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香港水客与16岁青春的暗号

作者 | 卢梓淇

编辑 | 小田

16岁的佩佩是一个生于“单非”家庭的学生，佩佩在香港上学，但家在深圳，每天放学后都要经关口回到深圳。在香港，佩佩说的是粤语，她努力地想要融入其中，虽然和身为香港人的父亲相处时间不多，但似乎更为舒适。当她沉默着，甚至是冷漠地把身份证放在了闸机上，踏上深圳，她切换到了另一种模式：母亲和麻友们说着地道的北方方言，她的情绪与想法无处可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而这样的“模式切换”，是她每天都在重复着的日常生活。

这是电影《过春天》的背景，“过春天”，也是“水客”们的行业暗语，指成功过关，没被海关截下水货。水客从香港偷偷带货到内地，逃过一笔税款，货物就可低于市场价售出，水客还能赚一笔。

在机缘巧合之下，往返深港两地上学的佩佩成为了一个“水客”，展开了一段极具地区特色的青春之旅。《过春天》讲的，便是这段16岁的青春故事。

                                                  过春天海报，拍摄：卢梓淇

今天上映的《过春天》，此前已在不少电影节上大获好评。收获了包括平遥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青年单元的最佳影片提名。

NGOCN编辑已在点映中先睹为快，这是一部足够在地的华语青春片——有着青春期特有的荷尔蒙躁动与愤怒。因为电影始终关注着佩佩的身份认同困境，加上“走水”这种能够引发争议的现实议题，那些与“疼痛青春”相似的桥段不仅呈现得顺理成章，而且张力中所酝酿并爆发的情绪也更为动人。这才是鲜活的国人青春。

水客和跨境学童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导演白雪曾在深港两地调研，作了约两万字的访谈记录。不过，白雪更关注的是个体的感情、人的身份，而她本人也是儿时移居到深圳，这座城市也藏着她的私人情感、身份密码。

                                                 过春天剧照，图片来源自豆瓣

NGOCN专访了《过春天》导演白雪，交流关于电影创作、身份、深圳的那些事：

NGOCN：《过春天》被认为是一部现实主义青春片。给《过春天》贴上这两个标签，你认可吗？

白雪：我认可，我觉得挺好的。“现实主义”也是我创作的初衷。（作品）能获得这样的认可，我是挺开心的。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它定位为“青春片”这个类型。我不太了解“青春片”，原本我是把《过春天》当作剧情片来创作。就是想拍一个人物的电影。这个故事的基础是源自现实的，我做了很多的调研和采访。

NGOCN：影片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你有因此而舍弃掉一些在调研中发掘的、觉得很有价值的素材吗？

白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发掘了不止一个故事，有很多支线是可以蔓延开去的。在深圳采访缉私局与海关的时候，了解到他们工作的状态与经历，我会发现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当时我会觉得很多人看到的只是表面吧，当你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会看到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NGOCN：能和我们具体说说他们的实际生活与你的想象有什么落差吗？

白雪：海关（工作人员）每天在关口会遭受到各种谩骂与质疑的声音，在这里工作的人是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来支撑日常工作的。这可能是正常人接受不了的。在繁忙时段，他们会同时查很多人，可以达到100多人。这种时候这里面肯定是会有游客的，一定会有不是水客的人，这些人就会有抱怨，甚至是谩骂，但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得承受。

他们的工作，以及这个关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像一些走私的枪支与毒品是很容易通过这些地方流进来的，而他们可以很有经验地拦截下来。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理解他们的工作的。

                                                        白雪，图片来源自豆瓣

NGOCN：你在一些采访中表示过，身份是主角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过春天》中的主角佩佩是往返于深港两地的学生，但和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都处于比较隔离的状态。这种复合的身份对你的创作是具有吸引力的。你觉得呢？

白雪：是的，这可能也与我小时候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困惑有关。

我是从6岁来到深圳，整个中小学的生涯都是在深圳度过的。我大学时又去了北京，当我回到深圳去拍毕业作业《卡门》时，突然间发现我已经不了解深圳了，很多场景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这对我来说是个挺不一样的状态，我也想寻求一个答案。

NGOCN：正如你所提到的，深圳是一座发展变化很迅速的城市，那你如何理解这座城市与自己“深圳人”的这个身份，这个理解又如何影响你的创作呢？

白雪：我对深圳有着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我在深圳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我认为所有来到深圳的人都是建设者，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建设，我觉得是由那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贡献的。自己小时候也亲眼见证过一些人的起起落落，他们主要是我父母的朋友们。我也会看香港的电视剧，听香港的歌，所以我对这两座城市都是有感情的。

