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春节

我写过许多篇关于圣诞和元旦的文章，但对于春节，总是找不到下笔的机会。今年初一，家人说最好不要出门，于是在床上翻阅文章，顿时来了作文的兴致。

按理来说潮汕人是重视春节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年级，也就是1995年的春节，有那么一点独特的年味。彼时我们住在松园南街明仁大厦对面的小区，是我来深圳以来住过最豪华的房子，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住在那里的十几个月，来家里的客人特别多，虽然来的目的不甚单纯。过年期间，麻将声照例响遍整个屋子，但来者须为家中的小朋友准备红包，有一些囊中羞涩者，不得不对我们说，不好意思，叔叔今年没怎么赚到钱，给的十块二十块。电视里的新年广告循环播放，但一点不觉吵闹，倒是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一些粤语的贺岁歌曲，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比如《迎春花》和《欢乐年年》。

有几年我们是回潮州过年的，但非常奇怪，我记得的那次，大年三十居然是吃火锅、看春晚。我推测这多少和海哥有一点关系。海哥是一个既尊重潮汕传统，又尊重官方权威的人。在大舅家看电视，我最常看的台是卫视中文台，外公最常看的台是潮州电视台，而海哥最常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那一次有赵本山的小品，我听海哥的旁述，似乎他对春晚节目的历史是颇有研究的，这让我惊讶不已。如果说现在的深圳是北京的飞地，那当时那个到处说粤语的深圳肯定不是，我周围就没有人大年三十看春晚。

初中以后，似乎已经没那么在意过年了。初三那一年，我们又搬到三房二厅的一套房子，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在那时的我看来，春节只是寒假的一部分，寒假我一直在读《战争与和平》，不太记得春节前后有什么不同。后来我翻了一下那时的日记，写的无非是青春时期的诸般忧愁，大部分都跟楚琳有关，唯一写到的节日还是圣诞。这个阶段的我，读到皮埃尔在被俘之中那仰天的一笑，震动不已，开始想从自己生活的环境抽离之中出来，而春节又是和周围的人产生更多联结的日子，于是让我感到不屑和漠然。

然而这种抽离是不彻底的、有选择性的。我在高中有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最有代表性的是杨鹏。杨鹏的妈妈对我特别好，我春节期间去拜访，她还会给我红包。自从我们家道中落，也不再回乡过年以后，我已经许久没有收到红包。杨鹏也是一个对过年极其冷漠的人，但他收到的红包，可比我多太多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父母都是北方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亲戚人均中产。高三那一年春节，我和吴迪去他家，他从开着电暖炉的房间出来给我们开门，马上又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去了，说话牙齿都在打颤，说南方的春节太冷了。他自诩英明一世，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上了大学以后，有两年的春节我连家都没有回，在学校宿舍过的年。我对深圳春节的强烈感受，大多就来自这两年。学校的大门和图书馆的门口，早早地挂上了灯笼，校园里的其他的路灯也比往常暗了些。我去兼职回来，傍晚在正门下车，走上天桥，远远地望见校门口红色的灯笼，像月全食时的红月一样，高高地悬挂在地平线之上，远远地散发着一种虚无的暖意。学校给留校过年的学生准备了一些节目，还有一些传统春节小吃，这些我一概没有印象，倒是记得大二春节的前两天，我依旧一边吃着自己做的方便面加泡菜，一边看学校FTP上下载的文艺电影，将双腿架在桌上。元祐和小草知道以后，元祐说，你怎么让自己过得这么惨，小草却说，你还挺会享受生活。

