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统治模式是国家主义的必然结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自1921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时间，于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至今已统治中国72年。回顾历史，有时未免感到非常惊奇。中国共产党何至于从一个弱小的政治团体而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几经挫折，但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并且在其长达七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克服了多次重大危机，排除了所有的异己力量，而牢牢控制着这十几亿人口和广阔的土地呢？

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和统治是适合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满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部的支持是有限和次要的。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反对这一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那它也不可能维持七十多年之久。

然而，要有更深的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共产党建立的体制及统治，和它提出的愿景。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解释为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性因素，其次才是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和受苏俄的影响。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和影响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因素。只能说，就冲击而言，中国是被动的，中国是在败于列强后才打开国门，并不是主动迎接来自于外部的信息的涌入；但面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却是主动的，并没有遵循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规则。而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挫折，最终，中国在近现代由皇权专制演化为一党专制。

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就一直在寻求摆脱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条约所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种种规则及对中国政治的干预；战败被精英分子认为是极大的耻辱，而胜过西方列强所带来的物质和文明进步。经过不断的思索和政治实践，中国的精英分子逐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将全体中国人都统摄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这个政权能调动和集聚中国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够强大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与干预。而这一共识也得到了大众的响应。

最早的强国方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军事。然而，洋务运动未能经住战争的检验。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转入制度层面，效仿日本搞“君主立宪”，结果 “戊戌变法”和后来的立宪政改也宣告失败。继尔，“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专制，建立起所谓的“共和制”。

“君主立宪”是对日本的盲目模仿，没有搞清楚日本与中国的诸多不同。中国是无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相对于皇权专制，君主立宪实际上是要削弱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而削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与中国人希望迅速凝聚在一起的愿望相违背的。此其一；其二，权力分离和制衡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一个权力受限的君主是无法长期保有他的地位的；其三，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中国的君主缺乏宗教涵义和缺乏宗教的支持，没有权力的“虚君”没有任何价值。再加上，清廷是少数异族统治，就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因而“君主立宪”失败是必然的，而不在于“皇族内阁”。如果是汉族占多数的内阁，汉人精英分子可能没有恰当的借口拒绝，但也只会是暂时的。以后，有了恰当的借口，一样会废除君主立宪制。

而革命党人建立的“共和制”，其真实目的是要建立让有才干者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废弃皇权专制“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国家的强大与否与国家领导人的才能密不可分，而“家天下”的权力交接制度，权力继承人的选择范围太窄，不能保证权力继承人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国家。革命党人看中西方的共和制，并非看中的是它的法治，而看中的是其权力继承机制。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比方在专制皇帝没以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可以组织政府。”“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在孙中山看来，共和体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仍然如皇帝一样不受限制，但不能由前任皇帝的儿子来接任皇帝，而要“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这就是孙中山对共和的理解和诉求。

但废除皇权专制后，精英分子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只好把西方共和制度照搬过来，把共和的架子搭了起来。但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同，精英分子无法良好运行分权的议会制度，造成北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建立不起秩序。最终，大家都认为议会民主还不适合中国人。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于是，袁世凯走老路，用恢复皇权专制以重新集中权力。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反对而失败，不能再搞“家天下”已成为了广泛共识。而孙中山则走了一条新路，仿效俄罗斯，通过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国制来重新集中权力。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的长远规划。而党国制满足了近代中国精英和大众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和呼唤强有力领导人的内在需求。

如果说“辛亥革命”废除皇权是解决如何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的问题，那么“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宗法家族则是解决如何动员凝聚民众的问题，以赋予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两者是相呼应的，两者都为中国从俄罗斯引入党国制奠定了基础。

五四新文化时期，精英分子沉痛地将中国的积弱贫穷归因为儒家的宗法家族。传统社会，奉行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君权父权夫权三重管辖，除了要听从君王的，还要听从父母和丈夫的，相互之间难免有冲突。于是导致了中国“一盘散沙”，无法将全体中国人民动员和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中国纵然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但因为“一盘散沙，却是一个弱国。西方国家和日本虽小，但人民团结，却很强大。于是就发起“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学说，反对儒家的礼教。

