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厄瓜多尔的社会运动：从2019年十月抗争到新冠疫情

2022 年 2 月 20 日

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2019年10月3日开始的厄瓜多尔街头抗争很自然在时间上是2019年全球社运的迟到者。但以1994年墨西哥的萨巴塔起义为标志，拉美的社运思潮与动员方式早已走在世界之前。而2001年，作为达沃斯世贸会议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更是让这片大陆成为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而非边缘。
驱动当下厄瓜多尔抗争的厄瓜多尔原住民族联盟(CONAIE)有着更久的历史。这一成立于1986年的政治联盟自90年代起开展了一些列街头抗争、艺术占领、运输截断，对抗过1990年“哥伦布登陆500周年”、1994年该国的农业改革，2000年马瓦德总统的“美元化”政策和2005年古铁雷斯总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毫不夸张地说，该联盟导致过数位总统的倒台。
2019年十月抗争表面的诱因是当政的莫雷诺政府缩减汽油补贴，导致油价上升。深层的矛盾则是莫雷诺政府秉持该国执政党一贯的采掘资本主义原则对石油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及对原住民组织的必然压制。与此前屡落下风的右翼政府不同，新冠则是莫雷诺政府应对抗争的天赐良机。2020年3月，厄瓜多尔启动大封锁政策。
面对老对手和新局面，原住民及其他社运力量该如何反应？这篇文章里的作者回顾了万花筒跨学科民族志中心(Kaleidos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thnography)在十月抗争开始后不久组织的公开论辩，尤其论述了其中具备资深社运经历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女性社运者的声音、方法与总结。两位作者的民族志在此并非理论对实践的指挥旗，而是学习和传播的艺术。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本栏目非常有幸得到原作者首肯，中文首发文化人类学协会近日刊登的《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Global Protest Movements in 2019: What Do They Teach Us?）。正如他们所言，这批2019年正处在世界诸地的人类学学生带来不仅是田野里遭遇的运动，而是一堂切身的实验课：“抗争的诉求和风险不再与我们无关。抗争运动既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也极具戏剧性；运动中摩擦不断，既体现了抗争者顽强的生命动力，亦不失表演性。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本系列文章篇目可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

作者 / 马卡·苏亚雷斯和豪尔赫·努涅斯 (Maka Suarez, Jorge Núñez)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ocial-mobilizations-in-ecuador-from-october-19-to-covid-19-1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11月24日
译者 / Xinyi
校者 / 邓晨
编录 / 毓坤

在我们接受这一关于全球社运的系列邀稿之初，新冠疫情还没有开始。当厄瓜多尔实行严格的封城措施后不久—也就是2020年3月中旬—逐渐显得清楚的是当国家在卫生紧急状态中陷入停顿的时候，民主也同时被束之高阁。厄瓜多尔卫生部的官方资料显示，厄国受到这种致命疾病的打击特别严重。截至2020年10月底，厄瓜多尔的新冠确诊病例已达16.7万例，确诊死亡人数超过12500人，而实际数字据说至少是这些数字的三倍。早在2020年3月，病患遗体被遗弃在厄瓜多尔主要港口瓜亚基尔(Guayaquil)街头的可怕图片就已在世界各地流传。厄瓜多尔成了应对新冠疫情的经典负面教材—显示出在贫困、脆弱的卫生体系、结构性暴力和政府的腐败下，疫情会呈现何种画面。当厄瓜多尔人正在努力应对新冠、封城以及可预见的经济困境之际，政府却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紧缩计划，其中包括了削减公共教育预算、甚至公共卫生预算，以及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和一轮积极的私有化。

