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绥远之旅：鄂尔多斯（一）两个景教徒奇妙而一去不返的旅行

鄂尔多斯是一座无论在我的个人印象里还是现实观感中都非常奇特的地方，在我的个人印象里，鄂尔多斯是一个传统与未来交织的城市，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甚至比知道呼和浩特和包头更早，童年时代在电视里听到鄂尔多斯这个词后面总是跟着羊绒衫，后来又知道成吉思汗陵在鄂尔多斯，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很古典的、蒙古民族气息强烈的。

但青年时代我听说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则是超前规划的现代城市与伴随着房地产热潮受挫的“鬼城”。在很多媒体的描述中，鄂尔多斯是中国近几十年城市新区狂热发展的最好样本，这种负面评价代表着基于资源开采产生的一系列暴发户型城市疯狂基建所面对的质疑，当然也包含着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对后发达地区一种微妙的审视角度，我并不认为这会是完全客观的，我试图在这次旅途中理清这些头绪。

与呼和浩特和包头相比，鄂尔多斯的双子城形态非常明显，这是连旅行团游客都能亲身感觉到的，从2004年开始建设到现在18年的时间尚未将东胜和康巴什两片城区合成一体，两城之间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无论是东胜还是康巴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片的高楼和宽敞的道路，鄂尔多斯很像一片人造山野，东胜本身就是丘陵地带，城区内不断起伏的上下坡，马路开阔的像草原一样，高楼就是山峰和大树。以前看新闻中说有的飞机坠海是因为飞行员出现错觉，把大海误以为是天空，一头扎下去，鄂尔多斯的马路也让我有这种错觉，尤其是十字路口，分不出那些是道路那些是广场。

来到东胜，我先去了青铜器博物馆，也许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午休时间，博物馆里基本没有参观者，进门也是自助扫码，展厅内也没有工作人员和保安，我甚至怀疑这是一座过于先进的无人管理博物馆。偶然我看到休息长椅上一位年轻的妈妈在躺着睡午觉，旁边她的孩子在看书，一楼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是儿童活动区域，很多小孩在这里面玩游戏。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幕，有这样一座公共空间，周围居民能来蹭蹭空调，在安全宽敞的场所里带孩子。中国很多城市都缺少免费的室内公共空间，这一功能通常由各个购物中心承担，供民众休息聊天，夏天吹空调带孩子玩，前些年一些城市热衷于修建大型公共空间，比如广场或大剧院，但这些建筑要么露天不够舒适，要么功能不够日常，博物馆和图书馆可能是少有的适合民众日常休闲的室内公共空间。

虽然这座青铜器博物馆在东胜来说依然远离核心街区，但其他一些城市为了建设行政新区，在交通非常不便的空地上修一座巨大建筑把博物馆迁进去，民众往往只能在周末前往，根本不能称为善意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这座青铜器博物馆勉强算得上是人性化了。

从青铜器博物馆出来我往南来到东胜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以建筑样式出名，整体由白色四方几何体组成，内外回廊配以白色装饰线条的拱形窗户，很像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那座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在2008年底开馆，这座清真寺2009年中开工，有可能是模仿设计的。我在前几年的照片上看到清真寺顶端原本有一座很小的穹顶和星月标，但现在已经拆除了，完全变成了立方体堆砌的样子，倒像是电脑游戏中的建筑。

我很喜欢这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中国政府近些年限制清真寺修建穹顶，这种设计风格可以被普遍采纳，而伊斯兰教的发展期对应的也是古典时代自然科学的繁荣，伊斯兰世界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纹饰上偏爱几何图形，清真寺以几何体形态建造，也很符合宗教建筑对所代表的信仰历史与文化的反映。

我在新疆伊犁探访东察合台汗国君主吐虎鲁克的陵墓时，了解了在中亚的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后来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中加深了认知，中国境内的蒙古族穆斯林我只知道在阿拉善有少量群体，此外普遍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也被认为和蒙古族有血统关联，而在鄂尔多斯地区，历史上这里的蒙古人与基督教联系更为密切。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很多景教文物尤其是墓碑，景教就是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唐朝末年之后中国境内的景教基本消失，但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依然信仰景教。蒙元时期景教得到了一次发展机会，成吉思汗家族与克烈部和汪古部保持长时间的联姻，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都出身于克烈部，随着蒙古统治推进，元朝的北京、大同、镇江、杭州、泉州等地都有景教徒活动。

19世纪末罗马天主教会到蒙古传教的时候，发现在鄂尔多斯有一些信仰奇特的厄尔呼特蒙古人，根据记载这部分蒙古人主要生活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 他们不朝拜成吉思汗陵、不祭火和敖包, 没有占卜的习俗, 有自己特殊的庙宇，宗教活动中使用十字架, 有洗礼、涂油礼等习俗。

当时有一位比利时传教士Antoine Mostaert，中文名叫田伯清，他从1905年在鄂尔多斯生活20多年研究蒙古语言，成为世界著名的蒙古学学者。田清波认为这部分蒙古人就是元朝时期蒙古景教徒的后裔，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这部分教徒孤立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痕迹, 又融入了佛教和萨满教的内容, 已经形成民俗的一部分。