这里和内地大部分城市的氛围确实是挺不一样的，是很容易受到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文化影响的。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后，我的创作理念与方向是趋向于剧情片，更愿意去关注人的情感，个体的情感。一个大的话题如果要深入地谈的话，最终还是要关注到个体身上。

所以（我的创作）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对深圳是有私人情感在里面的，另一方面我的创作倾向也决定了最终往这个方向倾斜了。但一开始的时候，目标并没有那么明确，像很多人会问我，这部片的现实题材与叙事是如何结合的，其实我在后期是做了不少调整的。前期我是按照分段落的方式来写的，想要呈现主角三段比较重要的转折经历，这也是故事起承转合的几个阶段。

NGOCN：《过春天》里面，我留意到有各种不同镜面的运用，有玻璃墙，也有真正的镜子。比如佩佩和父亲在饭馆的那一场，以及拳击馆的那一场。你通过运用镜面制造了很多有趣的效果。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想到用这些方式来使用镜面的吗？

白雪：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像（佩佩与）父亲的那场戏，我的确是思考得比较多的。那场戏比较特别，因为那个镜头涵盖了这两个角色的人物关系。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框内，但他俩是没法对话和交流的。这一个我是明确设计过的。

那场戏她和父亲两个人是“相对无言”的，这四个字就是那场戏要表达的核心。我认为用这一个镜头就能够交代出来了。每天和摄影师讨论该用怎样的机位来拍摄时，讨论的都是戏核是什么，这场戏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只要抓住了这个核心，你就能设计出比较得当的视听语言。

NGOCN：在片中佩佩与阿豪决定铤而走险，一次性走私大量 iPhone 时，他们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有着大量暧昧的亲密接触。当时镜头里的主色调是红色，我认为是暗喻着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当佩佩被阿豪问到为什么想要看雪时，她说“我想知道冷是什么感觉”。

在别的采访中你曾经提到，因为香港处于一个亚热带甚至接近热带的地区，香港人是没有看过雪的，所以他们会对雪有着一种向往。映后见面会上你说佩佩的这句台词可能带有自嘲的意味在里面。而我在这个镜头中读出的是视觉文本与台词的强烈反差，你想要通过这个反差来让观众关注一些细节。你对我的这个解读有何看法？

白雪：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那场戏想要传递的是“热”，每一个创作部门都在往“热”上靠拢。像我们做的光也是“热”，包括那些汗、冰镇可乐。而在佩佩心里，我觉得这句台词是带有一种忧伤吧。具体的我表达得不太清晰，但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出现这句台词，会有很多背后的含义，所以我就用了这样的方式。

NGOCN：我可以理解为你没有很特意地在表达，而是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可以去多义地解释的文本，让观众根据自己的体验来解读，是吗？

白雪：是的。每个人看到那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感受的，但如果我们用语言把它说出来就会很苍白。另外我会觉得佩佩的心里其实一直都是挺冷的一个状态。

                                                过春天剧照，图片来源自豆瓣

NGOCN：你曾在映后见面会上说过，自己能在女性导演更能大展拳脚的时候拍电影，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电影工业在过去长期都是男性主导的行业，女性导演，尤其是女性作者导演在这行业里发展并不容易，我相信你的经验对后来者会有助益的。你对那些还在摸索着自己影像风格，想要成为“女性作者”的青年影人们，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有什么寄语吗？

白雪：的确在很多观众见面会上，现场有很多女孩子可能是学这个专业的，她们很多人都很激动，甚至是有点哽咽地和我说，（我）算是她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也给到了她们榜样的力量。我自己是有点受宠若惊的。

我现在的这个作品，它看起来是横空出世，因为我之前在影视行业比较低调，也没有拍什么比较重要的作品。但恰恰也是之前那十年的苦难，奠定了我现在对电影和人生的理解。我会认为导演的确是一个比较晚成的职业，是急不得的。

电影作品是需要你对生命和人生有一些独特的看法的，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导演都需要努力去精进和修行的部分，很多时候这会和你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我自己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要去拍电影的这个想法，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梦想或者理想，这两个词大家现在谈得太多了。

我觉得自己是凭着本能在做这个事情的，出发点也比较单纯。一开始创作剧本时也没想着现在会获得的这些奖项与荣誉。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心理状态，你拍电影到底是为了什么。肯定不是要去赢得奖项，我觉得还是你想要创造一个能够和大众交流的时空，让大家可以通过电影来畅谈自己的想法，能够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保持初心，去发现你能够讲述的那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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