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

蔡崇国

（ 此文的写作、发表整30年了。它没有估计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表现出的顽强意志，也没有估计到中国进入WTO的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但，无论如何，和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比较，这是一个真正经历过毛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的历史视野。尤其是，本文论述的邓小平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他的风格和局限，他在1989年悲剧中的责任，他的悲剧显示的中国的体制周期性的大危险等，都是最重要也极具现实性的问题，可它却基本在傅高义的眼界之外，在被红墙内的中国政治之神秘弄得眩晕的文人视野之外...

2020年6月 ）

我将忍气吞声，撇开自己所信守的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观，放弃规范性的论述方法，尽可能不站在理想的立场上去指责这个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相反，我要常常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从一个稍微象样的专制者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看看这个中国政坛上的霸主，是怎样断送掉上天赐给他，赐给中国社会那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是怎样将中国社会弄到如此糟糕的程度的。实际上，这也是回答，象新加坡、南韩、台湾那样的“开放型专制”为何在中国行不通。这也就能说明提出根本改造中国政治，建立民主制度这一要求的历史根据。

科学告诉我们，当对手不承认你的终极价值时－例如，他说，扩大民主，在中国会导致混乱－你对民主的价值的一切鼓吹，都不能触动对手及其他们那不少的迷信者，也难以震动广大的迷惑而犹豫的人们。而我们的任务恰恰是走出同仁的圈子，与对手，与世界打交道。邓小平的悲剧生动地说明了，不触动政治的根本，任何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威便无法确立－这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民主政治，也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重要的，它是中国现实政治的唯一出路。

一，权威的确立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呼啸而出。刚作了一年多的中央委员，便一下子拥有了政治局常委、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职务。这地位之高、之实在，远远超出了“文革”之前的那个“总书记”。这就与他几年前所遭受的那种丢人的大批判，形成强烈而意味深长的对比。稍稍有头脑的人皆可领悟到，没有杰出的才能及普遍的期望，便不会有这传奇般的复出。可见，邓小平之重登政坛，一开始，便有巨大的震慑效应。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势”，是使政治家能令行禁止，挥洒自如的东西。这种权威，是许多政治家梦寐以求，苦心经营多少年而仍不能得的。你看周恩来，呕心沥血一辈子，最后拥有了这种声望，他却撒手而去。权威没带来任何建树却化作了遍野的哀痛。谁能说他的政治素养不及邓小平？机遇之不同，人们只能怨天而不可尤人。

在中国，政治家的合法性和那种权威来源皆与选举、法律无关。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三十年，这种合法性和权威来源在如下几点：

首先，中国革命的成功及其艰苦卓绝的传奇过程，构筑了这个合法性及权威来源。四九年以后的民族独立，与这之前反差极强的秩序与经济成就，还有公有制带来的人之压迫是那么新鲜而使感觉滞后，故而变成当下的解放感，都巩固了这种合法性。这使得革命中资格老，功劳大的人理所当然地享有政治上的高位而没有法律上的麻烦。

这和西欧古代社会一样，荣誉构成合法性。这使中国人特别迁就决策、人格乃至相貌上的过失而使政治上的判断力长眠不醒。不仅如此，几百万大军和共产党人转成社会的管理者，使一个政治上最强大、文化心理及利益上最一致的阶层仅仅认可这种合法性。这就与西方古代社会不同，这种合法性在一段时间内能产生无可比拟的政治效率和社会能量。其他阶层的人，即使崇尚法制，亦只能屈从或驯从。理性即使能战胜荣誉感，却也敌不过物质的强力。

在当时，邓小平是资格最老，功劳最大者之一，这便有了政治上先天的与才能无关的有利条件。这是邓小平享有与他政治素养根本不相称的威望和能量的原因之一。

十分明显，这种合法性及权威来源，是中国政治落后，甚至不能有效地建立“开发型专制”的基本原因－－因为他拒绝专家和精英治国，并一反科举制数千年的“学而优则士”传统，拒绝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他使社会中最保守、最没有活力、最缺乏现代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那部分人享有参政的特权。毛泽东是最早从中醒悟者之一，“文革”中对老干部的打击，对造反派和“四人帮”的支持便体现了他改变这种合法性及权威来源的企图。但，他的替代品似乎更糟糕。而且，这种政治文化太强大了，他不得不妥协，推荐了邓小平。

