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外卖骑手-算法文化”的二分进一步神秘化了算法，也隐去了算法背后的操作者和程序员。

最近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起了对外卖骑手的广泛关注，激起诸多对系统或算法文化的讨论和批判。有意思的是，这一“外卖骑手-算法文化”的二分进一步神秘化了算法，也隐去了算法背后的操作者和程序员。一年前声势浩大的996.ICU所带来的过劳讨论未在算法的另一侧回响。连接程序员和小哥的除了加班外卖外仿佛只剩下外卖平台软文里的“程序员转行外卖员，月入XXXX”。算法不仅是拢住外卖员和消费者的系统，也是隔断各类劳动者的分工墙。
另一方面，对算法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算法的了解之上。如卡龙（Michel Callon）所指出的那样，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学家们因“语言不通”，一面拒绝他们的研究对象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一面接受科学家作为自然的代言人。我们理解的算法是由技术专家为我们定义的，还是根据我们自己关心的问题定义的。这关乎着我们能否在批判之上带来实践上的改变。这一切都逼着我们追问：何为算法。而什么又是算法依仗、导致、又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要素。
何为算法？这篇译介并不会给我们任何答案。它所讨论的“计算”的历史甚至远在算法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之前，尽管我们并不难将算法和自动化的历史与文章中的主角们联系起来。笔者所希望传达的反而是我们不应该给算法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它和这篇文章中讨论的“计算”都是在一段并不仅仅关乎技术的历史中曲折发展的，而且至今仍在发展。通过关注一小段曲折的历史，我们也许能在如何看待“算法”上得到启发。至少我们不再应该仅仅将它视为一个确定的、技术上的客观存在，而把目光投注到算法被赋予的不同价值、实现算法的社会基础等方面，并且将它们作为算法的一部分来理解我们当下面对的难题。
当我们不再把算法看作一个技术的存在时，我们的视野也会变得开阔起来。如本文中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与普罗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1755-1839）在机械化计算的意义上的分歧，既是关乎英国和法国政治经济发展差异，也与启蒙哲学家对人的认知的思考紧密相连，更关乎着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它们也许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算法与骑手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会启发我们去看各方讨论算法时，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正如算法常常与效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联系如何从程序员们的办公室伸向公路上奔走的司机？各种流程图上抽象的变量名如何转变为脚下一松一紧的油门？这些问题本身亟待更加深入的田野研究的调查，但是这篇译介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历史线索。
这篇文章呈现的“计算”的历史更是社会分工的历史。它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分工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对人的认知和分类如何影响着分工。在许多对话中，外卖骑手都是作为体力劳动存在的，而那些设计、实践算法的科学家和程序员则从事脑力劳动。两者存在着看似清晰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存在，如各种工作与技能的边界一样，并没有那么自然，甚至出现过许多反转。这篇文章透过历史文献的整理，展示了一个这个边界的部分历史，从而启发我们把注意力投向那些划定边界的活动。
最后译者希望探讨一个具体的问题：算法、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篇译介展现了计算在启蒙运动中的复杂意义。当中对当代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巴贝奇的差分机与他关于机械化生产的论述。前者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而后者启发了科学管理。这篇文章展现了巴贝奇得以以他的方式理解“计算”与“脑力劳动”的历史联系与背景。在这些复杂的联系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逻辑和“计算”所联系起来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我们探讨算法的如今，算法常视作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手段。而这篇文章呈现的在笔者看来却更像是“算法即是资本主义”这样更加紧密的关系。即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系列如算法般循环往复的活动，而算法的实现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实践。（例如：如果没有平台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算法中的某些变量将失去所指。）借由这篇文章的翻译，希望能引起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新的讨论。

原文作者/ Lorraine Daston
原文出处/ Critical Inquiry, Vol. 21, No. 1 (Autumn, 1994), pp. 182-202
译者/ 陈亚龙
编校/ 曾毓坤

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历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早上十点钟的样子，一群巴黎人聚集到圣母院，参加“理性节”（Festival of Reason）。一队年轻女性，身着白色与法兰西的三色的长裙，戴着花冠，举着火炬，庄重地行进到一座假山前。假山遮蔽了一整个教堂唱诗班的站台，山顶矗立着一间希腊式的小圆神庙，神庙上镌刻着“致哲学”。庙的入口两侧列着四个半身像，大概是伏尔泰、卢梭、富兰克林和孟德斯鸠。山腰处自由火炬之火在一个希腊祭坛上燃烧着（如图1）。没有革命的庆典能在这些纪念碑缺席的情况下得以完成。高耸的立柱、巨大的祭坛、雕塑、方尖碑、金字塔、神庙，极不稳定、迅速更迭的革命政府疯狂地立起“这些象征稳定的寓言” 。