传统皇权专制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法理上，皇权拥有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但皇权不下乡，无法动员和调配全体人民的。并非皇权不想全面深入地控制臣民和社会，而是有违儒家“家国同构”的政治治理秩序和受技术的限制。一则皇权专制本身是家国同构，必须以宗法家族为政治基础，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移情、发展和最高体现。消除了宗法家族权力，皇权本身就无法立足。二则受技术手段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特别是通讯和交通手段的限制，组织成本太高，无法延伸到基层社会。基层社会只好由宗法家族权力来管控，由此支撑起皇权统治。

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自由。但并非将之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强大国家的手段。因为西方国家科学发达，提倡自由和民主，强大了。所以中国也应当效仿。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将科学、民主和自由当成目的来追求，而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是其结果。新文化知识精英把逻辑关系搞错了。新文化反儒家的“三纲”，针对的仅是父权和夫权，这两权是宗法家族的价值基础。将个人从父权和夫权下解放出来的目的是让国民集结于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真正为了个人自由。反“君权”实际上被虚置了，或者仅仅理解为反对世袭的皇权。这样，就将忠君转化为了爱国。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新文化运动将男女青年从家庭的管教下解放出来，是不会爆发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从政治宣传而言确实是“爱国主义”运动，本质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存在的最高价值是为国家利益而奉献牺牲。科学、民主和自由确实不是新文化五四运动的目的，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才是。手段为目的服务，如果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就会被抛弃。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反传统也是不彻底的，只反掉了儒家的父权和夫权，而不反君权。反父权和夫权反而是为了加强转化了的“君权”。从深层次而言，新文化五四运动仍然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个人的价值在于为集体做出贡献和牺牲。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之后的歧途，那也不错在反儒家反传统，而错在反儒家反传统不彻底。

总而言之，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了孝的价值，忠君转化为了爱国，就构建起了新的统治理论，也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人的价值在于为国家而奉献牺牲，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由谁来代表和行使呢？西方的议会政治失败了，而俄国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似乎成功地证明了能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而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样，由一个政党来完全代表国家利益，单独行使国家领导权；这个政党既能在比“家天下”更广的范围内保证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又能避免宗法家族的“一盘散沙”而将全体人民统一组织起来；而西方的技术引进又突破了技术手段上的限制。这样，在致力于国家强大的驱动下，由皇权专制转为一党专制的基本条件都已然具备。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中国精英分子的热情。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那么及时。而是在看到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后，中国的知识界才出现称赞十月革命的声音。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迟至1918年7月才开始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而这时已经离十月革命八个月之久。他从此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成为十分笃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转为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还要更晚一些，直到1919年4月，他才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在看到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击退了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进攻，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后，他们才从迟疑转而成为十月革命的拥趸。

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予了中国精英分子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范例。一个由精英分子和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上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下则能广泛地动员起工农大众，就能将一个国力衰弱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与中国的国情更相似，幅员辽阔但经济落后，虽然历史上俄国也侵略过中国，但它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压。加上，中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不公，对西方国家所宣称的自由平等由向往而转向失望和愤怒，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同时，俄共1919年发布对华宣言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又增加了对俄罗斯的亲切感。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中国精英分子一直在寻求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方案，无论是洋务运动，君主立宪、共和革命，还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或者马列主义，都只是手段，哪样手段管用就采纳那个，不管用就舍弃，或仅仅作为政治口号或装饰以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和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中国引入了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才能实现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政权，动员和凝聚全体人民以摆脱西方国家干预中国政治的愿望。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底层逻辑，但却被各种政治宣传有意无意的偏离、掩盖和隐瞒。或者把中国近现代历史描述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建立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或者描述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却不幸被俄罗斯输入共产革命或日本侵华所中断。相对而言，中共的历史叙述更接近事实。