其次，神话般的毛泽东，是中国其他政治家合法性及权威的又一来源。没有他的认可，便一事无成。与邓小平资历与素质相当的陈云、彭真等人，便是这样。一九七四年，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推荐邓小平－－他抛弃过邓小平，而且是在不久以前，这种推荐，便如一言九鼎，更具分量。他说：不要只批刘（少奇〕邓路线而忘了刘（伯承）邓大军。邓是人才难得，棉里藏针，柔中有刚。这种评价，细致、幽默、发自肺腑，完全不同于说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给华国峰的那张“你办事，我放心”的小纸条，更是不可比。这就有效地将毛的权威移植过来，成为邓小平权威的一部分－－这种作用，至今不绝如缕。

邓小平七五年重新出山时具有的那种震慑作用，主要出自毛泽东的上述推荐。从此，只要毛泽东的影响在，他便有无人可比的态势，甚至使人有某种神秘的敬畏，以致他累有荒唐的言行时，人们不予注意，反而还要去揣度背后那其实什么都没有的”战略“动机。人们忘记了常识，将他没有的品格加诸与他，让自己渺小而使这小个子高大。－－就象人们当年对的拿破伦三世一样。他有才能，但，那是一种在毛泽东或制衡机制下理事的才干。历史的错误就在于，将这样一个人推向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这就搞坏了中国社会，也搞坏了这个人。他那种自负，那个刀枪不入，春风不渡的心灵，使他根本不知自己的限制。这个世上，唯有一人是看透了他而久不为之所动的，这个人就是陈云。这是一个在大教条限制的范围内，头脑最清醒者。邓小平对之始终是敬畏三分。

邓小平也知道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可供长期使用的政治工具。所以，他虽不懂，也不相信任何主义，但，他也不可能允许对毛泽东思想来一个客观而全面的清算。这样，七九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官方意识形态没有丝毫的更新。毛泽东思想中有意思的部分从来无人提及，俗不可耐的部分则被发挥到极致；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始终被可笑地奉为经典。这是中国的改革被断送的文化上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权威的确立还在于当时社会的呼唤，因为他代表了“文革”前的秩序。姑且不谈五十年代初期，如果说，五八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三年饥荒使中国社会陷入一种虽不致命，却是空前的危机的话，那么，六二年到六六年经济的迅速恢复、高涨，却再次显示了那个制度，那个党的力量。当然，社会科学家可能认识到那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后面深刻的原因。但，中国的社会和政坛，却是常以直观而不是科学主宰的世界。经济的复苏使人们将震惊世界的悲剧轻率地视作偶然的过失。因此，这是奇怪而真实的历史事实：三年的危机居然使一九六六年的社会制度在公众心目中显示出空前的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社会的一体化及普遍的道德风尚也达到最好的高度－－后来，便再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

“文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到邓小平复出的一九七五年初，“文革”在混乱中，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八年。它因此注定了要失败。它带来的混乱，停滞与“文革”前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掩盖了“文革”前本来暴露得并不充分的制度上的弊病。此时，人们对“运动”的厌倦和疲惫，对“文革”前的怀念，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批林批孔”导致的混乱和沮丧，最使“文革”信誉扫地。这就使“文革”中对邓小平的批判，不是使他丢脸，反而是更增人们对他的信赖、期待。

实际上，那种中央集权的模式在中国，从来没有充分显示它的荒唐。苏联和东欧诸国长期平静的发展，充分显示了这个体制的弊病，耗尽了他最后的一点活力。而在中国，经济总是呈现一种恢复状态，如六三年至六六年，七零年至七三年；七七年至七八年等。恢复经济，是中央集权模式逞能的机会。这个体制带来灾难，也给你相当的希望，使人们存有幻想，以为只要剔除诸如“四人帮”这样人为的因素和停止“运动”，便可以将事情办好。这种心理状态，也是邓小平初出便有威仪的原因之一，亦是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阻力重重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这个体制的惯性因上述原因而特别强大，以致在今天，李鹏、姚依林凭借它，还能对付一阵子。

