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薄熙来的下台10周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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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中共太子党一员薄熙来落马被捕，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中国。薄熙来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以他作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为契机，企图取代时任中央领导层。薄熙来之所以下台，主要不是因为腐败（这个罪名可用在所有丢官或被清洗的官员），而是因为他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关键人物。2012年是世界动荡的一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剧变。中共政权担心中国国内也会有类似的发展。2012年的中共内斗的结果，是习近平的上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前所未有的集中权力、民族主义和更严厉的威权统治。讽刺的是，这些都是薄熙来的统治的特征、是在复活重庆的“红色文化”。

中国毛派当中很多人产生了对于薄熙来的很大幻想。他们认为薄熙来是相比当时胡温领导层更进步的替代方案，甚至认为薄反对中共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但实际上他并不代表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当时新成立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甚至在重庆召开会议，推举薄熙来为总书记，但与会者都被捕了。

在这里，我们重新发布中国劳工论坛于2012年写的两篇文章。在这些事件之后，一些事件发展过程变得更为清楚，而另一些事件则以我们当时没有、也无法预见的方式发展。尽管如此，我们2012年分析的要点，已被后续发展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薄熙来的下台

二十年来，一党专制的中共当局首次出现公开的权力斗争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编辑组 声明

在中共十年一届的领导层更替之际，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自从1989年反政府群众运动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局面——中共高层党内的严重分裂曝光于公众面前。作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来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虽然事态发展极具戏剧性，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们去年在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释的，“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着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仅仅在薄熙来下台的六个星期前，薄熙来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因丑闻而被捕。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可能企图叛逃，因而被当局视为“叛徒”。而且，他被广泛地视为涉及腐败。政治评论人士陈子明表示：“王立军的传说变成了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政治丑闻。” 薄王两人的下台与其说是可能因反贪腐的“清洗”，不如说是党内更为广泛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倾斜

《华盛顿邮报》将薄熙来被免职视为中国新毛派“痛楚的失败”。虽然这将一场极其复杂的权力斗争做了简单化的诠释，但薄熙来的下台无疑标志着，统治集团内部，拥护深化经济“改革”（市场自由主义）、反对“左派”民族主义与国家干预的势力得以强化。

学者吴稼祥表示：“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谈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将要召开的中共党代会，新的领导层将接替在任的胡温领导团队。温家宝是中共当局内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为期十天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在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虽然没有直接点薄熙来的名字，但是他对“重庆市委”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这预示了几小时后薄熙来被正式解职。而“改革派”阵营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被公开视为薄熙来的克星（双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进行争论）。汪洋的口号是“小政府，大社会”。

由于薄熙来的突然失败，加之汪洋在和平处置乌坎群体事件中的表现，令他在今秋进一步升迁（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机会明显增加。乌坎村的村民通过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暂时取得政府的让步，却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为其派系目的进行宣传。尽管在本月早些时候，得到广为宣传的选举使群众抗议的领导人赢得乌坎村村民委员会的席位。但是，当局针对村民——尤其是青年积极分子——的镇压、监视和威胁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对重庆王立军事件进行抨击的同一讲话中，温家宝警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可能再次发生。”这些意见反映了统治集团深刻的不安感，他们担忧因为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满而导致发生革命性的剧变。与其说是20世纪60年代文革那样的混乱，不如说是今天在埃及、俄罗斯和美国发生的“占领”运动更令中国的精英们真正感到恐惧。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环球时报》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全国七个城市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几乎有半数受访者（49.4%）相信中国“处于”或者“也许处于”革命的边缘。

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3月14日）的报道，“[温家宝]在任9年，中国发电量增加三倍，钢产量增加四倍，轿车和卡车的生产每年增加近六倍，”随后该报继续补充说，“但是被广泛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则从温家宝接任时相当于美国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兰的水平。”

温家宝对“重庆模式”的公开攻击，并决定清除薄熙来，反映了这是高层国家领导人内部的共识，不仅得到包括反对薄熙来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来的盟友中国政法安全的最高负责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习近平的同意。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太子党”——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后代，他们在党国体系内享受着继承获得的特权。

派系斗争

此前也发生过以这种方式解除省级高级领导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解除职务，之后由于腐败被判18年监禁。这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团派”内部斗争的一部分。胡锦涛之所以要对付陈良宇，就是为了遏制前国家主席的势力，为他自己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

