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23 - 2015）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风光不但来自他治理下的新加坡在逆境中的发展，更来自他在外交场合的风趣语言。

因为他在外交和内政场合的发言多是英语，因此，他在英文世界博得格外多的眼球，在华文世界也被认为是一个学贯中西的顶尖好手，其英文也顶好的英文。

然而，英文世界中的人又是如何看他的英文呢？这个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坏问题，或者是一个不到位的问题。好一些、更为到位的问题似乎应当是：英文世界的人（即英文世界主流媒体，讲究体面decency的人）)又是如何看他的英文所反映出来的他的见识呢？

以下拙文可以算是对Matters上的作者【來自木星的波森】的大作【[MBA 二三事] 國際經濟學談李光耀政權】的回应。

來氏的大作主要是从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或立场夸赞李光耀。拙文则是从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的立场出发批评 / 批判李光耀。來氏的大作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希望拙文所呈现的道理可以与之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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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已故的新加坡前总理、高级资政李光耀是一位容易惹起争议的人物。这从他去世之后世界媒体争说李光耀就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李光耀是一个华人，而且在他担任新加坡领导人期间新加坡跟中国大陆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李光耀本人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特殊的关系，李光耀的去世之后，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对他也有大量的报道。

大陆官媒对李光耀的评价是近乎清一色的赞美，即使是有批评也是白璧微瑕式的批评。但在自由民主国家，媒体对李光耀的评价则是多样化的。有人认为，李光耀是高瞻远瞩、有行动力的大政治家。有人则认为，他只是卑鄙又得志的小人，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无权无势的人说狠话。

总而言之，无论是力挺他还是抨击他的人都认为，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而是一个多彩的人。

政治人物的多姿多彩几乎总是其语言的多姿多彩。人们虽然可以怀疑李光耀在他91岁的生涯中究竟有什么伟大或宏大的思想或理想可以让今后二百年或两千年的人肃然起敬（像美国的林肯或古希腊的伯里克利那样），但李光耀善于使用生动、简洁、犀利、巧妙的语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他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精致，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李光耀去世之后，众多的世界媒体（主要是英文媒体）纷纷以陈列其名言的方式来展示其为人。鉴于他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所生产的名言之多，媒体对李光耀名言的选择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评价。

与此同时，由于语言文化或政治制度的隔阂，在世界华人集中的中国大陆或台湾，媒体对李光耀的语言以及他的语言所反映出来的他的见识（主要是他的政治观和价值观）缺乏认真和深入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李光耀的名言与英语

李光耀虽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华人之一，但接受的正规教育是英语教育，他的名言基本上都是用英语而不是用华语发出的。因此，他的语言的妙处、机锋，或曰其中若隐若现的典故或暗示大都来自英语，让许多来自英语文化圈的人感觉意蕴丰富，趣味盎然，或联想纷飞。

对中文（华文）读者来说，李光耀的语言当然也可以通过翻译来鉴赏。但这种基于翻译的鉴赏因为跟原文隔了一层，有时难免有如雾里看花，或有如从绣花布的反面鉴赏花样——虽然可以看出花的大致轮廓和颜色，但不容易看出花瓣的细致纹理或花瓣的细致形状。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

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当局为了市容整洁，一度长期严厉取缔口香糖。这种禁令让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觉得过分和可笑。英国广播公司BBC一个记者有一天跟他说起这事，李光耀随即抛出了一句在英语世界被广为引用的名言：

If you can't think because you can't chew, try a banana.

要是不嚼口香糖你就不能想事，那就找根香蕉试试嘛。

华文世界完全不懂英语的人仅仅是依据比较好的中文翻译，也大致可以感觉到李光耀的话很滑稽——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回答呢？而且，香蕉毫无韧性可言，用得着嚼吗？口香糖和香蕉，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嘛。

李光耀风趣何在

与此同时，英语语言文化圈的人看到李光耀的回答，则可以立即品味出另外几重意蕴，几重笑话，其中包括：

1）英语当中有to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边走路边咀嚼口香糖）这种开玩笑的说法，意思是“同时做两件事情”；这里的玩笑是，行走这种看似极其简单的事情其实极其复杂——确实也真是极其复杂，因为牵涉非常复杂的神经和肌肉的实时动态反馈协调；设计制造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行走自如而不是动辄跌倒爬不起来的机器人是一种高技术活儿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同理，咀嚼口香糖这种看似极其简单的事情其实也极其复杂，甚至比行走还复杂——谁要是不信，不妨设计制造一个能像人一样有滋有味地咀嚼口香糖还能吹气泡的机器口腔试一试；