上述权威来源，惟有邓小平当时一一具备。历史上，象他那样为机遇所垂青的政治家实在不多见。其实，政治上的很多事情极为简单，用不着自寻烦恼地“深刻思考”。和他的老战友们相比，邓小平最大的机遇就是他还活着，居然还十分健康，又有在党内无人时，及时地表示“永不翻案”的乖巧。其他素质不错的人，如刘少奇、林彪、陈毅、任弼时、高刚等，皆被上帝和毛泽东这两个主宰送进了天堂或地狱。－－高龄和党争，使没有精英再生机制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耗尽。剩下的叶剑英、李先念等，是曾经在中共高层连发言权都没有的平庸之辈。这些同伴的无能，使邓小平的才能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他有才能的人，没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来源，便极难形成势力。如果他们不追随邓，邓可以象割草一样将之驱赶，其他的便只有服从、忍耐以等待遥遥无期的出头之日。这些，都使邓小平拥有了与他素质根本不配具有的形象。周恩来在政治上一事无成，其不幸就在其先毛泽东而逝；刘少奇的不幸是其政治上的建树太早，不是象邓小平将权力高峰期歪打正着地形成在毛泽东最衰弱时期，离毛的死期只有半年多一点。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猜忌、打击，正是在自己精力最旺盛时期，那时，毛觉得中国这个小舞台，自己一人表演尚觉不够，岂能与他人共享！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对邓小平充满了无可奈何之感。

陈云、彭真总算是熬到了头，但，那中心位置早已让手脚极快的邓小平捷足先登。总而言之，历史与毛泽东，将邓小平的权力环境打扫得非常干净，给他了一个巨大而空荡的活动空间。他是坐享其成。有多少政治家；终其一生都不敢梦想有这样的条件。

一九七五年初，中国社会经济一团糟。但，人们没有失去希望，共产党作为其最有效的政治实体，还有巨大的凝聚力。这，又是邓小平幸运的地方。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繁荣的年头，他的才能不会发挥得如此的淋漓尽致，不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如此这般地巩固、发展了自己的声望。如果是在一九八八年这样糟到人们失去希望和热情的时候登台，象他那样不触动根本体制的小手笔，亦不会有任何成就。

这一年，邓小平的文化素养、经验和能力，完全适合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水平和需要。他凭借社会对过去深切的怀念，凭借各阶层早已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价值标准，大刀阔斧地整顿钢铁、运输业及工矿企业、教育、军队等，社会为之振奋。这就最终奠定了他几乎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

确实，这种“复辟”，使毛泽东有受骗后的失望，其权力的集中，也为毛和四人帮的猜忌，但，为时已晚，毛已在弥留之际。在临死之前，毛又送给邓小平一个最好的礼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又一次导致混乱，人们的失望、不平已酿成愤怒。这时，上帝也站在邓的一边：一九七六年七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几乎整个地震垮了中国经济。当时，对普通的民众来说，谁能分清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导致的不同后果呢？总之，人们的感觉是，失去邓小平，便导致混乱和崩溃。这种感受之强烈，大大削弱了毛泽东临死之前对邓小平处分的影响。

这也决定了，往后邓小平必使叶剑英不得不自食其言，放弃对华国峰的支持，并稍带地击倒了王东兴等人，最终取华国峰而代之。 

二，取代华国峰

一九七六年，华国峰集党、政、军三项最高职务于一身，而邓小平却不得不呆在家里。这是邓小平又一次面临的政治危机。

中国政坛，无奇不有。“瓦釜雷鸣，黄钟毁弃”，它经常阴差阳错，使那些连自己也不大瞧得起自己的人享有重大的各种职权。华国峰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领袖。这是他几年前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尤其是，华国峰没有邓小平上述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威来源，这也就决定了他没有一个在战火中形成的，政治上、道义上力量最强的阶层的拥戴。是的，他有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小纸条，但，那是毛泽东威望降到最低点时的产物，况且，天知道它是真还是假。