总的来说，这同样适用于薄熙来的案例，这些行动的实施都事先经过了派系间的谈判和交易。陈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为派系盟友习近平所取代。为了防止派系间全面“战争”的爆发，一种微妙的平衡必须被维持。正因为如此，才让与薄熙来同属“江派”的副总理张德江接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置，张德江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门徒。如此就维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来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仅在国家层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体制外享有可观的支持基础的官员。中国最出名的政治人物当中，继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后非薄熙来莫属。他通过对重庆的控制，把重庆作为一个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从事最接近于“竞选活动”的行为的平台。“重庆模式”（后面将做分析）被薄熙来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组成的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寻得一席之地。

根据现在的力量对比，薄熙来的政治美梦几乎已经确定结束了。但是，对薄熙来的免职可能引发严重而不可预见的反响。尤其是对与新毛派而言，当他们反对今天“新自由主义的走资派”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中共党国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来。在本文写作之时，毛派在网络上的力量正在呼吁去重庆举行抗议活动。相关报道显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而武警部队正从湖北向重庆调动——这标志着当局也不排除有可能发生抗议活动。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抗议活动，解除薄熙来的职务也使领导层交接的过程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很多情况现在仍不明朗，而且由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特点，很多事情不会向外透露。但是薄熙来被解职的时机还是值得评论。中共高级人物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华社对此发布了仅仅一句话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来举行了吸引大量记者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保证要继续推进“重庆模式”，之后对他进行清洗的决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会议的最后阶段才做出。薄熙来“我行我素”的风格进一步显现出他毫不谦顺，而这无疑激怒了中央领导层。假如对王立军进行进一步调查（其中蕴含着政治意外事件），不排除会出现包括犯罪指控在内的进一步对付薄熙来的做法。但是这些指控会基于权力斗争的逻辑，而不是取决于指控薄熙来的证据是否有力或者缺损。

全国人大会议显示了薄熙来在国家机关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视的支持，包括在军队中。这能阻碍中共中央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来能够保持他政治局委员（不是具有更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并有可能在政府内部被授予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正如一个评论家预测，看起来薄熙来有可能“软着陆”。

对“左派”的打击

与此同时，为了压制对解除薄熙来职务的抗议，四大左倾（新毛派）网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当局关闭。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领导层就对“民族主义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广泛的打击，而不只是针对薄熙来一人。

受到打击的网站包括有影响力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虽然该网站有时会转载来自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文章，但是其网站持有的立场与我们极其不同，且越来越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但是，尽管有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们毫无保留地抗议这种不民主的镇压，同时揭露温家宝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开放”的空谈。

围绕在“乌有之乡”等周围的毛派团体扮演了薄熙来的“啦啦队”的角色，尽管缺乏任何证据显示他代表了对现有资本主义领导层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一些新毛派把重庆称为“资本主义中国的解放区”和“本世纪的延安”（中共在陕西的根据地）。

重庆模式—神话与真相

正如来自重庆的工国委（CWI）支持者张蜀杰指出：“所谓的‘重庆模式’看起来对重庆之外的民众比对居住在重庆的民众更有吸引力，他们寻找并且希望一个不同于中共资本主义政策的替代选择。薄熙来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统治方式惊动了许多中共领导。事实上，在薄熙来统治之下，重庆外资比其他城市增长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进一项相对最激进的私有化农村土地的政策。”

尽管薄熙来发动了“红色文化”运动，包括组织合唱团演唱毛时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国际歌》，正如在1989年，《国际歌》经常在反政府抗议中出现）以及传播含有毛语录的短信，他的政策更类似于“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毛主义。据他的支持者上海风险资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来推崇“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以及“当代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应”。

《金融时报》（“红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过迫害（他的家人被关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义的主题“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试图利用希望回归毛主义方式的怀旧情绪而不是重新采用与之联系的灾难性政策。”

在不对毛泽东的官僚政策背书的情况下，我们指出该报观点典型地扭曲了事实；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是基于可以想见与理解的情绪反弹，这是对今天中共当局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随之出现的极端不平等的不满。

重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达到16.4%，是全国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自2007年，薄熙来掌权以来，重庆私营部门生产总值占经济的比重从25%上升到60%。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们目前追寻的正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模式。” 现在看来，黄奇帆至少目前暂时保住了他的职位。因此，很明显，“重庆模式”并不代表着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

薄熙来的支持者所指的社会改良包括2010年开始推出的公共租赁房屋计划，建立80万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给被普通住房市场排挤出来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国的住房市场几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这项计划也远远不能满足贫困家庭的真正计划安置。去年以来，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规模公共租赁住房计划，虽然未公开承认，但显然是从重庆的做法中得到了灵感。而全国性的计划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复制了重庆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评者说，重庆的公屋项目中单位面积太小，而且离城市太远。根据研究机构龙洲经讯的一份报告《重庆市公共住房困境》声称：“（这些住房）更像是为单身工人准备的宿舍，而不是为城市家庭准备的永久性住房。” 该报告的结论是，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于吸引投资者到重庆附近建立工厂，而不是（为民众）提供体面的住房。