3）行走和嚼口香糖同时进行，做这两种极其复杂的事情，就是复杂乘以复杂等于无限的复杂；但谢天谢地，绝大多数人居然可以漫不经心、毫不费力地应付这种无限复杂的事情；这是来自英语的笑话关键之所在；

4）把上述笑话说法中的“行走/走路”改换成“想事”，李光耀便是把原来的笑话又加了码——想事牵涉高级的神经活动，也确实要比行走要还要复杂得多，所以，世间才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类的说法，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四肢再发达再灵巧也比不上可以想事的头脑精巧复杂。

以上是从基本语言和基本理性的层面上对李光耀答记者问的看点所在的分析。此外，李光耀的回答之所以被英语世界的人们觉得非常有趣，还更深层的东西，需要更深层的分析。

诙谐与流氓的一线之隔

更深层的分析牵涉英语当中的所谓低调说法（understatement）。

要是勉强类比，低调说法可以说是大致相当于汉语当中的“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一个人被砍了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肯定是鲜血喷溅，一命呜呼，亲友肯定痛不欲生；用“不过碗大的疤”来形容砍头的结果，这种低调得近乎不搭界的说法之风趣和幽默（黑色幽默）是显而易见的。

在英语世界，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的主人公奥赛罗在面对一群莽撞的醉汉军人的时候说，“收起你们明晃晃的剑，免得它们沾了露水要生锈”，这也是一种类似的低调幽默说法。

这里的幽默所在是，奥赛罗武艺高强，勇猛无比，他完全可以对那些醉酒的莽汉说，“你们还不赶紧给我老实点，否则，砍死你们可是易如反掌”。但奥赛罗却选择不对那些人发出那种直接的威胁，而是好像很关心那些人的武器保养，从而显示了他的气度和幽默。

同理，作为在新加坡拥有近乎无限权力的政府总理，面对记者质疑他所掌管的新加坡当局取缔口香糖，李光耀完全可以说，“你们要想在新加坡吃口香糖？好啊，准备好戴手铐吧”。但李光耀却选择不对质疑者说那种低级的狠话，而是好像很关切记者的咀嚼习惯。

李光耀有意无意地模仿奥赛罗的说话方式，让西方人、尤其是让英语文化圈的人感到有趣，是因为表现气度和幽默与展示无赖和流氓这两者只有一线之隔，稍有差池，便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或由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景中说，意义便很可能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同样的话出自戏剧人物奥赛罗之口，可以显示奥赛罗的英雄气度和有英雄气度的幽默——奥赛罗以刀剑好手的身份说话，要人放下刀剑，不要乱打斗，谁要是不要听他的话，可以跟他来一个真刀真枪真功夫的一对一比武。

假如奥赛罗是开着武装直升机从绝对优势的地位说同样的话，他就是耍流氓了。但大权在握的李光耀不是奥赛罗，他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他用奥赛罗般的口吻对公众说话便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被认为是耍流氓。于是，他到底是大度诙谐还是低调耍流氓，便很是值得玩味。

李光耀作为政治人物的所谓多姿多彩、他之所以让英语文化圈的人觉得有趣的道理也就在这里——看上去、听上去、说起来让人感觉好坏捉摸不定、善恶一言难尽的人当然比让人可以一眼看到底的人更好玩。

语言与政治的纠结

以上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要想充分品味鉴赏李光耀的语言，有时候确实需要读他的英文原文同时又谙熟英语语言和文化。

极端的例子往往是特例。在一般情况下，中文世界的读者借助比较好的中文翻译便足以八九不离十地鉴赏和品评李光耀的语言，并由其语言一窥其见识。

鉴于在李光耀去世之际，英文媒体以陈列其名言来展示其人的媒体很多，出于约束讨论篇幅的考虑，这里不妨挑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陈列的李光耀名言汇总来进行一点分析。

我挑选CNN的主要理由包括：它所陈列的李光耀名言（1）数目不多，总共6条；（2）每条都很简短；（3）话题具有明显的多样性；（4）时间跨度涵盖李光耀的几乎整个政治生涯；（5）都有明确的出处交代，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Repression, sir, is a habit that grows. I am told it is like making love -- it is always easier the second time!