在巴黎人民欣赏着理性与自由女神的登场的同时，另一件献给理性的革命丰碑正在临近的经纬局Bureau de Longitudes）建造着。在工程师加斯帕尔·普罗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的指导下，二十多个计算员（calculator）要将数表和三角函数表填满十七卷的巨册。用法国政府给普罗尼的指示来说，这些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不仅将“不再在精确度的问题上留下期望的余地，还将会是在计算上前所未有的丰碑” 。尽管这些表格起初是作为法国地籍（测量）的一部分委托给作为督导的普罗尼的，却先后因在建立全新的法兰西度量衡上遭遇的困难和预算缩减，而无法被应用到实际的测绘中。事实上，这些表格从未被使用。其以十进制划分一个象限的角度的设计连同同十进制的计时方式，不久便被法国人作为度量系统的一部分被废除。普罗尼自己也承认，这些表格引以为豪的、计算至前所未有的小数点后14到15位的精度也十分浮夸无用，除了一些“特例” 。

普罗尼这些壮观的表格因此在达成“计算的丰碑”这一使命上超出它的设计者和委托人（法国政府）的想象。如同为“理性节”树立起来的希腊神庙一般，它们实现了纯粹的纪念性，作为物质符号没有一点实用价值。虽然这些表格本应服务于的那个度量系统同样是（共和国的）纪念碑，宣告着永恒不变的自然的度量，日常事务中的应用终将稀释掉这一系统的象征效力。普罗尼的表格却不是这样。这些表格的作为标志的效力与它们的实用性成反比。如同庆典里的神庙和火炬，这些表格成为了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崇拜。恰是因为它最不理性的性质而被欣赏。那高得无用的精确度、难以掌控的庞大卷册、从未出版的独特命运和在此之上那计算它们所使用的高明的方法，都令这些表格成为计算历史上的纪念碑、而非工具。但是如同所有的纪念碑一样，它们的意义都是多重的。普罗尼并未巴贝奇一般理解这些表格的象征性，更无法预料到对将来的计算员而言（如苏格兰人爱德华·桑格），它们又将代表什么。为了梳理清楚这些纪念碑的意义，我们必须调查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前期“计算”（calculation）变换的意涵。

02. 计算的含义

这一分析是发现（discovery）的真正奥秘，因为它使我们（的思考）上升到事物的本质。它探究真相的方式不依赖普遍的命题，而是靠一种计算—复合和分离各种设想—来实现有利于探究我们的发现（中的真理）的比较。
艾蒂安·博诺·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

计算的艺术总的来说是通过对各种关系的组合来找到对一个独特关系的表达的艺术。不同类型的组合导致了不同的计算规则。
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百科全书》

洛克和孔狄亚克的著作揭示了“理解力”的发展和运作（方式）。毫无疑问，他们的原则和精巧的语言将对所有的知识领域进行严格的分析。
加斯帕尔·里奇·德·普罗尼，《致拉克鲁瓦的一封信》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计算的历史是智能的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igence）中的一个篇章。此时计算还未机械化，计算过程是精神的（mental）而非智能的（intelligent）。事实上，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认为智能乃至道德情操都可以通过它们在计算上的本质形式来理解。计算和推断理性、道德判断这些高等的智力并列，远离低技术劳动（menial labor）和自发（automatic）、习惯（habitual）的范畴。在1778年版的法兰西学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就计算（calculateur）给出了如下例句：“这个天文学家是个杰出的计算员” （This astronomer is a great and good calculator）。计算仍然是一个属于科学家或者数学家们的独特活动，而不属于籍籍无名的苦力们。直到19世纪初，强大的心算能力仍然是给伟大数学家的悼词中的一个主题。高斯的算术可能是这一系列的传奇中的最后一个了。所以说，当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将概率论描述为“可化约为微积分的领悟力（good sense）”，他并没有贬低领悟力，也没有贬低概率论。