华国峰又能做些什么呢？他接见记者、外宾时都是心惊肉跳，僵硬笨拙，－－虽然也是憨态可掬－－更谈不上有什么改革的眼界和气魄了。恢复“文革”前的老一套，重整经济吗？只能是照搬七五年邓小平的一套，这就不会有那种普遍振奋的效果，故只能导致对邓更强烈的怀念，－－请注意，历史已给华国峰扩展其政治势力与声望以强固的先天限制。

这确实是一个没有政治判断力的庸人。那副“领袖”派头，完全象穷小子被带进了阔小姐的闺房，胆怯，新鲜又怀着一丝掺有非分之想的希望。如果他周围都是象李先念那样安分守己的人，他可能凭借其憨厚搞几年无为而治。可不幸，他遇上了凶狠无情、生气勃勃的邓小平。

如果华国峰、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等人稍微有一点政治判断力的话，当时就很清楚，对他们权力的最大威胁，不是那表面气势汹汹，实际上毫无根底的“四人帮”，而是邓小平。－－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一点。七五年中国的“邓小平热”及老干部们的倾向，都历历在目。他们只有与“四人帮”联手，才可能保住自己的实在的地位－－“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已是惊弓之鸟，急于和任何人（除邓小平外）联合。他们可能能捣乱，但，威胁不了任何人。而且，他们都靠“文革”起家，邓小平一旦复起，是不会容忍他们双方的。

四人帮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力量。有力量者，却没有头脑。终于，这些不知自己政治前途的没脑子的人，帮助邓小平打垮了四人帮，这就为邓的再次复出，扫清了最大的障碍。也为他们自己下台，奠定了基础。

打倒四人帮以军事政变的方式，这就违反了共产党的一贯被视为正统的“开会”政变方式。因此，人们不喜欢四人帮，为他们的垮台而兴奋，担，也不尊敬，更谈不上爱戴打倒四人帮的功臣－－特别是功劳最大者之一的汪东兴。相反，他却因此而为人们所猜忌、警惕。就是说，这种政治变动不象通常打倒令人厌恶的统治者那样，它没有成功地从中树起新的权威。这样，功劳最大的汪东兴最起劲地反对邓小平的复出，却根本构不成对邓小平的威胁，相反，他自己却早早地下了台。

这帮打倒了四人帮的功臣，在事成之后，除了忙于修建毛泽东纪念堂之外，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没有想到如何去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不知道如何组织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去重振人心。逮捕四人帮，使他们失去了很活跃的激进分子的支持，也为拥护毛泽东的一大批人所猜忌。他们拒不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使更多的另一部分人不满。不去纠正诸如“上山下乡”，“工农兵”开后门上大学等不得人心的政策，也使人们大为失望。

这么好的政治机会皆从这些活该短命的政治“领袖”们手上溜走，统统涌到了邓小平那里。这就是邓得以造就自己的天赐良机。－－他复出以来，从来没遇到一个象样的对手。有一个张春桥，但，谢天谢地，他尚未羽翼丰满，便被另外的对手以不干净的手段打倒。最妙的是，这种不干净还与自己无关。

实际上，这段历史最清楚地说明了一个极重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已是人才耗尽，只剩下邓小平这最后一个有才干的人。这个党的干部的提升过程，乃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精英淘汰机制，任何雄才大略和创造性，皆是多余的、危险的东西。它不能容纳其他的社会力量参入政治，又拒绝接收现代文化，拒绝以自身文化、体制的革新来保存自己，以恢复产生现实权力和权威的能力，它只能消耗这些东西。终于，这种政治能量的衰竭，使它丧失了对一个大国实行有效专制的能力。

实际上，邓小平曲折而迅速的复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向邓小平要求历史不让他具备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这时，邓小平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如此衰竭，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他真是对这个党有高度的责任心，如果他具备一个战略家的洞察力，他就应该去改造这个党的政治文化和机制。他具备了那些客观条件，可他从来没有如此作。1977年再次复出以后，他的全部精力和兴趣，在国内政治上，就是夺取、保持、享受那最高权力。他的小聪明，全耗在这些上面了。他毁也毁在这个上面。

他确实比他的任何同事聪明能干。这在他从复出到赶走华国峰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要问他生平得意之笔在哪里，如果诚实，他一定会说，不是75年，亦不是十年改革时期，而是1977-1979年时期。