“先生，镇压是一种可以增长的习惯。有人跟我说，它就像是做爱——第二次做起来总是更顺畅！”——1956年10月对新加坡政界人士大卫·马歇尔说

Don’t change “No” to “Yes.” Don’t be a fool. If there was a good reason why it is “No,” it must remain “No,” but the man must be told politely.

说了‘不要’就别改口说‘要’。别做傻瓜。假如说‘不要’有一个好理由，就必须坚持说‘不要’，但跟对方说的时候，一定要客气。——1965年9月对新加坡公务员说

1956年10月，即1950年代中期，新加坡还在英国管辖之下，李光耀那时在努力奋斗，试图在政坛上崛起。1965年9月，则是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刚刚被迫独立。那时的李光耀忧惧贫穷且毫无自然资源可以凭恃的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否能存活。

在政治上尚未得势或未完全得势之际，李光耀的言论表现很是可爱。他犀利嘲讽专制独裁，他告诫新加坡政府官员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对人客气，这一切跟他得势之后的那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唯我正确的言论形成天壤之别的对比。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李光耀权力的增强，他说话的语气越来越牛，越来越横，他当年用于讽刺抨击他人独裁镇压习惯的妙语显然也越来越适用于后来的他自己，以至于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2015年3月23日在他去世之后发表社论说：

“对任何违反他所认定的公共秩序的人，李光耀也进行迫害。那些人包括嚼口香糖的人，同性恋者，在媒体上发出批评的人，反对派政治领袖。他在2010年对《纽约时报》说，‘我不得不做招人憎恶的事情，把一些人投入监狱不加审判’。有一位叫谢太宝的反对派人士从1966年开始被监禁了27年，没有审判。后来，反对党领袖徐顺全被虚假的诽谤诉讼弄得倾家荡产，并反复遭受监禁，其罪名是未经许可公开讲话并声言新加坡司法不独立”。

聪明与糊涂

Every person, genius or moron, has a right to reproduce himself.

“每一个人，无论是天才还是傻瓜，都有繁衍后代的权利。”——1969年12月就一项人工流产法案发表的演说

李光耀这句话乍一看或孤立地看，似乎是宣扬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人权，至少都是平等的生育权，应该绝对没什么问题。然而，这句话多读几遍，人们难免要产生或大或小的怀疑，因为这话太像是话中有话，好像是暗示说，天才繁衍后代当然没有问题，但傻瓜繁衍后代就会成问题。

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这种怀疑并非疑神疑鬼——在1980年代，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府办的婚介机构为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寻找配偶。李光耀并提倡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选择少生，则可获得现金“奖励”。

李光耀这种糊里糊涂的“优生学”思想也是许多华人、许多中国大陆人的观念。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老干部的后代公开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口号。

在残暴和荒诞至极的“文革”结束30多年后，中国大陆出身贫寒的民间企业家陈光标提出，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人不应当生孩子。在2015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更有来自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大代表、第二炮兵某部政委梁晓婧建议立法传承培育“红色基因”。

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那些提倡“优生学”的人之混帐和无知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按照陈光标的说法，他陈光标本人就是一个不该出生的孽障；按照“血统论”和“红色基因”论者的说法，他们当作神明一样膜拜的毛泽东出身地主阶级，他基因大成问题，应当消灭或任其自生自灭，而不是大力培育传承。

同理，李光耀的南洋打工仔出身的先祖也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生。因此，他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提出的“优生学”不但是糊里糊涂、荒诞无稽，而且也是侮辱他自己，侮辱他的先祖。

可以说，李光耀是惊人的聪明和惊人的无知/糊涂的混合体。在“优生学”的问题上，受过最好的英式教育、英国教育的李光耀的见识和眼光，跟中国大陆那些“红二代”和民间的文盲和半文盲大有一拼，其思想水平还不如两千多年前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农民陈胜。

自以为是的霸道

What I fear is complacency. When things always become better, people tend to want more for less work.

“我十分担心的是自满自足。在境况总是变得更好时，人们就倾向于想要出力更少，所得更多。”——1970年6月的一次演说

I am often accused of interfering in the private lives of citizens. Yes, if I did not, had I not done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today.

