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案判刑・剖析｜認罪、從犯證人減刑多少？　四參加者量刑起點較重，為什麼？

2 小时前

持續近四年的初選 47 人案迎來判刑之日。 45 名被告，因被指「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被判監禁四年兩個月至十年不等。判辭顯示，眾被告按角色分級、是否認罪、是否為控方作證人、是否對「法律無知」、受戴耀廷誤導等，獲不同量刑起點及刑期扣減。

文｜集誌社記者

持續近四年的初選 47 人案迎來判刑之日。 45 名被告，因被指「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被判監禁四年兩個月至十年不等。判辭顯示，眾被告按角色分級、是否認罪、是否為控方作證人、是否對「法律無知」、受戴耀廷誤導等，獲不同量刑起點及刑期扣減。

案中的 45 名被告量刑起點由 7 至 15 年不等，法庭有哪些考慮？四名從犯證人區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林景楠，減刑結果為何？其中有四名被告，包括楊岳橋、鄒家成、張可森、梁晃維，被指較其他積極參加者做得更多等，量刑起點較重，他們究竟做過什麼？

角色：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

就被控方指為組織者的第一至五被告，法庭裁定首四名被告，即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為「首要分子」，採納 15 年及 12 年為量刑起點；吳政亨則為「積極參加者」，採納七年半為量刑起點。至於其餘 40 名初選候選人，均被裁定為「積極參加者」，以八年或七年為量刑起點。

就戴耀廷，法官指他不僅是謀劃的發起人，亦是初選的組織者，其文章引起泛民主派的關注，是背後主腦，屬「首要分子」。雖然戴未必實際參與選舉，但為有意行使否決權的人提供必要的平台，並為了達致成功，同意與吳政亨進行「三投三不投」計劃；戴在初選後亦未有停止參與，當趙家賢退出時，他僅表示要「休息」。

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　以 15 年為量刑起點

法官又指戴提出「攬炒十步」，具極端想法，雖然戴求情信指從來無意用「攬炒十步」作為政治行動的藍圖，但他在數個月期間發布一系列文章，不難追溯他進取的想法，「本質上，他提倡了一場革命」。法官終以 15 年為量刑起點，並指戴過往貢獻已在以往刑事案件考慮，唯一求情因素是他及早認罪，總刑期為 10 年。

就三名組織者從犯證人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法官指區諾軒的證供對將所有證據拼合（piece together）「至關重要（crucial）」，有系統和有邏輯地為法庭就 2020 年發生的所有事件提供全貌（provided this court with a full picture）。罪責方面，法官指區作為組織者之一，自謀劃開始已經參與其中，其參與程度與戴耀廷大致一樣，同屬「首要分子」；即使他不如戴耀廷激進，但考慮他的角色，起點仍為 15 年監禁。

為控方作供　給予區諾軒、趙家賢 50% 扣減

但基於其證據的重要性，法庭就區諾軒為控方作供，給予 50% 扣減。加上區諾軒一知悉香港和中國官員「示警」後便退出謀劃，又嘗試說服趙家賢退出，及考慮他對法律無知和公共服務的貢獻，因此給予額外 5% 扣減，總刑期為 6 年 9 個月。

至於時任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法官指其證供大體上被法庭接納，並被法庭依賴以達致裁決，但無法接納他僅為「積極參加者」，指他作為謀劃的組織者之一，角色重要，同以 15 年為起點。考慮他及時認罪及對控方重要的幫助，給予 50% 扣減；加上接納趙家賢就謀劃的合法性，可能被戴耀廷誤導，給予三個月扣減；再因其良好品格和長期公共服務，額外減刑三個月，總刑期為 7 年。

鍾錦麟量刑起點12 年　作供不及區、趙有用　給予45% 扣減

至於時任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鍾錦麟，法官指其證供有用，不過不如區諾軒及趙家賢的證供般有用。而雖然他的參與較戴耀廷、區諾軒和趙家賢低，但他作為組織者之一，同樣屬「首要分子」，並採納 12 年為量刑起點。考慮到他及時認罪、及對當局提供協助的程度，給予 45% 扣減；再因對法律無知及過去公共服務減刑三個月，總刑期為六年一個月。