东胜与景教有着有趣的联系，这种联系和我生活的北京也有关，我去伊朗的时候，在德黑兰有一座东方亚述教会的教堂，教堂里面的人跟我说他们曾经有一位宗主教来自中国，我后来找到了这段历史，来自一本1887年出版的《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好在这本书有中文版，让我了解这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不在伊朗也不在东胜，而在北京。北京的房山曾经有一座十字寺，现在已经没有地面建筑仅存遗址。13世纪一个畏兀儿人叫拉班·扫马在那里修行，他的父亲是景教巡察使，拉班·扫马有一位弟子叫马可斯，来自kawshang，关于这个地点一般认为就是东胜，马可斯很可能是一位汪古部的蒙古人。

1275年，拉班·扫马和马可斯决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来到伊尔汗国，见到了东方亚述教会宗主教马登哈一世，马登哈一世推荐他们去拜访伊尔汗国的蒙古君主阿八哈，马科斯被认命为契丹教区主教。然后不久马登哈一世去世，马可斯被选为他的继任者，称为雅巴拉哈三世，因为他是个蒙古人，教会认为他更了解蒙古人的语言和习俗，拉班·扫马则被任命为巡察使。

此时阿八哈已经去世，他的继任者阿鲁浑希望与罗马教廷取得联系，共同对抗埃及的马木留克穆斯林政权。拉班·扫马接下了这个使命，他先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接着前往罗马，不过此时罗马教宗和诺理四世刚刚去世，拉班·扫马又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288年回程途中，拉班·扫马会见了新任罗马教宗尼各老四世，尼各老四世分别给忽必烈和阿鲁浑回信，阐述教廷对蒙古人的友好态度，并承认雅巴拉哈三世为东方基督徒的主管。1289年拉班·扫马回到巴格达，1294年去世。

而来自东胜的马可斯，在1291年阿鲁浑去世后事业变得很艰难，伊尔汗国此时正在经历伊斯兰化的过程，阿鲁浑之后相继的两位君主合赞和完者都兄弟俩对基督教兴趣不大，而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我之前去伊朗的苏丹尼耶探访过完者都的陵墓，看起来完全是波斯文化下的伊斯兰君主陵墓，马可斯一生中最后几年在基督教被打压中度过，1317年在马拉盖去世。

在东胜我找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之前在北京，除了咖啡师之外她还是个星空摄影师，2020年回到故乡开了这家自己的店，她还给我看了她拍的星空和去蒙古国旅行的照片。她送给我一张明信片，是她在鄂尔多斯七星湖拍星空，在异地遇到一位从北京回乡的人很有意思，听她讲回乡的感受，聊聊这两年北京发生的事情。她的店里有一款特色咖啡叫内蒙Dirty，里面加了沙棘汁，热咖啡与酸甜的凉沙棘汁混合的口感很奇妙，只不过这个名字我本来期待的会加蒙古奶茶。

从东胜来到康巴什，鄂尔多斯博物馆是我此行的重点，这是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内蒙古两座一级博物馆之一。在2006年这座博物馆开工之初，康巴什区几乎是一片荒野，MAD建筑事务所的这个项目曾经很有争议，这座博物馆的修建时间对应着康巴什区因为煤炭价格波动而出现建设受阻，2010年《时代周刊》发表名为《鄂尔多斯：一座现代的鬼城》的报道，2012年英国BBC发表报道《鄂尔多斯：中国最大的鬼城》，也是在这一年，鄂尔多斯博物馆开馆了。

人们开始讨论城市新区过度开发建设导致的大面积烂尾和空城现象，而鄂尔多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这个问题的负面典型，但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广袤的中西部中小城市对文化艺术与公共空间的渴望，进而上升到被边缘化的地区是否拥有展望未来的机会。

从之前的照片上看，鄂尔多斯博物馆像一块石头漂浮在沙丘上，如今这片沙丘已经是遍布高楼的康巴什核心街区。在我看来，这座博物馆像一个外壳将内外隔绝，这形成一种保护，当一个传统的、荒芜的区域突然间涌入大量资本与新生活方式时，需要一个空间对旧的东西进行保护，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空间，虽然这种设计形态是面向未来的，但我感受到的却是内敛而谨慎的那一面。

走进博物馆，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洞窟，洞窟中边缘圆润的窗子和两边展厅之间的连桥形成峡谷一样的空间效果，人们穿梭于两边的展厅就会在连桥上反复相遇，柔软的曲线又让整个空间有了器官血管一样的联想，一个坚硬的外壳内部包裹着娇弱的生命体。

鄂尔多斯博物馆和东胜的青铜器博物馆一样，午后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很多人尤其是家长带着孩子在博物馆里，只有少部分人在真正参观，大部分家长在长椅上玩手机或者躺着睡觉，孩子们自己在展馆中玩，还好他们比较安静不会太吵闹。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随意有损公共空间秩序，也浪费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变成一个游乐场，但在我看来博物馆本就应该如此，比起宽阔的八车道和整齐绿化禁止踩踏的广场，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博物馆可能是疯狂大建设中最符合民众实际需求的，从这一点上讲，岩石外壳的设计也恰恰象征了对生活在这里的民众的庇护，至少他们可以在这里享受免费的空调，有一个让小孩子自由安全活动的巨大场地，说不定还能学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