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反思了2019年10月在厄瓜多尔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通过新冠疫情的揭示来看2019年十月的抗议，看获得新生的全球社运以及厄瓜多尔的公民动员。这些社会运动在此处紧密关联着原住民三十年来反对不平等和歧视的政治斗争，关联着女权主义者和LGBTQ+对多样性和民主的要求，还有学生和工会对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回应。通过这样子来检视2019年十月抗争，我们可以去看新冠是如何回溯地揭示出十月抗争是怎么镶嵌在一个不稳定的政经体系中，这体系立基于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公共机构的解体，和公民权利的倒退。究竟新冠疫情能够如何揭示十月抗争？而这些抗争又如何让我们看清厄瓜多尔政府目前应对疫情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疫情帮助了进一步压抑厄瓜多尔的公众参与决策过程，促进了危险的一揽子紧缩措施，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贫困。不过这里的故事并非单一事件，而我们觉得人类学特别适于给出更广阔的脉络和新的视角。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会一再回顾由厄瓜多尔昆卡(Cuenca)的万花筒跨学科民族志中心(Kaleidos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thnography)在十月抗争开始后不久组织的公开论辩。这次座谈会做为引发进一步讨论的触媒，有三名具备资深社运经历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女性社运者参与。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我们藉着厄瓜多尔最近发生的事件和该国自身的政治特殊情况，发展了民族志知识生产的潜力。本文第二部分则开启了路径，可以用来思考民族志在进一步的推进中可以发挥的核心作用，并且基于我们学科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对于协作空间的积极探索，提供一些新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在这动荡的时期进行思考。

压迫的新形势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多年前相比全然不同的压迫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重塑，当它觉察到危机时，它就会寻找重新发明自身的方法，然后继续其积累模式。随着阶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资本主义也需要建立更加暴力的压迫模式。”这是艾妮.顺古(Ayni Shunku)在十月万花筒座谈会上说的话。她的发言指出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群体正在面临的，新的地方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在这种时机下需要被重新创造的社运形式。作为一名自孩提时就参与厄瓜多尔原住民运动的原住民妇女，艾妮.顺古见证了新自由主义在厄瓜多尔造成的改变，以及在原住民运动内部的变革，这变革是通过一种跨越不同文化世界，并且把批判性思维与厄瓜多尔原住民运动的日常抗争整合在一起的“普罗大众”教育(Muyolema 2012)。

在这里，我们不想谈论人类学记录社会运动的长久历史(Edelman 2001; Juris 2008; Graeber 2009; Coleman 2014; Bonilla and Rosa 2015)，而是想说说人类学能够为我们思考当前时刻提供哪些不同或者独特的方法。人类学将生活做为亲历体验来记录的丰富积累(Desjarlais 2003; Han 2012)实足以提供一种具备着革命潜力的方法论实践(Shah 2017)。使我们感到有兴趣的是民族志以及民族志书写的协作可能性(Astuti 2017)，可以做为一种媒介帮助思考这个充满高度不确定与不稳定的时刻。

厄瓜多尔原住民运动的历史远超出本文所能处理的范围，但值得简短一提的是，它曾一度是整个大陆反抗与组织的象征。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动开始以来，这场运动就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统一战线，以对抗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al adjustment programs)的进逼，还有阻止70年代所实施的软弱的公共服务消亡。厄瓜多尔原住民族联盟(CONAIE)是厄瓜多尔政治中唯一曾经能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仍然可以—在几天内使整个国家瘫痪、限制城乡之间的商业往来，并切断跨国运输路线的力量。该组织还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社会动员推翻几位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厄瓜多尔原住民族联盟在厄国近期的政治史上具有关键重要性。他们的一些历史性成就包括对燃料价格上涨的反对、对基本产品的其他关键补贴，以及他们对土地改革的奋斗(Novo 2014)。历史地来看，每当中央政府试图削减对汽油价格的补贴时，原住民运动总会成功迫使其恢复。因此2019年10月宣布取消燃料补贴引发了持续12天的大规模抗争，造成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也就不足为奇了。动员起来的原住民团体使厄瓜多尔陷入瘫痪，并最终导致取消了这项措施。

厄瓜多尔原住民族联盟(CONAIE)的Logo，来源：https://cona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LOGO-CONAIE.png