然而在十九世纪初，计算相关联的领域正在切换，从“智能”的分野变成几乎与“智能”相对的分野，不再是专家和哲学家的伙伴，而开始与非技术工人为伍。心算这样的壮举迅速成为了平庸的专家的专长和一些吸引目光的小节目，不再是数学天才的征兆。智能的意义和谁拥有智能这两个命题的答案一同随着计算的意义和主体的转变而转变。才华不再是对想法（idea）的精湛的排列组合，而是直觉的、不可分析的想象力的爆发。计算与乏味的、需要耐心的重复劳动和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联系到了一起，排在了各种智力的最底端。因此意料之中地，因“想象力太鲜活和精神上的焦躁” 而受到轻蔑的女性成为了计算局（bureaux de caluls）的职员，做着汇编表格、给天文和统计项目简化数据等沉重缓慢的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如图二）。尽管计算被贬为“自动的”活动，这个降级只有在比照这个词原本的、社会性的意义时才显得更为真实。计算最终与“智能”脱钩，并不是因为计算机器被造了出来，如查理·汤玛斯（Charles Thomas）的算术机或者巴贝奇的差分机，而是因为计算与被称为技工（mechanical）的阶级联系在一起。

这一转变中，普罗尼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繁杂计算项目是关键的一刻。革命政府采取的十进制度量系统使得原本的通过十六等分圆计算的三角函数表失去其用处。至少对拥抱新系统的大地测量师和天文学家们来说是这样的。因他作为法国地籍工作督导的能力，普罗尼在1791年被委托创造一个符合理性和法兰西度量系统的表格，一个使同时代人和后人们露出敬畏之情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和壮观的计算丰碑” 。

根据普罗尼的描述，他受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前几章中对分工的赞美的启发，他把这项如修建金字塔一般的任务分割为金字塔式排列的各种任务。金字塔顶是数个杰出的数学家，负责构造用于计算的分析公式。在此之下是七到八名受到分析训练的“计算员”，负责将公式转化为具体的需要计算的数值。在金字塔的底部则是七十到八十名人员，她们只会基本的算术，进行百万计的加减法，并将结果手填到专门设计的书卷上（参考插图3，4）。通过这些普罗尼所谓的“生产”法，两份各包含着17卷手稿和说明的手稿终在1801年完成。

这些书卷尽管从未完整出版，它采用的十进制也从未成功取代十六进制，普罗尼的表格和它们组成的方法确实成为了计算史上的象征意义上的里程碑。如普罗尼和他的同事竭力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三角函数表在精确性上超越了所有先例，而从头开始计算的对数表则是17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普罗尼和资助他的政府一开始便赋予了这项计划雄伟到令人瞩目、赞叹的特点。他们成功地将三角函数和对数表这样简陋的事物转变为战神广场上的大革命庆典或拿破仑庆典中的宏伟奇观。人们常常歌颂这些表格梦幻般的精确度，但几乎不会利用它。即便到了20世纪初，出版的对数表精确度也不过小数点后八位数，而且其范本（发行于1891）还是从普罗尼的表格中摘录得来的。最畅销的表格仅仅只有7位数的精确度。普罗尼的这些表格的生产方法常常被讨论到，却从没有被模仿。普罗尼在他的计算工作坊几乎不能够再现。普罗尼的伟大表格的重要性是象征意义上的，而又不单单关乎象征主义。

象征着什么？对谁而言？这些表格标志着计算史上的一个时代，也标志着智能史和工作史上的一个时代。它们因费解而吸引人，因它们的构建引入了一整个群体和一系列被认为不能兼容的活动而令人费解。这个项目将崇高的分析和最基本的算术结合在一起，将阿德里安·勒让德（Adrien Legendre）和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这样的数学家和籍籍无名的手工艺人带到了一起。因此，它将计算赶出了智能的范畴，推向工作的世界。只有在了解到计算这个词过去的意涵的前提下，才能意识到这个转变的显著。

03. 智能（Intelligence）

当一个人举重若轻，那他便是一个所谓天赋智能/智慧的人。
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百科全书》

平均智能能彰显和度量一个种族超乎其他种族的优越性。比照着平均智能在法国的水平，我们可以对全欧洲民族（的平均智能）做一个细致、递进的表格。
普罗尼，《平均智能和它的进展》