首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不失时机地给党中央、“华主席”写了封信，表示拥护。并说，有了华主席，“党的最高领导可以至少稳定二十年”——这马屁拍得稳、准且响，拍得幽雅。在这之前，他还说过“永不翻案”，这之后说过北京西单民主墙要“存在一万年”。邓小平其人奇就奇在这里，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说出完全相反的话，作出互相否定的决定，而且是同样的平静、生动、坚决，毫不脸红。所以，他从来不能给人以崇高感，你可以敬畏他，但，如果没有他的同事和下属那窝囊废般的反衬，你不会去爱戴他。他的这种风格也毒化了中国的政治风气：这里没有信誉，到处是短期行为。人们执行中央的任何决定皆要留一手。主动、认真地贯彻这个党的决定居然其政治风险比旁观者更大。中央真要贯彻一种政策，因此要矫枉过正地搞运动。这就使中国的社会状态经常象人打摆子似地摆动。--这哪里谈得上行政效率？为了起码的生存，各级干部也得消极怠工。要么不动，要么一窝蜂。

我们还是回到邓小平的那封信上。在信的最后，邓小平要求将信传达给全党。这不过分，却份量十足，极见功底。它打破了强加于他的沉默，唤起了人们对他的记忆和期待，甚至还表现出一种长者的风度。

再次复出后，他威望最高，排名却在华国峰、叶剑英之后，一幅忍辱负重、辅佐贤君的姿态，更使人敬意陡增。他采取的是底姿态，然而是明显的攻势。1977年中，他声称，在其有生之年，将只抓中国的科技与教育，“别的什么都不管”。他还似乎很真诚地宣称，他愿作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如今，这位"后勤部长"将我们知识分子政治上弄得一无所有：蹲大狱，满世界流蹿逃亡，经济上很多亦一贫如洗。可当时，刚经历过"文革"，对那些可怜希希的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动听的呢？接着，他又说，现代社会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那有城市人口流向农村的道理!并力主废除早已是怨声载道，涉及上亿人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召开了轰动一时的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力促恢复了高考制度。

仅此几招，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活跃了，邓小平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心。同时，他以否定"十七年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黑线"入手，开始了对"文革"的全面否定。这就壮大、扩充了他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且，他不停地发表加快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言论，认为美国和西方各国因为惧怕苏联而希望中国尽快强大，贷款和技术的引进都具有最优惠的条件。他宣称，现在是我国提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好时机。

这样，他就给全国人民以一个崭新的，具有现代精神的形象，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精神，1977年下半年迷漫在中国社会中的那种沉闷、茫然的精神为之一变，中国周期性地出现的空想、狂热又开始了。

不能说邓小平在这里仅仅是为了夺权而蛊惑人心，虽然这是其动机之一。他此时还算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收集了不少的现代词汇，骨子里却没有多少现代精神的人。他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具有好大喜功的幼稚的幻想。实际上，刚经历"文革"，又有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他破坏了中国东北重要的能源基地和京津唐工业三角区，中国经济是大病未愈。正因为如此，1977年初，华国峰、李先念在"全国工业学大庆大会"上，调子很底，指出要优先发展能源及原材料工业，遏止加工工业的发展，调整工业结构。这两人还在当时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严峻地指出：两湖(湖北、湖南）、长江三角州地区和京津唐工业区等最重要的产业地区，电力的缺乏已到了危机的程度。他们说，即使不增加任何基本建设的投资，仅保证电力的供应，中国的工业就可以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

然而，中国人兼具政治上的忍辱负重和经济上的罗曼蒂克这两种精神。前者产生的痛苦需要后者来慰籍。他们为邓小平的言论所吸引。华国峰等人对经济问题的警告，被普遍地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面对邓小平这种真诚地提供画饼、声望高涨的挑战，华国峰瞢了、急了。他居然一下子就放弃了他在邓小平复出之前，在"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个全国会议上阐述的稳健的经济方针，加入了鼓吹新的"大跃进"的大合唱，而且是更起劲。在1978年春天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空前宏伟的计划：要在数年之内，在中国建设十个大庆油田，十个大型钢铁基地，十个商品粮基地，生产五亿吨钢铁。这个傻呼呼的"英明领袖"，兴奋而迅速地落入了邓小平的政治圈套，这个"宏伟"的计划敲响了他的丧钟。