快进到2020年5月19日，也就是新冠大流行启动的封锁措施两个月后，厄瓜多尔政府宣布了一项来势汹汹的紧缩方案，其中包括削减燃料补贴、许多公共服务机构的拆解(包括厄瓜多尔的邮政服务)、公务员的工资削减和裁员，以及足以让人回想起拉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峰时期的私有化措施。在高度压力、严峻封城和紧急状态下作此实施，疫情使得现任政府得以操纵新冠的统计数据，并滥用权力优先允准榨取型经济、将群众动员视为犯罪、并允许对有争议的政治议题(如燃料补贴)迅速作出裁决。因此，上文提到的艾妮.顺古所说的“全然不同的压迫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正确的。尽管顺古所谈的是2019年10月厄瓜多尔民众12天群众运动在街头经历的残酷镇压，但自此以后政府动用了医疗和军事资源，升级了压迫手法以镇压民众骚动。在一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仍然不可靠、高度政治化和不足，而另一方面同时又设立了新的安全协议和法律框架以“消除”公民动员。最令人不安的是军队在处理街头抗争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尤其如果想到这一区域压迫性军事政权的长期历史(另见Seward Delaporte，本系列的文章)。

民族志作为一种前进的道路

人类学长久以来就研究在灾难和流行病中突显出来的深层不平等及其后果(K. Fortun 2001; Adams 2013; Leach 2015)。在记录这些事件时，我们学到各国政府经常善用灾难性事件来重新调配其经济和政治优先事项。尽管我们的学科关注了地方上在“危机”中如何充满想象力地对抗各种不平等(Alexandrakis 2016);但同时也让人意识到人类学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失败和缺陷(Benton 2017)。人类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的工具箱，帮助我们理解疫情背后的许多历史，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些历史是与有利于少数人的经济体系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人类学家现在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应对灾难性事件的努力中，需要涵纳多元的声音。在厄瓜多尔，这意味着揭示出30年的社会反抗和少有间断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之间的深层联系，同时关注许多原住民运动的工作和努力，特别是其中妇女的声音。

如上所述，厄瓜多尔于2019年10月发生的大规模动员使该国陷入停顿，在该国政治史上并不是新现象。大多数支持2019年抗争活动的左翼组织曾经在早些年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执政中解体(Tuaza Castro，2011)，这是因为他的政府背叛了自己的左翼议程，转而支持榨取型经济和经济精英。然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科雷亚执政的十多年也带来了新的组织和抵抗形式。在列宁•莫雷诺(Lenin Moreno)领导的本届政府期间，我们看到了一股持续推动废除公共服务、削减社会福利、为超级富豪减税和提供避税天堂的动力。尽管如此，这些政治和经济变革中的许多仍面临着强烈的批评和公众动员。然而，新冠大流行已成为厄瓜多尔及其他国家压制民主和滥用权力的完美渠道。随着疫情的爆发，不稳定随之而来。这种不稳定并不是来自不明朗的健康风险与灾祸——正如人们在大流行期间所想象的那样——而是由于政府试图获取更大的控制权，并利用疫情作为警察暴行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的保护伞。

从几内亚比绍(de Barros et al. 2020)到印度(Abbas，本系列文章)，再到香港(本系列文章)，我们看到了滥用权力、抗争犯罪化和军事化，以及对民主的普遍侵蚀。在厄瓜多尔，我们也经历到了镇压措施的推进。有些没那么明显，比如所谓的“人道法案”(humanitarian law)旨在解决新冠疫情相关问题，但也将某些形式的社会抗争定为犯罪。其他措施赤裸裸地则是试图缩减公共服务，例如解雇直接参与防控疫情的卫生工作者。正是在这样令人不安的时期，当我们在想象如何继续前行的方式时，我们想要强调民族志所具有的潜力。为什么？因为民族志可以照亮许多易于陷入的盲点。因为民族志—以及与我们(在/与)田野工作所发展出的特别关系—允许各种独特的协作形态(Ingold 2014; Marcus，2016)。因为田野考察和参与观察是“通过存在和行动生产知识的一种形式”(Shah 2017， 48)。就像阿尔帕.沙(Alpa Shah)所说的，人类学的方法将意味着一种参与和持续的“实践”(praxis)，呼吁一种紧密契合地方特殊性，与我们工作的人和地方寻找共同兴趣并建立长期承诺的，紧密的民族志协作。

