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月，你可以不骄傲

作者 | 水泥

今天是6月28日，同时是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51年前的今天，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吧，发生了美国同运史上著名的“石墙暴动”。将每年的6月定为#PrideMonth ，就是纪念以“石墙暴动”为开端的同志解放运动，而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世界上很多城市都会举行#PrideParade 。但是今天，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男同性恋者，我想要“唱唱反调”：骄傲月，你可以不骄傲。

这一切得从“骄傲”（Pride）这个词说起。为什么同志游行在英文语境里会是“Gay Pride”？回到1960s，深受污名与歧视的同志群体，在公众话语里一般都是用侮辱性名词来指代，诸如queer、faggot，这在华语语境里也是类似的，玻璃、二尾子。饱受污名与歧视的同志群体，一方面拥抱污名，用“queer”来自称，这便是如今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开端；另一方面，则用一些更积极与正向的词来称呼自己，用原义为“愉快”的“Gay”来指代自己便是此举；而且同志群体不但不应以自己的身份为耻，还要引以为傲，这便有了“Pride”的概念。题外话，Gay最一开始是泛指同性恋群体的，后来逐渐特指男同性恋群体，而女同性恋群体则使用“Lesbian”来指代，则是另一桩恩怨了。

“石墙暴动”与“骄傲”的脉络，在内地得到继承与延续了吗？国内的同志群体在谈骄傲时，到底在谈什么？我们到底是在为怎样的身份与社群而骄傲？

先说说“暴动”的这条activist的脉络吧。对于内地同运，或者说“同志公益”，大家有着怎样的认识呢？作为一个边缘圈内人，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圈内圈外的极度割裂。在网络上，得益于各国婚姻平权的成果，“同性婚姻”的议题在内地有着相当显著的曝光，很多圈外人士，包括没有接触过同运圈的同志，一提到同运，都会首先想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议程设置，对于内地的实际情况来讲，真的是在地的吗？参照美国同运史来讲，我认为这个议题在内地完全离地。且不说官方对于同志群体明里暗里的排斥态度，光是在立法倡导这一项，同志NGO就举步维艰。立法游说的关键位置在哪里？动员同志群体的发声后，如何让法工委也承认民意？同志NGO作为同志群体的代表，其认受性又如何确保？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时，说出金句“（关于同婚合法化的意见）很多都是有组织的……就是复印粘贴”，便是最新的一例。更何况，对于内地同志群体来说，婚姻平权难道是唯一的议题？职场反歧视、性别平等教育、基于性少数身份的家庭暴力、基于性/别身份与性/别气质的校园霸凌，这些议题哪一个不配得到公众和同志社群的关注？然而我能看到的现状是，公众与社群有限的目光，集中在一个前路漫漫的婚姻平权议题上，而更多的在地议题，只有在偶尔得以被看见的报道里才能让大家意识到其存在。问题恰恰在于，不是没有同志NGO在深耕这些议题。性别平等教育有武汉同行与广州同城，反家庭暴力有彩虹暴力终结所，而这些议题，对于诸多同志NGO来说，也都是最起码意识得到其存在的。

提到activist，那友同媒体就更是不得不提了。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517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TB）这天，网络上关于同志群体的报道似乎少了很多？远的就不说了，近年来华语世界最重磅的一件事，台湾的同婚合法化，内地媒体有多少家，是不仅仅发了则快讯，还有记者亲自飞去对岸采写报道的？据我观察，只有两家，《好奇心日报》和NGOCN。一年过去，《好奇心日报》的采编部门解散了大半，NGOCN注销，内地已经没有多少友同媒体能长期跟进同志议题的报道了。指望新京报和财新？诸位是否还记得《财新周刊》一年前的那篇特稿，《“变色”的淡蓝》？性/别意识不过关，就算写了曝光了，也可能带来无尽的二次伤害。同志议题的深度报道，除了长期的性/别友善意识培训与训练，更需要相应的知识水平与资讯触觉。《好奇心日报》、VICE中国与NGOCN相继消声，同时各大媒体也面临着越发高压的舆论管控的现在，内地的同志社群遇到了事，还能找什么媒体来报道呢？

更让我不适的，是内地同志社群对Pride的嘉年华想象。“石墙暴动”，是一场暴动。抗争、平权，不是大家一起开派对，然后开心地玩耍的事情。当前欧美各国Pride的嘉年华化，有着其相对应的历史脉络，但即便如此，4年前美国城市奥兰多依然发生了同志夜店枪击案，近50人丧生。