智能（intelligence）一词在十八世纪的用法与二十世纪有所重叠，但是并不一致。它们都表示思想上的迅捷，尤其是在解决问题和学习上。然而智能是天生的还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在官能上是单一的还是多方面的？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属性？这些对立并不能简单通过启蒙运动对心智（mind）的理解来解决。洛克和他的追随者们循感觉论者对心智的探究进行追问，跨过了如今分隔心理学和知识论的边界。感觉论的研究曾一度是解释性和治疗性的。通过揭示我们如何得出复杂和简单的观念（idea），感觉论的研究同时也测试了构想的完备性。孔狄亚克影响了对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心理学的形成，其影响是持续的。他把对观念（idea）的起源和合理性的研究称为“分析”（analysis）。这个过程“只包含对观念进行的复合与分离，而这是为了比对不同的观念，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它们所能产生的新观念。”

对孔狄亚克和他的追随者而言，分析（analysis）既是研究心灵的运作方式的方法，也是对这些运作方式本身的描述。一个健康、不被热情和混乱的想象力扰乱的心灵会无休止地将观念的感知进行分拆至基本的元素为止，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排列。对于孔狄亚克、达朗贝尔、孔多塞和其他哲学家而言，思想（thought）是一种组合微积分，而智能则是熟练的计算（能力）。与自然自发的天才这样浪漫的看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孔狄亚克所谓的天才仅是在分析上更加的透彻和组合上更加的丰富。心智的力量，无论是于个人还是集体，在本质上是对观念进行分析、对比和重组的能力，就如同算数是“对数量关系进行组合的技艺” 。

计算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在道德和智能的探讨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记录了早期现代道德哲学家的写作中先将精明自利提升到不那么罪恶，再到不那么高尚的程度的过程。借由计较利益的贪心，危险的野心得以被驯服。在道德上开始相信私利包含自我规训和计算，因此带来可以计算、确认的行为。贪婪不一定高尚，但是可以被预测，因此强化了社会秩序。在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s)的《雷塞拉斯》中，Pekuah夫人在得知绑架她的阿拉伯人喜欢金子时感到安心，因为“贪婪是一种单一、容易控制的恶。…只要带钱来，便有求必应。” 一些启蒙作家夸大了这一个模糊的赞许，把一切道德判断，哪怕是那些最值得赞扬的，都看作一种计算。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认为任何行动产生的“善”都可以通过善意和能力的乘积得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坚持“只要人类清楚自己的利益，愉悦和痛苦的和或差都是人类的实践（的结果）。”

对于后世和一小部份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给智能和迅速组合的能力划上等号让他们感到一种悚然的机械感，好似机器中的幽灵。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注意到了帕斯卡或莱布尼茨设计的计算机器，他们却鲜有把机器和心灵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机器实际上是失败的。在尼古拉斯·比昂（Nicholas Bion，17-18世纪法国数学仪器工匠）四个版本的《数学仪器的制造与主要用途》中，没有任何关于计算器械的记录。唯物论者拉·美特利（La Mettrie）宣言《人是机器》也不曾利用计算器械探讨机器与智能的联系，尽管在浪漫派看来他的思想与计算机器有着紧密的联系。总而言之，计算（作为人的）智能还没有成为机械的智能。

04. 工作（work）

在众多机械化的工作中，生产钉子算是最细小、常见和不准确的一种了。但是它却需要最多（步骤）的组合。
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百科全书》

我突然意识到，可以把分工的方法用在这个繁重的工作上，像生产铁钉一样生产我的对数值。
普罗尼，《关于应用十进制系统到对数与三角函数表的评论》

在剑桥的一个晚上，当我坐在分析学会的房间里，脑袋像要睡着一样倾向桌子，面对着一本对数表。一个成员走进来，看见我半睡半醒，问道：“巴贝奇，你梦见了什么？”。我回答他：“我在想这些表格（我指着桌上的对数表）也许可以用机械计算。”
巴贝奇，《一个哲学家的生命历程》

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法语和英语里，工作（work）和手工（mechanical）两词的使用都是紧密相连的。连接它们的是“劳动的身体”（laboring body）。尽管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将手工视为艺术（liberal art）一般捍卫，还是把工人（worker）定义为“那些以繁重劳动，如肩负重担等，为职业的人” 。工作时身体而非心灵的负担。哪怕是对简陋机械的熟练操作，也被视为是习惯和直觉，而不是思考的结果。在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的序论里，他对手工艺术夸耀和叹息道：“多数从事手工艺术的人都是为生活所需，凭着直觉工作（work）。少有能够说得清楚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生产的产品。”