这是我后面人生的隐喻：我的生活，总是有一些人觉得很惨，有一些人欣赏我苦中作乐。2012年春节后去杭州参加聚会，我是坐硬座去的，那会儿还在读博，手头不宽裕，不省着点，应付不了几日的酒店和酒局。这场聚会最后的结局是不欢而散，但不妨碍它的前几天带给我难以忘怀的诗意。说是“诗意”，一点也不过分，我们在春寒料峭、烟雨朦胧的时节到了杭州，去了下着微雪的西湖，将有关部门的追捕抛诸脑后。在断桥和苏堤上，情投意合的人儿，手已经悄悄地挽上，不顾众人的喧哗起哄。在那领袖里头，有两个去了乌镇约会，姗姗来迟，剩下的一些，在东躲西藏之中耽误了行程。人员汇集的一刻，所有端着的架子全然放下，所有的“神交已久”变成“与汝偕亡”， 说不尽的江山梦远，走不完的江湖路长，只有那甩不掉的文采，鲜衣怒马，在座上久久回荡。文昆壮汉，推杯换盏、抱头痛哭尚不足观，还要那蹒跚相扶，踱过幽微的小桥流水，才算是情最难堪。

饭后，在高树参天之中，我收到陈轩的一个短信：再来饮酒，遍插茱萸少一人。

与此相比，2013年的春节，要落寞得多。2012年的暑假，我灰溜溜地回到深圳，为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如此过了半年。在春节的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就是《圆圆》那部小说的原型。我对2016年出版的那本书心情复杂，唯一不后悔让人看到的一篇，就是《圆圆》。我们只在一起一周，恰好就是从年二十八到年初四。大年三十，我和她去了新冠之前的最后一次爱国路花市，在翠园附近的茶餐厅遇到以前的高中同学，我们配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将两人弄得晕头转向，随后扬长而去。几天以后，我一个人去喜荟城的影院看《西游降魔篇》，成功被星爷催下热泪。就像歌德一样，我只有在写完了《圆圆》，心里才彻底放下，但那她调皮又可爱的模样，促使不少读者向我打听她后来的下落。如今我可以告诉大家：她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至于她现在去酒吧的频率是多少，我已经无从得知。

2013到2017年，我似乎在艰难地站稳脚跟，但这种艰难可能只是出自我的想象。自从放弃进学院以后，我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过规划，但恰好遇上了一个计划不如变化的年代，许多早就规划好自己未来的人，在35岁被定义了人生。见一步走一步的吾人，却幸未遭遇任何青黄不接，如此则可以轻装上阵，考虑细水长流。那一年的除夕一样充满象征：我吃完年夜饭，披上那件加缪式的大衣，出门找到一辆共享单车，一路从布心骑到笋岗，又从笋岗骑到少年宫，远远地向在电影院门口的朋友招手。与前作相比，《西游伏妖篇》乏善可陈，但它将气氛烘托至好处，以待黑暗中之来者。那个晚上，我们在大院长椅，虽不能觥筹交错，但也借月光喝个半醉，开怀大笑，以飨人生。

2018年，小草的一通电话，在除夕之前就将我唤至几千公里外的清迈。

我和小草相识近二十年，但已经十年没有写她了，写她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我，而是曾经与她短暂相恋的小魏哥。2012年底，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依然异地，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她的单身生活送别，传播太广，甚至惊动了她丈夫那边的友人，从此再也不敢写她。2013年暑假，她的婚姻宣告结束，告诉我她在清迈经营起了一家酒店，偶尔回国，期间我们见过一两次。

2018年我抵达香港机场，给她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绝交。

我们两人之间恩怨纠缠，已经说不清谁是谁非，但在我这边，这些恩怨从来与感情无涉。她是一个有灵性有才华的女性，我们有两年半在青年报社的共事经历，是她将《今日先锋》、贾樟柯、卡尔维诺推荐给我，也曾与我谈论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的理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这些记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但我不确定自己让她记住的是什么部分。