薄熙来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的“社会”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结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他的一些支持者将他看作是中国的普京。薄熙来是一个铁腕的民粹主义者”，并曾经预测他可能会成为中央政府内负责政法安全的最高领导人。 （《中国的新领导人们》，2011年6月23日）

在全国范围内，也许比薄熙来“唱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引起争议的“打黑”（打击有组织犯罪）。“打黑”行动是由现在灰头土脸的王立军牵头指挥，导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诉，13人被处决，其中包括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由于今天黑社会力量对中国城市的控制程度，使得重庆当局进行的胆大而无情的“打黑”令人骇然。

据估计，仅重庆就有20万人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即“黑社会”。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异，有组织犯罪已经渗透进入警察和政府部门，在重庆，黑社会得到了文强的保护。薄熙来进行“打黑”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对手，曾在重庆任职现为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感到难堪，以此来暗示汪洋在重庆任职期间放任“黑社会”的存在。毫不奇怪，重庆“打黑”的明显成功激怒了许多中央领导。因此针对重庆当局酷刑、逼供和滥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这也是导致王立军和薄熙来垮台的一个因素。

为什么要清洗薄熙来？

对薄熙来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当局本质决定的，也是对于因资本主义复辟政策带来的反弹的恐惧。由于领导层对薄熙来不可预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谓政治或经济观点不同，而导致他下台的。

正如我们中国劳工论坛以前所解释的：“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时代出现的不稳定与社会动荡孕育出目前的“妥协”制度，统治集团内部通过不同派别、省份和商业集团间进行详尽的谈判与交易而实现“权力制衡”（ 《中国：镇压还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来为追求他自己的权力，而企图绕过这种僵化的制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话，这可能为他人树立了先例。根据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的前助理国务卿苏珊-谢客（Susan Shirk）对此评论：“薄熙来为争取权力公开进行宣传和使用媒体动员群众支持的做法打破了党的高层保持统一的门面，不是因为他在重庆做的任何具体的事情，而是应宣传活动本身使得领导层们决定解除他的职务。自从天安门广场镇压（1989抗议运动），他们就一直试图将领导层保留在一个黑匣子中。”

太子党

薄熙来是“太子党”，是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数年内帮助邓小平启动中国的市场化转变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阶级分化严重的中国，“太子党”就像是社会中的新贵族，他们掌握着大量继承得来的权力和财富。正如《时代》杂志评论说：“薄熙来几乎算不上一个革命者：他喜欢豪华轿车和量身订做的西装，送他的儿子到哈罗公学（英国的精英私立学校）和牛津大学就读。年轻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党’，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

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太子党”们获取了巨大的权力。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作为强大的国家垄断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如此，这些国家垄断企业像是“家族”封地一样被瓜分运作。根据维基解密的报告，2009年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一份电报指出，这是“众所周知的”，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庭控制中国的电力行业，而负责政法安全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市控制国家垄断的石油产业。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妻子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行业。

“中共太子党“在党内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诚为基础建立的网络关系，而并非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于“太子党”，但习近平被视为一个“经济自由派”，例如他曾经主政浙江，浙江被视为是私人资本在中国的重要据点。但中共党内的“太子党”和其他官员之间的紧张局势正日趋激烈。同样出自维基解密的报告声称，“太子党”官员嘲弄草根基层出生的官员为“小店主”。

围绕胡锦涛主席的“团派”（它的名字就起源于共青团，因为很多其中成员是来自共青团体系）希望限制“太子党”的权力，因为以他们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被看作是阻碍“改革”的障碍。因此，对薄熙来的行动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锦涛和“团派”企图在秋季的领导人轮替前削弱“太子党”的影响。作为“太子党”的习近平将取代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明年成为国家主席。这是2007年上一届党代会所决定的，这也反映了胡锦涛的派系当时受到的挫折，胡锦涛所中意的继承人是其门生李克强，他将接替总理温家宝的职务，成为（相对于习近平）第二号人物。

薄熙来本来有希望获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会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泽民（另一个太子党）的支持者张德江所获得，张德江目前暂时接任了薄熙来在重庆的职位。但是，薄熙来被免职也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间接地限制太子党和阻止他们对新领导层的计划，尤其是针对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就是暗示这场冲突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重庆模式”兴衰本身。正当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而中国经济步履蹒跚之时，党国内部的深刻分歧也变得公开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这可能至多在一个临时阶段内，而非永久性地修复‘党内团结”的形象。

经济“改革”