至於經審訊裁定罪成的吳政亨，法官指他既不是初選組織者、亦不是候選人，發起「三投三不投」時仍未加入謀劃，是在與戴耀廷溝通和接觸後才成為謀劃一分子。法官指，吳《國安法》生效後仍擁護「攬炒」，又透過對其他人施壓，使只有參加並勝出初選者方可參加立法會選舉，自願和故意繼續推動謀劃。考慮其角色，裁定他為「積極參加者」，以七年半為量刑起點；但認為他可能受戴耀廷誤導，誤信計劃合法而行事，再扣減三個月至七年三個月，此外沒有其他求情因素。

集誌社檔案｜刑罰三級制「不完全適用」

就量刑原則，辯方曾爭議，各被告被控串謀罪、而非國安法控罪，因此《國安法》第 22 條的刑罰三級制不適用。判詞指，考慮控罪條文及案例，認為刑罰三級制「不完全適用」，但可用作參考。

不過，判詞特別提到，就控方引用今年三月生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109 條，列明有關《國安法》罪行罰則的條文，亦適用於串謀罪的罰則，指可用來確認《國安法》原意。法官則指，《維安條例》是今年三月由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本地法例，但《港區國安法》是 2020 年由全國人大落實的全國性法律，兩個立法機構是在完全不同層次上，佔用不同位置的不同實體，邏輯上難以看到一個本地法律如何可用來確認全國人大的立法原意。加上《維安條例》立法時，明確表示條文沒有追溯力，因此相關條文對本案幫助很小。

法庭續引呂世瑜案及馬俊文案，提及《國安法》立法原意與本地法律銜接並兼容互補，判刑時本地法律原則亦適用，法庭應確保《國安法》條文和本地普通法判刑原則均可發揮效力。而評估案情嚴重性時，着眼點是犯案者的行為、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但不應依賴內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至於辯方爭議判刑不應考慮《國安法》前言行，法官接納《國安法》實施前，被告行為不屬刑事罪行，控罪時間亦於 2020 年 7 月 1 日才開始；但指《國安法》後被告仍繼續參與謀劃，法庭可審視此前情況來評估串謀嚴重程度和規模，及各被告的角色，但強調被告並非因《國安法》前言行被判刑。

最後，就辯方爭議本案被控《國安法》第22條（3）「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罪行，較其餘三條涉破壞、推翻中國根本制度等罪行為輕，法庭拒納，指罪行嚴重性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計劃規模、執行方式、攻擊次數和程度、涉及人數、潛在損害、實際後果，須仔細考慮所有情況後作整體評估。而若本案謀劃實行到底，其負面後果將影響深遠，不會比推翻特區政府較輕微。此外，法庭判刑時，亦已考慮過謀劃「非暴力」的性質。

林景楠作供作用很少　僅獲得 20% 扣減

身為「首要分子」的從犯證人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均因其證供獲得 45% 至 50% 的刑期扣減，而唯一一名身為「積極參加者」的從犯證人林景楠，求情時一度要求判處社會服務令。但法官指罪行性質非常嚴重，判處社服令並不適合，而林所給予的兩份「無損權益口供」，只是描述他對謀劃的參與，對案件作用很少（little usefulness）；他在庭上的作供也對控方案情沒有幫助（add nothing），事實上，法庭在裁決理由幾乎沒有提及其證據，因此拒絕為他索取社服令報告。考慮他在謀劃的參與，法庭以 7 年為量刑起點；由於林只是在開審前認罪，僅獲得 20% 「折扣」，並就對法律無知、及疫情時提供保護裝備，各減刑三個月及兩個月，總刑期 5 年 2 個月。

梁晃維、張可森、鄒家成、楊岳橋　量刑起點較高

除了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吳政亨，其餘 40 名初選候選人，均被裁定為「積極參加者」，法官指他們在謀劃的角色不可或缺，對謀劃給予支持並積極參與其中，「沒有他們，謀劃根本不能開展」。
當中除了「墨落無悔」三名發起人梁晃維、張可森、鄒家成，及時任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以八年監禁為量刑起點；其餘被告均以 7 年監禁為起點。就這 40 名參選人，及時認罪、屬參與者的 25 人，全可獲三分一刑期扣減，刑期介乎四年兩個月至五年一月之間；開審前才認罪的伍健偉和林景楠則僅獲 20% 扣減，判監五年七個月和五年兩個月；參選人當中，不認罪的 13 人，則無獲任何認罪扣減，全部判監六年半以上。

就「墨落無悔」三名發起人梁晃維、張可森、鄒家成，判辭指聲明未必為謀劃帶來很大價值，但其目的為約束簽署者不得偏離計劃，以確保謀劃獲得成功，又指張可森比僅僅作為計劃的參加者做得更多（did more than just a mere participant），鄒家成亦盡一切努力約束參與者以確保謀劃成功，終以八年為三人的量刑起點。當中認罪的梁晃維、張可森被判 4 年 11 個月；鄒家成不認罪，被判 7 年 9 個月。