中共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服务的，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所以必须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儒家“孝”的价值和摧毁宗法家族的意图是一致的。马列主义阶级理论中的地主阶级就是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或者说“土豪劣绅”。而社会主义的构想也是与国家主义高度一致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主张个人的价值在于为集体做出贡献和牺牲，都抹杀个人的独立性和差别，包括财产占有的差别、消费的差别和审美上的差别，强调思想的统一和行动一致，而把人看成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则和儒家所描绘和向往的大同社会相契合。本来儒家大同就是早期人类群落生活状况。“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礼运》）。在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人们只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抚养下一代和赡养老人。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描述是一回事。儒家没有认识到所谓的“大同社会”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资源匮乏所致，却将之美化为“天下为公”，人们道德完美的社会。至于国际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知识精英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很热衷于此。只是为了得到和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而不得不暂时接受；或者以此来掩盖引入列宁式政党组织形式的真实目的。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投入几乎完全着眼于中国国内，对共产国际着眼于苏联利益指令的服从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真心情愿。随着中共的不断壮大，特别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以后，中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并非完全或主要靠外援支持，苏共对中共的控制力就越发减弱，从完全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转为有主次之分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则完全决裂。

其实，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比那些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更早地认识到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1918年6月，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的社论就称赞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同年夏天，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发了贺电，祝贺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孙中山寻求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支持未能如愿也使得孙中山转向俄国。而苏共迫切需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扶持亲俄政权上台，以减轻对苏俄的国际压力和扩大苏共的国际影响力。而国民党是最理想的合作对象，中共尚在襁褓之中，还无力担负起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而让中共在国民党的庇护下成长。最终，国民党得以与苏共达成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请求苏共按列宁式政党模式帮助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在苏共的军事援助和军事组织的支持下，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但中共也随之在国民党的羽翼下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作战，而共产党紧随其后在城市组织工人武装，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并渗透国民党组织系统；极大地损害了中外资本家和农村乡绅的利益，而他们与国民党的中上层干部有着密切的亲缘和利益关系。另外，西方国家看到国民革命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在望，于是抛弃北洋政府而转为支持国民政府，以保障它们的在华利益。内外因素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于1927年4 月12 日动手清剿共产党。随之也中止了与苏共的合作关系，转而接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原先按苏联红军在军队中设置有政治委员，在清党之后，也随之废除。

因而，国民党的改组半途而废，没有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列宁式政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无法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而将农民动员组织起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多来自于乡绅家庭，做不到革自己父母的命。而共产党的干部多来自于中下层，即使来自于乡绅家庭的少数精英分子，与家庭关系也不是那么融洽。而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功能就在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国民党在发动群众方面的愿望不强烈，就很难彻底转换成成列宁式政党，最终只是个半成品。

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国民党的前身革命党本身派系纷杂，没有新生的共产党的凝聚力强。列宁式政党的逻辑是，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于是党的领袖的思想和决策就是真理，不可置疑。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再加上“一支军队”，虽然是对列宁式政党最精炼的概括，但国民党也未能彻底贯彻。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步取得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无法成为国民党的思想领袖。他本人没有这样的意趣和和特质，他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和军事教育，缺乏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兴趣。在这方面，汪精卫比他的造诣高。所以，国民党一直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奉为圭臬，蒋介石仅是政党领袖，而不是思想权威，未能做到两者合二为一。而中共通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最终确立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奉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将思想权威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相对于过去孔子是万世师表，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就是“君师合一”。

