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野球史，就是原住民族史。

台灣棒球運動興起從1920年代興起，當時台灣的野球運動一直被視為邊陲，從那些訪島巡迴的球隊(1917起六大學訪台)，事實上仍處在一種指導者的角色，這種透過運動的交流，展現的對比關係其實是深化內地人的優劣差異，反而更強調殖民的落差。

例如，就連當時最好成績的台北一中(純日人)，在日人眼裡也只是「四流球隊」。台灣人在1922年日本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前唯一的參賽記錄，是兩位1919年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台灣人學生，在隔離教育下台灣人在1920以前的台灣野球史毫無立錐之地。1925年能高團赴日打享名號後的年代，的確是台灣殖民教育政策的轉折，台灣教育令廢差別教育讓「台灣人與日本人共學」，同時也是促使台灣人能大量接觸野球運動的開始。

過往，當我們提到首位台灣職棒選手時，常會舉出吳波(吳昌征)、王貞治、譚信民等先輩球員。但其實早在1936、1939年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Do'o Lo'oh)與岡村俊昭就已分別加入了日本職業野球聯盟，1936年加入的伊藤次郎還比1937年加入的吳波(吳昌征)更早上了一年， 是台灣職業棒球員真正的第一人。

「能高團」為原住民族棒球運動的緣起，也是迄今盛行的原因，不論業餘職業原住民族棒球運動大量參與的人口，從歷年的統計都處於高佔比，平均近五成由此可看到僅佔台灣人口2.3%的原住民族，對於棒球運動的高度的參與率，原住民族選手的重要性幾乎等同於「台灣棒球史」。

原住民族歷史的確容易在主流史觀下被遺忘，甚至忽略。而棒球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不僅史觀必須回歸本土，原住民球員在歷史上走過的足跡所創的功勳，更應該被彰顯在歷史裏頭。

日本殖民時期就有伊藤次郎與岡村俊昭之外等首批台灣人職業球員，爾後的日本職棒成績顯赫的大概就屬郭源治，以及中生代的外野金手套陽岱鋼，職棒的「陽家班」更是令球迷稱頌。所有棒球選手最想挑戰的大聯盟殿堂，迄今為止，台灣登上大聯盟的球員有 13 位，例如平埔族群的陳金鋒，以及曹錦輝、王維中與林子偉等人。 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的棒球一路走來，原住民球員絕對是最關鍵的角色。

日殖時期棒球大事記

1897年 棒球引進台灣：駐台的日本行庫職員非正式的棒球活動。
1906年 台灣出現第一支正式的棒球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
1917年 早稻田大學棒球隊首度來台與台北棒球隊比賽。
1919年「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2名台灣人學生留下第一次參賽紀錄。
1921年 全臺灣野球戰，美國職棒首次訪台
1923年 全台灣人組成的野球團，「能高團」正式成立。
1925年  能高團赴日本比賽，出賽九場，獲得六勝二敗一和的成績。平安中學來台挖角
1928年 嘉義農林學校（嘉農)成立棒球隊。
1929年 嘉農參加甲子園地區預賽。
1931年 嘉農奪甲子園台灣代表權，獲亞軍榮銜。
1936年 日本野球連盟成立，前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加盟日本職棒東京參議員隊。成為首位台灣職業球員。
1937年 前嘉農球員吳波(吳昌征)加入日本職棒東京巨人隊。
1939年 前能高團球員葉天送加入日本職棒南海隊。

台灣的棒球史一直留有有特定史觀的描述甚至疏漏，直到近年參與田調研究包括球員後裔的努力，例如台灣最早的職棒選手其實是原住民球員，例如在1936、1939年能高團球員伊藤次郎(Do'o Lo'oh)與岡村俊昭就已分別加入了日本職業野球聯盟。伊藤次郎、岡村俊昭等人是首批「台灣人」的職業棒球員，甚至當年日本社會廣泛的討論「伊藤次郎」是否可加入國家野球代表團爭議，由此可見當時對於台灣原住民球員在日本社會的風潮。

原住民族球員高度參與，除了社會經濟、歷史性，也和整體功勳主義種種因素，建構起社群的支持系統。從勞動選擇、階級流動機會的族群整體來看，投入特定單項從業，多因為生活環境使然，包含經濟與教育資本不足等弱勢因素，促使將原住民族從業選擇推向競技場，以謀求社會地會經濟階級的翻轉。

台灣的體育體育是國家控制的菁式模式，目標被設定在奪牌，而非運動環境，鼓勵窄門菁英，基礎的教育與機會選擇卻空洞，特別把運動選手參與者設立專門班級，或設立體育系所，讓選手分配較多的訓練時間而不是相關的知識近，這也是台灣的特殊的教育現象。以原住民族為例，在社會支持與階級流動的推波助瀾下，原住民族有大量的運動投入人口，也因此受環境與制度甚深；尤以棒球產業窄門這麼小， 原住民族卻有這麼多人口投入， 等同是在自己族群內重覆競爭的淘汰人口，迫使族群就業更集中化，過度投入強化了就業集中，形成內部淘汰的層疊效應。

舉例2009年統計，在 15 支 (曾打進八強的) 青棒球隊中，原住民球員占 23%；在 16 支大學甲組和成棒球隊中， 原住民球員占 30%；職棒球隊中，原住民球員占 42% (林伯修、朱自敏,2009)。若照「中華成棒代表隊國際賽事統計」以2001至2009年九年為例，原住民選手比例平均就佔46%，第一屆世界棒球經典賽原住民球員就高達57%。旅外職業球員佔總數的32%。

我們以為的天賦刻板形象，更多可能是來自於「層疊效應」過度投入的惡性篩選！以原住民族為例，原住民族有大量的運動人口，在社會支持與寄望階級流動的推波助瀾下，大量投入特定單項運動形成層疊效應，投入人口不僅要經歷謀職選擇過度集中，且需在同社群競爭（原打原），還要經過功勳效益的篩選，若在球員的培養過程並未進入競技生涯的頂端者，因職業選擇的缺乏，反而無法順利轉業，同時被篩選下來的投入人口不僅無法成為整體運動的基礎，甚至在台灣社會往下墜落。這種高參與、高出線的表象背後，現實是更大量被菁英賽局淘汰的參與人口，和單一目的價值下教育的孩子。數千個原住民孩子投入窄門，進去了100個，那剩下的呢？

對原住民球員升學謀職路徑的統計研究，在窄門的篩選因素下，原住民球員轉職選擇通常會導向另一個集中型就業的選項，選擇轉業高勞動產業與職業軍人為最高，能留在棒球產業的選擇機會偏低，這也是台灣運動推廣過度國族主義、菁英化忽視參與者個體權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