公共知识：相互支持的实践

当谈到儿童参与动员原住民运动时，艾妮.顺古告诉我们:“当我们带孩子参加抗争活动时，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学习了老一辈的历史。他们了解到，我们的人民为争取我们在厄瓜多尔社会的各项权利和地位而战。他们知道只是坐着、等待或愉快的谈话并不会成功。她谈的是在2019年10月的抗争活动以后做群众动员的需要。她在思考现任政府在未来可能的镇压和对社会权利的削减。她是正确的。

从2020年3月到6月，厄瓜多尔实行了严格的封城。在这段期间，政府在治理新冠背后的意图日益明显。除了国家对新冠十分不充分的处置，这段时间的封锁、宵禁和监控可以用来设定某些若是不靠这些手段则无从实现的新政治议程。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万花筒公开座谈会上，当地妇女农业生产者网络的代表贝尔西卡.希门尼兹(Belgica Jimenez)谈到需要与”tierra”连结的思考。“tierra”在西班牙语中是土壤、土地的意思。在谈到如何培养和联系农村和城市世界的方法时，贝尔西卡主张采取一些不同的框架来看待生活(和死亡)。在她看来，许多把(人类与自然的)生命视为优先的协作过程足可作为范例，示范当人们不仰赖国家时可以如何生活。贝尔西卡指的是一些互助的方式，在其中不是计算个人效率，而是通过照护实践(care practices)、团结和互惠而召唤人们以社会性的方式来理解生活(Daiber和Houtart 2012; Bear 2015; Lyons 2020。这与阿曼多.穆优雷玛(Armando Muyolema 2015)的呼吁有着共鸣，他主张建立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承认我们之中的差异和我们的殖民历史，并且通过新的、异议的伦理、语言和政治，去想象不同样貌的民主落实。

我们觉得在理解我们的认识论框架的潜力和局限时，这个关于全球社运的系列照亮了我们的民族志工作中产生的许多可能性—民族志是亲密的、细腻的、参与的，也是批判的、反身的、承诺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强调的是既需要持续反思，也要对紧迫的问题采取行动。他们重视集体学习与体会老一辈知识的传承，并赞扬我们本地抗争史所散发的影响力。尽管在抗争中存在真实的风险，但最大的暴力隐藏在具体的经济和政治行动者背后。正如我们万花筒讨论会的所有三名与会者艾妮、贝尔西卡与艾莉所呼吁的那样，有必要使政治女性化(feminizing)，而且这远远不只是说增加政府机构中妇女的数量。我们的文章已越过用浪漫的观念去想象社会运动或妇女的照护角色，而所共鸣的是希伊蕾.茱莉亚.卡维希帕卡郝普拉尼.霍巴特(Hi‘ilei Julia Kawehipuaakahaopulani Hobart) 和塔玛拉.克内塞(Tamara Kneese, 2020)所呼吁的“激进的照护”(radical care)，以及其他人所建议我们的，朝向更具协作性的知识生产 (M. Fortun et al. 2021)。“激进的照护”做为“一种在承受不稳定的世界时至关重要，但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策略”(Hobart and Kneese 2020， 2)，在我们的脉络里指的是一些具体的物质实践，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照护后代、动植物、土地和社群方面的劳动与日常关系。同时，对我们来说“激进的照护”意味着抵抗露天或巨型油矿企业、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后，它指的是保护水源、野生动物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万花筒跨学科民族志中心致力于建立学术基础设施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创建了播客、讲习班、网络研讨会、文件和公共集会(比如10月与贝尔西卡、艾妮和艾莉举行的座谈会)—许多都是集体性的—去批判性地思考出新方法，以求解决我们在本地关注但也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民族志看作是一块沃土，使得协商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和共享的未来成为可能。