这个被邓小平逼出来并参入制订，后来被成为华国峰下台的一大罪状的计划，被北京人称为"中国的木偶群"的人大代表一致通过。而在会场外，在全国各地，不少的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却忧心忡忡，呼吁关注新的经济危机。--但，谁听得进去呢？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其内部进行着可悲可笑的大话竞赛。这背后，乃是权力的较量。邓小平力主上海宝山钢铁公司上马，并将之视为自己的私人品牌工程，公开声称要用这个工程压倒四人帮、马天水搞得那个漂亮的"金山工程--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他还提出要在河北邯郸建立一个比鞍钢大数倍的、设备完全从国外引进的钢铁联合企业。

终于，又一个大悲剧发生了。与邓小平再次复出一道出现的1978年的"洋跃进"，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灾难性的困境。严峻的现实和德高望重的陈云的坚持，中国的经济不得不在这一年的年底再次宣布"调整"。邓小平提出的河北邯郸钢铁联合企业的计划完全取消，上海宝山钢铁厂也终止了部分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终止了与外国的数家公司签订的，正在执行中的合同，并付出了大笔赔款。

据专家估计，1978年中国的"洋跃进"所造成的货币损失，比1958年的"土跃进"更惨重。它恶化了中国本已十分糟糕的产业结构，其后果始终牵制着后来的改革。此时，企业和地方不能可真正按照市场的需要去生产和投资，因为，即使撇开行政的干预，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和交通等基础建设的落后也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的形成。当时得商品价格的"双轨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因为一旦价格完全放开，能源和原材料的长期和严重的短缺，将使之价格暴涨并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要避免之并又能使国家的重点企业生存，只能加强而不能放弃政府的控制。

"洋跃进"导致的政治上的后果也十分严重和深远。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保守派"确实反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这里的原因绝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政治主张，有着牢固的现实需要和基础。实际上，当时谁能改善和解决这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谁就能在政治上站住脚。赵紫阳最后也是栽在这个上面。1988年底，他的威信降到了最底点，其原因，除了他家人做生意"腐败"的传言和他对高尔夫球的爱好这一过于高雅的情趣外，最重要的，是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中国政府在经济结构完全没有改善的条件下就宣布放开价格，结果是全面的通货膨胀、疯狂的抢购和银行存款的挤兑。赵紫阳被认为是这一切的责任者。

此时，邓小平迅速地"洋跃进"的恶果和将经济不得不调整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国峰。而华国峰在下台后却始终不服气的原因也在这里。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明明邓小平是危机的始作俑者。

确实，邓小平做了不少好事。但，1978年损失巨大的经济危机，是他复出后带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个灾难。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一方面，这是被歪曲了的历史事实，他象1959年毛泽东导致了巨大灾难的"反右倾"一样，清楚地表明了一些中共领导人离社会的现实是多么的遥远，而且，一旦涉及到权力，他们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有意无意地制造或扩大经济与社会危机，不惜以国家的重大损失为代价来保障、获取自身狭隘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此时的邓小平，象变魔术式地将自己一手制造的灾难变作打击别人的政治武器。这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政治品格和技巧。

经济灾难构成权力交接的良好背景。邓小平提出了要党政分家，华国峰因此不得不向赵紫阳交出总理的位置，"以利更好地抓党的工作"。接着，邓小平和其当时的伙伴又"总结"出"文革"的经验，恢复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这位新的总书记便将华国峰这位党主席高高地挂了起来，使之无事可干，自觉尴尬。同时，利用"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成功地将异己的亲华国峰的"石油帮"，余秋里、康世恩、宋振明等人从国务院等要害的经济部门赶走。

这样，华国峰就成了一多余的孤家寡人，只能辞职回家。相应地，中共内一大批"文革"中提升起来的部级及省军级干部也先后倒台，--他们不同于造反起家的激进分子，属于那种政治上思想上随大流，"文革"中干实事的老实人，他们分布在经济，行政、文教宣传、军队等要害位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那一套感情深厚。填补这些人留下的空白的，多是"文革"前得势，"文革"种被整的老干部，或是为他们认可的人。这样，邓小平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就重新牢靠了。