达朗贝尔重复着一个老生常谈：“技艺（skill）作为手的知识和习惯作为反思的敌人长期站在智能和思考的对立面，与体力劳动联系在一起。剑桥的柏拉图哲学家拉尔夫·卡德沃斯（Ralph Curdworth）认为自然的无意识的艺术创造类似于音乐家、舞蹈家们习惯性地表演。他解释道：

我们认为建筑师比手工匠要值得尊敬，因为他们理解事物的理（Reason），而手工匠如自然中的物体一样，只执行（Do），而不知道他们执行的是什么。这就是自然中的物体与之间唯一的区别。物体依它们特定自然（秉性）活动，而工匠们凭习惯。

码农与骑手仅有的连接，来源：http://www.see-source.com/blog/300000037/10611.html

在十七世纪末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受培根影响而进行的对“手艺的历史”（“histories of trades”）的研究中，存在着对机械的崇尚和对艺术家的鄙夷两种态度之间的紧张的对峙。如同后来承继这一研究的百科全书派一样，学院派们试着搞清楚（手艺）被毫无理性的习惯与行会（guild）垄断所遮盖的本质，将机械的工艺从手工艺者手中解放出来。而过于接近匠人娴熟的手工则有损害智能的风险：

一个人会称一个聪明的钟表匠为伟大的艺术家，也会称一个按别人发明的方法熟练完成操作的化学家为好的艺术家。区别在于，前者几乎都是赞扬，而后者则是在批评仅仅拥有次等的专业能力。

百科全书家们甚至专门为手工匠这种机巧造了制造业（industrie）这个概念来表明这种特殊的创造性。“这种技巧不如天才或者品味，只呈现了自然的机械运作方式，也仅限于利用感官感受和动物本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罗尼让手艺人和数学家一同计算地籍表格（对数和函数表）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矛盾。他曾经表示“将如此不同的人们聚在一起”在社交上显得反常，但也因“那些智能有限、无意识的人”竟然鲜有计算错误而感到不寻常的智能。计算毕竟代表着最高的智能、最优秀的心智和最先进的社会。（同样矛盾的，）尽管普罗尼也因自己也辛勤计算、填表而为人所知，他仍然为霍利韦特伯爵为打发无聊的监狱生活而请求参加对数表的计算而感到同情。巴贝奇在1832年的写作中也不得不承认：“分工可以成功地应用在脑力活动上”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困惑” 。习惯性的劳动缺少智能，而计算却被认为是智能必要的一部分。这个社会和哲学上的矛盾让巴贝奇的读者感到震惊。

普罗尼和巴贝奇相信通过将脑力活动机械化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他们对机械化的本质的理解有着细微但是重要的区别。巴贝奇理解中的机械继承了手工计算员，手工计算员们“机械性”的特点对巴贝奇而言是脑力活动能由机械来执行的证明。（对于巴贝奇而言）普罗尼的分工只明晰了有哪些操作。与巴贝奇不同，普罗尼的机械是一个计算的系统。这个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基于分工的原则分层级的组织的。通过对群体的分工，而非“如过往那样由个人进行苦思冥想来解决问题”佐证了“平均智能”这样一个概念。这与普罗尼对机械的认知是呼应的。

普罗尼声称他是在阅读亚当·斯密时电光火石般地得到了启发，但是这启发也同样有可能来自他在路桥学院时的导师，让·鲁道夫·佩洛雷特（Jean-Rodolphe Perronet）（18世纪法国建筑师），一个制造钉子方面的专家。他也可能受到《百科全书》中关于艺术的文章中对大规模生产的描述。其中这样写道：“每个工人一生只做一件独特的工作，这样的话每个工作任务都会完成得很好”（插图5）。普罗尼没有从狄德罗或者亚当·斯密那里学会的恰恰是分工对工人们的智能的抹杀。相反的，他认为分工增长了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行动更加敏捷、促进了他们的创造力。手工艺人们参与这样细致的分工变的更不机械了。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机械的发明者而不是机械的代理人。巴贝奇在阅读普罗尼的项目时将其理解为一个纺丝工场。在技术层面上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过在比喻意义上的纺丝工场出现在十八世纪的里昂，而不是十九世纪的曼彻斯特。