列宁式政党为中国传统的君师分离转为君师合一提供了解决方案。传统社会，儒家读书人虽然对皇权有很大的依附性，但宗法家族尚可为儒家读书人提供皇权体系之外“孝”的价值和栖身之地，因而道统与政统有一定程度的分离。社会价值的解释权掌握在读书人对于孔子及儒家学说的阐释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当新文化五四知识分子将个人价值从“忠君孝父”转变为国家主义后，知识分子相对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地位就必然消失。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就必然让渡给国家和党的领袖。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及建政后的“反右”运动，都是旨在剥夺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而将之收归于政治领袖。如此才能统一思想，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民党最终败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未能完成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转型，未能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国家主义成为主流价值的前提下，列宁式政党是国家主义的最优选择，最有利于实现国家主义和中华大一统的目标。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和儒家家长制也为列宁式政党提供了组织基础，官僚体制与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原则有一致性，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就如子女必须服从父亲一样。组织内缺乏协商、谈判与讨价还价。中共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利用儒家伦理作为导引。比如，“革命大家庭”，“阶级兄弟”的说法。如果说儒家中国是家国同构，那共产中国的企图就是“家国一体”。可以说，当国家主义成为中国近现代的主流价值，那列宁式政党的以党治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就是必然的结局。中共建政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反右和文革，都旨在将全体人民纳入到政权可管辖和控制的范围内。将政权延伸至基层社会，将人们的思想和统一到领袖的指示上。即使国民党打败了共产党，国民党也会趋向于这个模式。“军政，训政和宪政”走不下去，军政无法过渡到训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部力量的影响是次要的。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的转型，不能证明它统治大陆也能够完成转型。民众基础和内外力量对比都大不相同了。

与皇权专制相比较，一党专制政权的权力更集中更强大，对社会的控制更广更深。实现了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皇权主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行使统治权，而党国制则将党组织从上到下植入官僚体系作为官僚体系的中枢系统，来控制官僚体系进行统治。其次，党国制实现了“君师合一”，党的领袖既是最高权力者，也是最高的思想权威。其三，党的领导人的产生范围比皇权专制更广，党的领导人必须要经过历练，至少可以保证不会产生无能之辈。等于说在赋予领导人更多权力的同时，剥夺了领导人指任自己嫡亲为继任者的权力。空间上的权力更大了，而在时间上的权力被削弱了。后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代价。在时间上削弱最高领导人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任期限制。目前处于反复阶段。其四，统治阶层和社会流动性扩大，吃“皇粮”的比例和机率大为增加。这有赖于技术输入所带来的人口及劳动力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扩大了物质基础，可以支持更多的非生产人口、统治阶层及食利阶层。但皇权制和党国制都是专制制度，不是法治制度。权大于法，而不是法大于权。党国制下，个人比在传统社会中所受到的管束更多而不是更少。传统社会个人受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三重或两重管束。但三者管束之和也没有党国制下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管束多。因而，党国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只是在专制的框架内寻找出路，是传统价值的延续和制度升级。总之，中国人接受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并不在于俄共或苏共的推销，而在于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是在原有政治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中国目前取得多么大的经济成就，以中国人民近现代所遭受的苦难和现存的种种弊端来看，中国近现代选择国家主义的追求是错误的，而应当选择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应将国家的强大作为目的，而要将个人作为目的。但中国人要转向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确实非常困难。因为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中缺乏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有或应当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念世界，人生的追求就局限于现世的安逸和享乐，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和权力。在这样一个等级及特权社会中，无论享有特权还是身受压迫，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得以国家的荣耀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作为强大中国的一份子而自豪和骄傲。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国家主义并非完全归于中共的宣传，而是中国近现代长期形成的，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基础。在马列意识形态破产前，中共是借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隐晦地宣扬国家主义；而在马列意识形态破产后，中共则大张旗鼓地宣扬国家主义和中华大一统。价值观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只要国家主义仍然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的宪政转型就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政权垮台了，新的政权也仍然会大体沿用中共建立的这一套政治经济制度。不管自由民主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为了夺取政权，就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动员和发动民众。而要将信奉国家主义的民众组织起来，就只能采用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那其掌握政权后，也必然采取列宁式政党的统治模式。不可能华丽转身，那会失去权力。人民决定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统治者只有采取适合于大多数民众的统治模式，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采取大多数民众不愿意接受的统治模式，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政权的。

完稿于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