恐同不是说说而已的，是真切存在着的，是能对社群造成实质性伤害的，内地同样不会例外。我曾和崔乐老师有过短暂的接触，也曾就同运有过颇为深入的讨论。月初他有一句话，用来概括自己和自杀未遂的公务员吴维，便精准地让人心酸：“我是出柜式自杀，他（吴维）是自杀式出柜。如果他不写下遗书，你不会知道他；如果我不辞职出国，你也不会知道我的经历”（关于崔乐的经历，详见《出柜之后：被处分的同性恋教师》）。同志身份对于生活在内地的同志群体来说，可以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而同志群体，至少是网络上的同志群体，看着国外Pride上的嘉年华，以及同婚合法化的国家逐步增多，认为这种Pride便能换来环境的改善，简直是天真得过分。Pride在最一开始，以及如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内地，依然是非法游行与集结。而美国同运史的起点，“石墙暴动”，更不是什么和理非的抗争。

面对着这样的内地同运现状，我实在骄傲不起来。

再来说说同志群体自己。鉴于我自身是男同性恋者，我所能长期接触与观察的是男同志社群，同志社群的其他部分我接触有限，所以就主要谈自己所在的社群了。恕我直言，男同志们在谈论的那个“骄傲”，也与我无关。其中一部分上文已经有所描述，这里继续展开。在当前内地网络上的男同志社群里，“骄傲”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一件事情。“骄傲”，意味着“优秀”，意味着你需要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工作，执行着良好的身材管理，洁身自好，完成彻底的自我认同（也就是出柜），拥有幸福美满生活的基佬。你说你做不到？凭什么？肯定是你不够努力、上进。

我在去年年初写的《我粗糙，我单身，我也是Gay，我在春节也死了》里，就曾提及过这个问题。这些“优秀”的指标，每一个都是特权，是基于阶级优势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出柜”这一项。或许是因为内地同志组织“同性恋亲友会”的宣传，内地男同志社群对于“出柜才是完成身份认同的最后一步”的说法越发推崇，这意味着，如果你不出柜，你可能就要被开除gay籍了。还记得方才说过的“自杀式出柜”与“出柜式自杀”吗？这里我还可以补充自己的一点亲身经历。2016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香港的Pride，并在朋友圈发布了现场的照片。回来后不久，辅导员找上了我，规劝我不要参与这种境外的游行示威。而超乎我想象的，是他在未知会我的情况下，直接打电话给我妈，告知她我曾参加香港的游行示威，并且明确地和她说，“你知道你儿子是同性恋吗？”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此之前已经向我妈出柜了，所以她在接听这通电话时不会受到太大的心理冲击。我的辅导员，是在我已经向他出柜，同时他并不清楚我妈是否对我的性/别身份知情的情况下，问我妈这个问题的。更不用说诸位同志，在出柜时可能被家人软禁、限制通讯自由，甚至于直接的肢体暴力，而在职场上，又可能遭到怎样的歧视，很可能是直接被解雇。当个体在面对这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困境时，某些同志组织与男同志经常性无视这一点，要求个体全然承担“出柜”的风险，还声称这才是真正的“身份认同”，凭什么？这样的骄傲，我可就免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追求这种体面的、阳光的骄傲，在我看来实在是很滑稽的事情。当George Floyd在街头被警察用膝盖挤压颈部超过8分钟，最后窒息而死时，当美国非裔感染“2019冠状病毒”的比例显著高于白人时，一味地追求美剧中那些硬拗出来的“中产精英黑人”形象，真的有助于种族平等与正义的实现吗？同样地，当内地系统性的恐同无处不在，流行文化作品中的同志形象被强行隐去，当还有那么多的同志在遭受家庭暴力、校园霸凌，饱受压力的同志更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时，还如何去维持这种体面与阳光的“骄傲”？

“骄傲”不应该是一种“优秀的人”才能拥有的资格，“骄傲”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所有性边缘人士都能享有的，不会有人被排除在外。我为我自己而骄傲，我不需要成为谁，我不需要向谁证明什么。

下一次有人要求你为你的身份而“骄傲”时，搞清楚他说的“骄傲”到底是什么再做决定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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