巴贝奇对于普罗尼的“生产”方法的误读同时也造成了“生产”（manufacturing）一词在19世纪法国与英国的区别。普罗尼对亚当斯密的引用使他的英国读者想象着将制作地籍表格的工作整个照搬到英国内陆。甚至如安格鲁-爱尔兰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在游览巴黎时和普罗尼和他太太成为好友的她也高兴地在给她继母的信中写道：普罗尼对计算的分工来自阅读国富论中“我们最钟爱的关于钉子制造的段落”。可要知道，埃奇沃斯夫人远远没有巴贝奇那么精通英国政治经济学。巴贝奇更是难以抗拒地认为普罗尼反复重申的“生产方法”、对计算速度的强调和将手工艺人们描述为“纯粹机械操作”都暗示着以生产力的中心的自动化的工厂制度。因此巴贝奇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用机器代替操作机器的工人们，直到在金字塔顶和第二层的数学家和计算员都可以被取代，以此节省在技术劳公上的开销，并且实现像纺纱机吐出布匹一样快速和稳定的产生计算结果的机器。

与此同时，普罗尼对自己的生产方法有着一个不同的解读，一个更加符合法国旧政权下奢侈品业而非1820年代英国工厂生产的解读。身陷与出版商、法国内政部和英国政府代表谈判的泥沼中，普罗尼努力让他的这些表格以他希望的方式印刷发行。对于普罗尼和他的伙伴，诞生在一个不太可能重现的“特殊背景” 下，这些地籍表的制作与内容本身都如此独特，是“一个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巨大计划” 。它们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应该像“那些常规或便携的表格”一样用在寻常的计算上，而应该用在最罕有的一些计算上。尽管普罗尼热切希望英国政府能协助印刷这些表格，普罗尼坚持拒绝用英方提议的“便捷、经济的方法”将这些表格从10进制转为16进制的数值。普罗尼并非因要将这样一个为新的度量系统而费力创造的表格重新计算、倒退回到16进制而惋惜，而是这个追求效率的新方法亵渎了“这个十进制表格各列数值形成的协调性的纯粹”。在没有认识到普罗尼使用的“经济的”（economical）和“生产的”（manufacturing）两词的对立，以及他对“迅速的”（expeditious）一词的鄙夷，普罗尼与巴贝奇的区别便难以考量。

普罗尼对英方提议的方法的反对的背后是法国生产奢侈品的“生产行会”（manufacture réunie），如塞弗尔的陶瓷或哥白林的挂毡等，而非英国现代工厂的模型。对于十八世纪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些巨大的事业在没有政府巨大补贴的情况下无法与小工场竞争是一个常态。对这些家族生意来说，过高的成本和不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价格无法下降。只有一些需求小但是价格高的产品，如供国王加冕典礼上穿的袍子或宫殿的座椅面料用的织物，才能平衡如此难以盈利的用工方式带来的额外开销。当普罗尼用“珍贵”或“财宝”来形容他的表格和强调这个表格诞生的非常背景（也可能包括政府的补贴），他在强调一种不以巴贝奇那样的效率或生产力为目标的大生产。法国大生产的典型是生产少量但是精致的产品，一些足以彰显它们的购买者的伟大的“巨大”物品。地籍表格在普罗尼和法国革命政权的想象中正是这样的物件。当巴贝奇面对这些表格，惊呼他们为“算术计算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最惊人的丰碑”时，他仅仅呼应了他们丰碑的隐喻本身，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用意。

05. 结论：计算的道德经济

巴贝奇对普罗尼的解读并不是最终的。计算的意义也没有停留在创造伟大的地籍表格上。十九世纪早期，计算不光被贬至“人类智能进行的最低等操作之一”，还在道德上变得令人讨厌。在杰曼·德·斯戴尔1800年对社会与文学的反思中，她在那些借革命之名为自己谋好处的“自私与虚荣”的投机分子上用“计算”（calcul）一词。最好的情况下，计算也在危险的无道德的边缘的活动，最坏的情况下，计算只为自私服务。下面是一段谴责投机分子的典型文字，谴责那些敏捷地从效忠一个革命政府转到另一个的专家智者：

这些专家智者将几乎一切不能被计算的事物归为幻想。他们首先测量政府的力量，不论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除了和平地投入自己的工作活动外没有任何渴望，他们只会服从统治的权威。没什么比那些沉浸在探究物理定律而将道德放任不理的人更加让那些专制君主感到放心的了。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谴责“机械时代”，视“机械的”“任何可以计算利益得失的看得见的有限事物”为对“动态的”“爱与恐惧、惊奇和热情、诗与宗教”这些“真正有生命力和无穷的特点”的事物的抵制。一旦计算变得机械，它不光抵制智能，还抵制任何真实的、自发的道德冲动，甚至生命本身。