“常有人指控我干涉公民私人生活。我是干涉了。假如我没干涉，我们就不会有今天。”——1987年4月接受《海峡时报》采访

以上这两句李光耀名言时间跨度颇大，话题也不尽相同，要是详细分析怕是需要太多的篇幅。但这两句名言可以说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或共同的特色，这就是糊里糊涂还自以为是。

这两句话也是单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在华人文化圈中甚至是可以得到赞叹。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常在，是华人传统的政治智慧或生活智慧。但这两句话稍微仔细一想则很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光耀的许多话语都呈现出这类问题，这就是乍听乍看很通顺流畅，言之有理，但稍微仔细一想则可以察觉其大破绽。

比如，“在境况总是变得更好时，人们就倾向于想要出力更少，所得更多”难道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常规吗？两千年前，人为了填充肚皮需要每天苦力劳作12个或16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或10分钟，而且还不是苦力劳作。“出力更少，所得更多”不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吗？这有什么错呢？

李光耀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或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担忧孩子眼高手低、好吃懒做尚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政府领导人，他把自己当作大家长，把社会大众或公民当作好吃懒做的孩子而不是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有能力做出对自己最适当的选择的人，他抒发的这种担心可谓典型的咸吃萝卜淡操心、瞎操心，除了表现他小觑公众的傲慢之外，毫无任何高明可言。

至于他说“假如我没干涉，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他所说的“今天”显然是指新加坡经济发达，人均收入高于邻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他的干涉是否是新加坡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或主因姑且存而不论，他这种将新加坡的发展不由分说地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霸气自豪或无赖之气可说是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思想和西方殖民主义者走到哪里都自以为比当地人高明的思想态度的混合物。

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思想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态度虽然在很多方面差异巨大，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自以为是，坚信自己所认定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价值，最高的价值，其他人所认可的价值都是等而次之的东西，必须服从自己的价值，否则就没有必要存在。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成为历史陈迹，西方殖民主义者自以为比当地人高明的思想态度在西方国家也被边缘化，不能登大雅之堂了。但李光耀的思想或见识显然比西方主流社会的人慢了半拍或三拍。

奇怪又不奇怪的是，李光耀的这种思想态度在中国大陆人当中，尤其是在汉族人当中依然大有市场。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中共当局所宣传的价值观，也认为经济发展是最高价值（中共一度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是社会进步、个人幸福的最重的标志，是文明的本质，因此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西藏人、新疆维吾尔族人居然不欣赏甚至仇视北京政府帮他们发展经济。

这种不理解显然是来自中共的宣传和中共推行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教育。但中国人只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假如经济发展真的是最高价值，那么，当年中国东北人和所有的中国人就应当认同日本人的统治，因为日本人治下的东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人也应当心悦诚服地把东北和全中国让渡给日本。

在李光耀去世、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绝对权威已经大不如昔的今天，新加坡人现在似乎开始质疑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自由和公民个人尊严是否值得。但在中国大陆，现在提出这种质疑的人轻则被封嘴、重则被投入监狱。

中国学不了新加坡

The Americans are great missionaries. They have an irrepressible urge to convert others

“美国人都是了不起的传教人，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要让别人皈依”。——《李光耀的机敏与智慧》，1992年出版

对新加坡那种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的发展模式，中共当局毫不掩饰地表现出高度欣赏，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是否应当学新加坡或否能学新加坡的辩论此起彼伏。这种辩论在李光耀去世之际依然没有停息，甚至出现一个小高潮。

但至少从语言角度来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显然学不了新加坡，因为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缺乏李光耀的语言技巧。

以“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传教人，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要让别人皈依”这句李光耀名言为例。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其看似尖锐但实际上模棱两可，可以让观点对立的人都能欣然接受——它既可以表示嘲讽美国人自以为是蛮憨无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可以表示敬佩美国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可贵的理想主义。

李光耀能说这样的话，除了他的个人才分之外，也跟他的教育背景和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必须时刻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背景有关。而新加坡的这种国情显然是跟中国大陆截然不同。因此，适宜于新加坡领导人说的话就常常不适宜于中国大陆/中共领导人。

撇开中国大陆的国情不谈，只是谈语言，统治大陆的中共领导人在语言上也很难学李光耀。李光耀从小接受的是英语教育，所以能学到一些英语式幽默。这种幽默很微妙，把握稍微有些差池，玩幽默就变成了耍流氓。

李光耀聪明过人而且长期接受英语教育尚且动辄说出丢人现眼的流氓语言（将幽默话变成流氓话），成为世人的笑柄。作为独裁者的中共领导人每次试图玩幽默则必定是以耍流氓告终。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问。

(注：CNN摘录的李光耀警句，见Lee Kuan Yew: Singapore's founding father - 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