2018年春节的前半段，依然是足够美好。我在飞机上遇到了她要接待的另一位朋友，一个摄影艺术家，三人用完晚饭，在她家的阳台饮酒，我心血来潮，衣服都没脱就跳进了泳池，池水凉气透心，但快慰人意。起来的时候，郑兄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的侧面照，至今我还留着。除夕晚上，郑兄已经去了拜县，但她家又来了许多朋友，众人一起包起了饺子，还有烧烤、火锅，一应俱全。其中的一位，上海一家法国餐厅的老板小苑，也在她家住了下来，春节期间就是我们三人一同游乐。当时恰逢香巴拉音乐节，来自世界各地嬉皮士，在这个河谷边搭起了帐篷，铺起了席子，甚至躺在小溪中间，冥想、欢唱、贸易、祷告、排列布阵、即兴创作，交流着自己生命的体验。一到夜晚，篝火四起，歌声响遍河谷，直冲云霄，嬉皮士们翩翩起舞，人浪滚滚，就像坠入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想周游列国的念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来清迈前一年，她就极力劝说我移居此处，说这里必定会带给我全新的灵感，以及对学术的想象。她的说法是不无道理，但我来清迈，前期势必事事依靠于她，我怕撑不过这个前期，我们就一拍两散。

事后证明了我的这个顾虑是很实在的。以前我和另一位朋友说过，我和小草最好的关系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忆于江湖。聚少离多最好，这样想起对方的时候，总是想起那些美好的一面。她对我的那些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并不是那种容易掏心窝子的人，即便对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一路上，她对着我们滔滔不绝，但因为有其他人在，我总觉得自己不用承担全部回应的义务，于是在副驾上读完了一本讲唐宋变革的小书。对于她现在的生活，我自然是羡慕的，但却无法全然模仿，因为她跟我说，自己已经五六年没写过几千字的东西了。

冷静以后去看，她对我说的许多话当然是气话，但气话里也有真话。她是支持我做学术的，从大一开始就支持，小魏哥和她有个共识，那就是我的学术天赋比起我的写作天赋要高得多。我们最和睦的时候是我博士第一年，那时我的学术道路看起来坦荡无比，我们开始失和，就是2012年底，那篇文章并不是根本原因，毋宁说，是我和她谈到自己新近对整个体制的认识，我说我有可能不会进高校做学术了，这让她感到错愕。

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一个叛逆的人，大学毕业没有参加任何校招，一个人游遍西南西北，后来又去了非洲做志愿者，回来先去丽江开了客栈，又去清迈开了酒店，中间又当起古董家具商人，凭着自己的人缘和品位赚了小几百万。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期待，不是像她一样杀出一条血路，而是找个学校安安静静地做学问。2018年出现在她面前的我，既没有高校学者的身份，却有着他们的不接地气和不通人情，这多少让她感到难以理解和难以忍受。

她看过我2015年以来的文章，是她的朋友转发，她偶然间看到的。她问我是否享受这样的“声望”，当时我多少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是说，这些文章不过是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副产品。我依然提到“问题意识”，这是我2011年春节跟她提到的概念，我想告诉她我并没有变，无论自己打不打算进高校。她并没有直接跟我说我研究的这些事有危险，但她言语之间，一直在向我传递这样的信息。她说到清迈这边的有些中国人，“极其激进”，“对国内的事情哪哪都看不顺眼”；她也提到，她在这边做生意，多少受益于中国在海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也意味着在泰国做了哪些中国当局不能容忍的事，随时都会被抓回去，遭到她一顿白眼。

到了爆发的那刻，我们都有点歇斯底里，也许是为了不给这段关系留下任何后路。当时我想的是，她对我的志业都产生了根本的质疑，我们不可能再做朋友了。后来我想到，这里的关键，倒不是她认不认同我做学术这件事，而是我们对“做学术”的理解确实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她希望我做的是那种，安全的、冷眼旁观的、保持距离的学术，而我逐渐走向那种关注现实的、介入式的、“引火上身”的学术。大二的时候，我在她的博客看到她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她更欣赏那种冷眼观察和记录的文字，我随即在MSN Space上写了一篇《我不能保持距离》，作为回应。

大约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注定了绝交。

想清楚这件事情是痛苦的：有一天你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你最好的朋友面前，你在她眼里，却是她最不想看到的样子，而且你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得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铺垫那么多的美好，来讲述这样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