然而在19世纪中叶，计算，包括计算数学表格等，逐渐重新建立起了道德上的主张。数个巴贝奇的差分机的崇拜者强调差分机确保了“不论人是如何的持续不断地练习和专注，通过寻常方法都无法得到的迅捷、准确” 。机械计算被寄予超越这一道德困境，即“把人工计算员的专注力限制在数以千计的加减法上” 。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理学里，对专注力的掌控逐渐等同于对意志（will），因此也就成为了道德的一部分。仅因为保持专注如此繁重，它构成了重要的责任。如果计算需要超过个人承受能力的专注，也就需要更坚强的品格以对抗疲劳与分心。即便是计算再单调，这一责任也无法被轻易交托给下属或者机器。

苏格兰数学家爱德华·桑格（Edward Sang）便是如此批评普罗尼和巴贝奇的。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支持下，桑格自己重新进行了从1到10000的对数值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28位。桑格坚持认为普罗尼的表格没有超越他这一壮举，因为普罗尼把计算交给良知无法保证的“雇佣的助手”：

谨慎的计算者可能会在初次运算里疏忽，以至于不得不修改，甚至在工作中分心，漏看了数字或者忘记它们，最终造成重复的错误。…但是当他雇用助手时，他必须努力防止疏漏，甚至（助手间的）模仿抄袭。

桑格从F.Lefort发表于1958年的研究得知，普罗尼的计算员们从会被销毁的草稿纸上誊写结果。桑格强调Lefort不情愿地承认，普罗尼和他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合作者们并未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监督他的计算员队伍。桑格总结道：“这整个运作都在缺少纪律的情况下进行的。使这一项目的意义大大贬值 ”。他严厉批评这个项目的装模作样的纪念性：“难道将来的每一次计算都要与普罗尼的表格做对比吗？不！即便不管M. Lefort的发现，有原创性的计算员们才不会想要在地籍管理局的水井里打水，他们只想从自己勤恳工作的细小泉流里装满自己的小杯子” 。

在桑格和他类似的计算员看来，计算机器并没有比懒惰的计算员好多少。依赖无人监管的机器同样不负责任。医学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使用了许茨（Scheutz）的计算器来计算他的《英国寿命表》。他无法放松警惕，因为机械运作”需要不中断的注意力。他要在数列中合适的项上放入控制差分的零件，不时进行检查，并且在故障的时候及时恢复。在1871年的爱丁堡精算学会的演讲上，桑格曾经赞扬过汤玛斯计算器” 。这计算器在1851和1855的世博会上已经赢得了数个奖牌。然而桑格还是不对当时计算器能取得的结果刮目相看，评论“一些非常容易制作的表格便是这些机器的全部用处。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智能交个机器、公式、规则、或教条，说一声我们懒得想，请帮我想” 。不光是因为计算器还没有完善，而是没有任何机器能够免除计算员保持专注的责任。

道德上的顾虑并未困扰普罗尼和巴贝奇。作为孔狄亚克知识论的信徒，普罗尼以他的方法来克服人的缺陷。作为曼彻斯特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巴贝奇则希望凭借机器克服人的缺陷。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也就是普罗尼或巴贝奇眼中的计算员，被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会感恩，而非陷入一种拷问灵魂的道德责问。他们1860、70年代的继承者则抱有更为阴暗的观点。专注力成为了一种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不能被经济化，哪怕是在计算（这样的寻常活动）中。普罗尼的伟大表格仍然是一座丰碑，但是照亮它的光却不同了。它不再是关于精确度或脑力活动的机械化的纪念，而是疏忽大意和懒惰的象征。

按语参考文献：

1. Callon, Michel.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Law John, 196–223. London: Routledge, 1986.

2. Latour, Bruno. Laboratory Life :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Forsythe, Diana, and David J. Hess. Studying Those Who Study Us: An Anthropologist in the Wor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riting Scie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Urciuoli, Bonnie. “Skills and Selves in the New Workplace.” American Ethnologist 35, no. 2 (2008): 211–28.

5.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Second edition.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6. Babbage, Charles. On the Principl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lculator and Other Seminal Writings. Edited by Philip Morrison and Emily Morris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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