根据北京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王贵秀的描述，近来召开的人大会议其实是“官商代表大会”。正如中国劳工论坛上周所报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财富总计达到5658亿元人民币（约合850亿美元），比美国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总共535名成员的财富总和的十倍还要多。互联网上的评论员们把人大会议称为“炫富聚会”，并发布了人大代表们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的老总许家印腰缠价值6000元的腰带，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农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币）。前总理李鹏（1989年民主运动的北京屠夫）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国际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时装价值12000元。

在他两个小时的公开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使用“改革”一词达70次。但是，与其说温家宝总理关注的是他十天后攻击薄熙来时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说他更多关注是所谓经济方面的“改革”，这其实是推行更为亲资本主义的政策的一种说法。

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一份由世界银行和数个中国政府部门联合编写的报告得以发布，该报告呼吁进一步去管制、私有化和解除国有垄断。这份470页长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提出的不太可能完全实现的提案；更是因为这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与北京当局间协调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当局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报告的全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而使其意图暴露。“和谐”一词是由胡锦涛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于中共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报告里无一处提到“民主”。

这份报告的结论正如左翼评论家们所指责的是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宣言”，并且得到了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期间工作报告的响应。他承诺“打破垄断”和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温家宝再次呼吁给予中小型企业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会议期间，一个反覆提及的议题是给企业减税和促进中产阶级的消费。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进一步推动经济“重构”和实现“改革”还有待观察。但是，清晰无误的是中共领导人们为隐藏在令人目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背后真实的经济状况而担忧。自从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尤其是地方政府导致的债务问题堆积如山（请见附图 ——虽然这一债务的全面状况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数字更要严重的多）；而这暗示我们，他们必须尝试与现行的经济模式和它其中压倒性的依赖债务金融投资的模式决裂，而这种模式同时也创造了如山般的生产过剩。目前地产市场的危机是更为广泛问题发出的一个信号，目前由房地产发展商和投机商拥有的空置住房的当前市值超过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改革派”阵营希望“解除对居民消费的束缚”从而降低经济对于出口和投资的极严重依赖。但是中国现在软弱无力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中国的消费比重远远低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三国的消费比重）是由其现行的经济模式所决定的，这一模式基于低工资、低技术含量和低利润的制造与装配生产。为了转变这一经济模式，他们希望使庞大的国有企业与私人资本进行竞争，开放此前完全垄断的行业，但不是彻底放弃控制。政府考虑将地下银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动（允许银行设置“市场”利率）从而使资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润最高的地方）。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秘诀是现在的中共领导层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尽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这些思想的实践都遭遇了明白无误的失败。

正如众多的人大代表已经公开承认的，这些政策是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方。为了给这危险的药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应世界银行的报告而加速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会保障建设。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理论上都应该能提升居民消费。但这样的许诺此前也提出过，但对广大贫苦的中国人民而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扩展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国医疗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地方政府正为史无前例的高额债务所困扰。

政治改革？

当温家宝和其支持者们谈论“政治改革”，并称这“与经济改革不可分割”时；他们不是在讨论选举、结社自由、罢工权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们的观点与薄熙来和中共党内其他“新权威主义派”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党专制制度，同时进行一些“改进”。一个渐进的可控制的路线反映了，中国精英们对于如果允许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出现“混乱”的深刻恐惧。他们所主要关注的，与其说是民主制度，不如说是更独立的司法体系（所谓的“法制”），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认可的）非政府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过有选择的团体，而非群众对于政府和政府拥有的公司施加压力从而消减腐败和滥权。与其将这描述为民主，不如说这是给予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更大可能性以挑战国有既得利益集团并与之竞争；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后者在实践中变得更为有效率、市场化和减少腐败。这又是一个幻想。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权，无论是民主的或者是独裁的；都反映了他们（领导层）自己无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会资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今天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因此，北京当局企图在领导人轮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与清洗薄熙来明确相关的。并可以此来打击“新左派”。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张鸣告诉《华盛顿邮报》，“重庆模式已经终结了，（中国）左转的机遇也结束了。”

群众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左转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否定本声明上面所描述的观点。新毛派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现行资本主义政策的选择，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则强调需要一个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为此，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腐败的为商业资本所统治的中共体系和其各种派系的架构之外。我们既不对温家宝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会对“专制左倾的”薄熙来抱有幻想。

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替代力量，这一力量应该基于群众性的基层斗争，而不是仰赖对一个“新毛泽东”的崇拜。它必须从国际工人斗争中有所学习，并与之相互影响；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一个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基层民主。而这正是工国委（CWI）的支持者们所为之奋斗的。

注：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于2020年更名为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国劳工论坛是ISA的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