本文受该系列原作者首肯翻译转载。如需转发，请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参考文献
Adams, Vincanne. 2013. Markets of Sorrow, Labors of Faith: New Orleans in the Wake of Katr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rakis, Othon. 2016. “Incidental Activism: Graffiti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y in Athens, Gree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no. 2: 272–96.
Astuti, Rita. 2017. “On Keeping up the Tension between Fieldwork and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 no. 1: 9–14.
de Barros, Miguel, Anaxore Casimiro, Aliu Soares Cassamá, Cadija Mané, Fatumata Jau, and Rui Jorge Semedo. 2020. “State of ‘Emergency’ for Health but State of ‘Exception’ for People: Guinea‐Bissau’s Paradox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City and Society 32, no. 1: 1–10.
Bear, Laura. 2015. Navigating Austerity: Currents of Debt along a South Asian Riv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ton, Adia. 2017. “Ebola at a Distance: A Pathographic Account of Anthropology’s Relevanc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90, no. 2: 495–524.
Bonilla, Yarimar, and Jonathan Rosa. 2015. “#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thnologist 42, no. 1: 4–17.
Coleman, Gabriella. 2014. Hacker, Hoaxer, Whistleblower, Spy: The Many Faces of Anonymous. London: Verso.
Daiber, Birgit, and François Houtart, eds. 2012. A Postcapitalist Paradigm: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Brussels: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Desjarlais, Robert R. 2003. Sensory Biographies: Lives and Deaths among Nepal’s Yolmo Buddhists. Oakland,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elman, Marc. 2001. “Social Movements: Changing Paradigms and Forms of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 285–317.
Fortun, Kim. 2001. Advocacy after Bhopal: Environmentalism, Disaster, New Global Ord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tun, Mike, Lindsay Poirier, Alli Morgan, Brian Callahan, and Kim Fortun. 2021. “What’s So Funny ‘bout PECE, TAF and Data Sharing?” In Collaborative Anthropology Today: A Collection of Exceptions, edited by Dominic Boyer and George Marcus, chapter 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aeber, David. 2009.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Edinburgh: AK.
Han, Clara. 2012. Life in Debt: Times of Care and Violence in Neoliberal Chil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bart, Hi‘ilei Julia Kawehipuaakahaopulani, and Tamara Kneese. 2020. “Radical Care: Survival Strategies for Uncertain Times.” Social Text 38, no. 1: 1–16.
Ingold, Tim. 2014. “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no. 1: 383–95.
Juris, Jeffrey S. 2008. Networking Futures: The Movements again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ach, Melissa. 2015. “The Ebola Crisis and Post-2015 Development: Ebola and Post-2015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7, no. 6: 816–34.
Lyons, Kristina. 2020. Vital Decomposition: Soil Practitioners and Life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eorge E. 2016. “The Ambition of Fieldwork.” Terrains/Théories 5.
Muyolema, Armando. 2012.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The Poetics of Sumak Kawsay on a Global Horizon.” In A Postcapitalist Paradigm: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edited by Birgit Daiber and François Houtart, 298–308. Brussels: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 2015. “América Latina y los Pueblos Indígenas: Para una Crítica de la Razón Latinoamericana.” In Teorizando las Literaturas Indígenas Contemporáneas, edited by Emilio del Valle Escalante, 233–274.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Novo, Carmen Martínez. 2014. “Managing Diversity in Postneoliberal Ecuador: Managing Diversit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nthropology 19, no. 1: 103–25.
Shah, Alpa. 2017. “Ethnograph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Praxi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7, no. 1: 45–59.
Suarez, Maka. 2017. “Debt Revolts: Ecuadorian Foreclosed Families at the PAH in Barcelona.”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1, no. 3: 263–77.
Tuaza Castro, Luis Alberto. 2011. Runakunaka ashka Shaikushka Shinami Rikurinkuna, ña mana Tandanakunata Munankunachu [The Crisis of the Indigenous Ecuadorian Movement]. Quito, Ecuador: FLACSO.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