要任务的理念的重大转变。德国当局坚定维护这原则，甚至在2008/9年的经济大衰退后不惜将25%的紧缩强加于希腊经济，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困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政策甚至极大地造成了希腊消防部门面对近来肆虐的致命火灾无能为力。

美联储似乎比欧洲央行先行一步，宣布 “弥补过去未能达到通胀目标的政策”，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积极推使通胀率超出目标。虽然这不是欧洲央行所宣称的意图，而且必定会激起重大的，特别是与德国联邦银行的分歧，但我们还是可以预计，如果欧元区受到类似的冲击，其政策与美联储的政策不会相差太远。

拖延策略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各国央行及政府会继续采取更宽松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并打算之后逐渐缩减其规模，然而在实施时必须谨慎行事，还时常可能出现分歧和调头。这是因为这些将被迫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从逻辑上讲，这场全球疫情应该要有更多的国际合作，但是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完全失败。个人防护设备、核酸检测和呼吸机都成为了争夺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后我们又看到了“疫苗外交”和“疫苗帝国主义”的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未能被扭转，反而得到了增强，各国政府趋于自给自足。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进一步的供应冲击不仅没有减少，还更有可能发生，从而刺激通货膨胀。

发达、新兴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以及更严格的移民限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国家将面临医疗灾难、经济崩溃、战争和内战以及气候灾难，都将令情况进一步恶化。中美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已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冷战，适时还可能升温为热战。同盟会变得不稳定，一些较小的国家将利用两个帝国主义霸权之间的僵局，来实现自己在地区内的帝国主义野心。愈发动荡不安的世界正面临着全球经济分裂、供应链更不可靠的威胁，未来还将出现更多震荡。

虽然人们对绿色转型的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拜登的基础建设计划与此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不被中国超越。科技战和网络战早已来临。就连全球疫情都未能做到敲响警钟、说服全球资本家放下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合作，最近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报告就更不可能做到。除非资本家得到公共财政的充分补偿，否则他们绝不会自愿放弃污染，而这些资金最终将由工人及其家庭来承担。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知识和技术的自由交流、国际合作、民主规划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来实现绿色转型。而私人利益和暴利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成分，对如此方案毫无助益，反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

目前仍然无法确定的是，仍占主导地位的通缩趋势能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顶住通胀的压力。现在有太多可能影响平衡的漏洞。如果通胀率达到两位数，很可能导致群众反抗。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可以看作是一场预演。但即使资本家试图控制通胀危机在当下的威胁，他们也无力解决任何主要的深层体制性问题。比如，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与薪酬，以及反对压迫与气候危机的运动仍会继续发展。

至少一件事可以确定：让“市场的智慧”发挥作用，把央行和政府的角色减至纯粹作为技术官僚“管理”社会的幻想已一去不复返。所谓央行“独立性”的思维早已过时，而政府将被迫——不论愿不愿意——继续实施更具干预性的经济政策。现政权不可能宣布现存社会已经战胜了所有意识形态，也不能仅仅以一种纯技术角度进行治理。

恰恰相反，政治还是会展现其重要性，而且在政治选择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会愈演愈烈。在政治两极化加剧的这个时代，政治“中间派”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顿。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非左非右”的思维，往往代表最终接受现存的右翼政策，因此这种“非左非右”思维终将消亡。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无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将会促使人们探寻更加激进的解决方案。右翼民粹势力会试图利用这种力量，而左翼改良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无法正确回应。只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作出的分析、展望、纲领和组织才能在资本主义的衰落中开辟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