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对后意识形态社会的一点癔言（投稿）

2023 年 8 月 28 日

传统的意识形态已不能适用于 21 世纪，也就是说，不能用传统政治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乐子人与日子人遍地的世界。人们不想再被政治所支配，他们只想要自己的一点生存领域，这是现状。对于我们而言，要想运动起来，只能去寻找一个既属于我们又属于他们的共识。

齐泽克曾经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分析过一种犬儒主义：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官方命题阐明的情形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它凡事都拿个人利益说事，它充满了消极感，对意识形态采取虚无的态度。同样他也提到另一面的犬儒主义：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的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依然对这种意识形态依依不舍，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但是现在，这种犬儒主义已经发展到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的地步。这样的犬儒主义，是一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变态的“否定之否定”。尽管齐泽克对此的分析写在 20 世纪末，但是他所提到的这两种犬儒主义，其情形在 21 世纪依然存在，甚至比之前更加病态与抽象。

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揭示着一种后意识形态的社会已到来。后意识形态，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对启蒙，对现代性，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背离的意识形态。以启蒙为基点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在面对这种非启蒙的意识形态时失效了。而对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它并不需要被这些意识形态们严肃对待，它只要保证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来维持统治就行。因为不需要被严肃对待，关于意识形态的背离并没有打破意识形态的幻象，意识形态依然结构着社会事实。

如果我们把前面提到的那两种犬儒主义放到当下视角来看的话——积极的那面犬儒主义，我们把它理解为日子人；而虚无的那面犬儒主义，我们把它理解为乐子人。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互联网，日子人视政治于少言，乐子人对政治大加讽刺。失语与癔言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

在 21 世纪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公民政治走向了形式化、身份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周期性危机，每一次社会运动摆脱上层政治的限制，不断冲击着现代国家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统治技术的加固……人们见识到统治技术的加固后，日渐趋于少谈政治或不谈政治，还有一些人试图解构心中的景观，讽刺时事，日渐变成了乐子人，但因为统治技术的效力，他们仍然没有打破意识形态的幻象。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缺乏公民政治的场所，讨论政治的空间也仅限于互联网（在国内的互联网要受国家与社会审查）。国家机器通过日益高强度的监视与控制，随时关注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官方意识形态的教育，将革命时代的语言转化为服从的语言，培养一批批“自发”爱国的爱国者们。又通过国家暴力、国家宣传与民间各种社会的密切配合等措施，生产出一系列具有自我再生产功能的社会机构，他们紧密配合，严格限制着社会上的各种言论发出。

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不可能会想着去公开地搞政治实践了，因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密切控制下，这种行动几乎不可能，佳士工运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积极地追求又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对国家机器、对官方政治的服从，就像未某人搞的工益那样。因此，在这点仅有的政治空间里，其活动要么表现为一种对时政的虚无的讽刺姿态，要么表现为充满解构意味的享乐，要么变成对政治的“无观点”——“莫谈国事”，亦或者是直接积极“支持”国家踩油门加速。总之不愿被官方政治所支配就对了。但正如先前所说，这并没有戳破什么意识形态的幻象，这些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人们对于现实的视角里。

在后意识形态社会里，人们自然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幻象有所认识，但人们依然为它所支配。同样的，他生存的处境阻碍了人们观察社会的视角，所追求的东西也仅仅和他当前的处境相关。他们被上层政治、被工作和生活压迫着，然而他们想要摆脱压迫，寻找只属于自己的生存领域。

现代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但在 21 世纪，这种原子化发展到无法捉摸的地步了。就日常的社会交往而言，每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是零散的。就构建政治共识的可能而言，因为他们自身处境的“孤独”，他们的思想也是孤独的，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种创造群众运动的有可能的机会，在本该是群众运动出现的场合里，来自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共同体的形式上的“运动”占据了这个位置。除非国家趋于毁灭，民间社会正在崩坏，否则机会毫无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不一定。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要想破解这样的后意识形态的局面，就要坦然面对自己心中欲望着的东西；要想坦然面对自己心中欲望着的东西，就要创造一出展现欲望的运动；要想创造这样运动，就要从大众反对各种压迫的诉求中构建一种集体共识。这种共识不分意识形态，只在于反对共同的敌人。怎么构建这种共识？我们又可以看到，当这个国家机器发生故障，这个民间社会的公序良俗受到一些偶然的事件冲击时，人们会不经意间感受到“大厦的崩塌”，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想要干什么，之后又能做什么，对于各位来说，机会就在于你自己抓不抓得住[1]。

我当前的意识形态取决于民调。换一种理解：我的意识形态（注意与意识形态分析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区别）应当与人们的正常诉求相适应，利用人们的正常诉求，将共识创造起来，通过这种共识注入一种力量，激发大众的造反能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幻象。我想，21 世纪的新君主应该要认识到共识带来的巨大潜力[2]。

说到最后，还是要再水一下，顺便攻击一下。一些共产主义者们，看到日益蓬勃的社会运动，感叹群众不跟着他们走，没有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指导；一些自称民主人士的也是。不过还是要质问一下：他们的政治目的是否和群众的诉求相适应，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可行的？关于这点，我想现在很多人也不能给出回答。如果要该问怎么做到，说到这儿，列宁尊师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二月革命后，列宁第一时间返回俄国，他首先注意到的，不是杜马内部的政党纷争，而是工人和士兵们对于面包与和平的诉求，同时他也看到国内苏维埃的蓬勃发展。在这关键时刻，他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全社会”的决定，与其他革命者一道，领导或利用各地工人和士兵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还有农民的反抗，以“结束战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迅速聚集起革命共识。同时布尔什维克们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最终推翻了临时政府。不说后来布尔什维克怎样，如果现在或未来的人们能做到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的经验好好吸收改造一下，我想也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