楊岳橋被指記者會發表非常激烈言論

時任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亦以較高的八年為量刑起點，法庭指考慮到他在黨內地位，及在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包括他在公民黨記者會上的言行，足證他在公民黨參與謀劃上扮演主動積極、及領導的角色；又指他非常積極進取（aggressive），曾在公民黨記者會上發表非常激烈的言論。楊岳橋因認罪及被捕後合作的表現獲減刑三分一，又因公共服務獲減三個月，終判囚五年一個月。

「對法律無知」大部分獲接納

除了認罪外，法庭亦接納其他求情因素，主要為「對法律無知」以及「公共服務」。就「對法律無知」，法庭接納對部分被告適用，他們或被戴耀廷誤導，誤信謀劃並非違法；但對戴耀廷及楊岳橋則顯然並非如此，因兩人是律師，且在推進謀劃落實時「絕對堅定不移」，「對他們來說，謀劃是否合法無關緊要，他們是向其他人推銷他們的想法」。

而 45 名罪成被告中除了戴耀廷、楊岳橋外，黃之鋒、譚得志、伍健偉、尹兆堅、何桂藍、岑敖暉六人亦未有就「對法律無知」求情，法庭認為不依賴此理由是他們知情的決定，故未獲有關刑期減免。至於其餘 37 人，區諾軒獲減刑 5%，其餘人均就此理由獲得三個月刑期減免。

「公共服務」減刑三個月曾獲減刑、紀錄不良好者不適用

至於「公共服務」，被告中不少人都曾是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部分人更服務社區多年。法庭判刑時考慮有關因素，27 人因而獲減刑兩至三個月。但法庭認為胡志偉、尹兆堅、林卓廷的貢獻已在以往其他案件考慮，故不再以此原因獲減刑；朱凱迪、梁國雄亦因有刑事案件紀錄而不獲以此原因減刑。

此外，部分被告正在或曾就其他案件服刑，望法庭考慮「整體量刑原則」作減刑。其中快必譚得志因煽動等罪成判囚 40 個月，法庭接納部分控罪犯案時間為 2020 年 7 月，牽涉的煽動文字亦與初選有關，與本案發生時間相近，因此作出三個月扣減。不過就鄒家成和劉頴匡另涉七一立會暴動案，黃子悅另涉理大暴動案，及岑敖暉、袁嘉蔚、胡志偉和尹兆堅涉集結案，法官認為該些案件與本案無直接關係，因此不給予扣減。

值得留意的是，不少被告均在求情信表達悔意，稱已經改變、不會重犯等，就朱凱廸、張可森、黃子悅、郭家麒、吳敏兒、劉頴匡、楊岳橋、范國威、呂智恆、岑敖暉及王百羽 11 人，判辭特別提到，相信有關部門未來考慮能否提早釋放他們時，會將相關因素納入考慮。

法官：謀劃最終是否成功，不由法庭猜測

至於其他求情因素，法庭則不接納。就辯方爭議謀劃「不可行」，指謀劃公開、政府可DQ等，被告未能取得 35 席或以上。法官指謀劃最終是否成功，不由法庭猜測，但肯定所有參與者均曾盡所有努力令謀劃成功。

法官指，兩名主要參與者對謀劃的成功樂觀，組織者曾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舉行記者會、協調會議和選舉論壇，又組織眾籌和聯絡民調機構；政黨舉行高層會議討論競選事宜，獨立參加者則號召義工協助，競選團隊組成，並設計競選口號、宣言和單張；加上被告參選時需集合足夠提名、提交選舉按金，均顯示所有參與者希望初選成功。協調會議上亦就替補機制討論，考慮各種可能的情況和後果，吳政亨也發起「三投三不投」職署和投入可觀的廣告費。

法官續指，若非因新冠疫情導致選舉延後，法庭不認為謀劃注定失敗，並指在初選兩天投票日，沒有人提及初選只是學術操作（academic exercise）、謀劃完全無法實現，「61 萬名普通市民也沒有這麼認為」。法官指，要取得成功，本案組織者和參與者或有難題需解決，但那在每宗花力氣推翻或癱瘓政府的顛覆案中，都可預期出現，因此拒納謀劃注定失敗，而應從輕處罰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