邓小平不但要其实，而且也要其名。从1977年他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到78、79年掀起真理标准的讨论和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有效地为自己的复出、夺取最高权力确立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合法性。这是理解当年"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又嘎然而止的关键。我们知道，1975年底，毛泽东曾对邓小平作过严厉的批评和处理，而且，虽然可能有几分无奈，但最后毛还是将华国峰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无论如何，这是对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威胁。因此，批判晚年的毛泽东，是他政治上的必须。这种批判也只限如此。因为，如果批判深入下去，就会殃及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政治利益和个人感情。

邓小平是个没有丝毫诗人气质，没有丝毫普洛米修斯--浮士德精神的政治家。--这与毛泽东形成一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历史的报应。他对文化没有兴趣，而且蔑视、讨厌这个东西，认为那是书呆子才需要的玩艺儿。离开了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决不会去搞什么"思想解放运动"。他也因此没有能力去把握时代精神的变化，更谈不上对之的适应了。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对代表新精神的年青人，对大学生，他似乎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嫉妒和仇视。他属于那种年青时在恋爱和事业上都不不算太成功，年老时却春风得意、生气勃勃不服老的那一类。这种老人常常嫉妒、仇视年青人，爱收集时髦的词汇却讨厌文化。

在作好了一切铺垫以后，邓小平终于在实际上取代了华国峰。而且，这种取代过程，十分自然地构成了他在政治舞台上，幕前幕后进退自如的条件。任何人的功劳他皆可以受用，他的种种失误也都可以有人承担。这使他的政治地位不但最高，而且极富弹性最安全。因此，他那翻云覆雨，信口开河的作风，他那没有战略眼光的多变之决策，居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共产党内的那些可怜的人们实在是惧怕他，对他的多变，先是忍耐，后来也就习惯了。如果有什么实在憋不住了，就批评邓小平某种精神的执行者。这样，邓的左右两侧就有了不少的替罪羊。胡乔木、邓力群是立在其左边的一类；赵紫阳、胡耀邦则是立在其右边的一类。可以说，邓小平和一些他的老同事们批评的每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倾向，几乎都是邓小平自己最先倡导过的。

地位确定以后，邓小平一返过去的活跃，政治上变得异常的保守。79年关于思想解放的讲话，80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统统不再算数(86年他再提政治改革，还不如五年前激进，具体)。

历史上，在许多伟大的政治改革的后面，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的人物。一些平常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无意中成就了一桩伟大的事业。而邓小平此时极有利，极高的政治地位，终于使这位本没有远见，把握不住历史转折之关节的政治家，失去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冲动。

他的这种地位也使他从此日益远离社会变化的实际，因为他不作具体的决策，也就没有了解具体事物的要求、兴趣与责任。从此以后的邓小平，再也不象过去那样能敏感的抓住实际的问题了，他日渐淡忘，以致不了解处理具体行政事物经常会碰到的为难处境，担却喜欢置身其外地斥责人，--这就更难与他打交道了。同样，因为他置身日常事物之外，便容易受人摆布了--事情就是这样，他的权力最盛时，亦是他实际权力日益枯竭之时。他象一台巨型的，可以向两个反向转动的机器，谁的汇报若动听，及时，抢先按下这机器的按钮，这机器便会轰然运转一阵。然后，另一人再如此这般，机器则又将逆向运转，--而且，巨大的飞轮随时会将按钮者卷入，压扁。

从此之后，再也不象1975年，1977-80年，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四人帮"及华国峰等人的制约因素，相反，国务院，书记处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邓小平，更没有了面对实际的冲动。过去，他曾亲自，或委托最信任的人去调查实际，公开或私下写出"汇报提纲"，他对现实政治以挑剔的眼光去深入了解作决定，措词皆格外谨慎。现在，"垂帘听政"，这些麻烦皆可免去，且不必承担失误后果。这就使他那具体处理政务的精明废弃，而没有战略头脑，信口开河的缺点却充分发挥。而且，他的种种成功使他骄逸自负，瞧不上，更谈不上去了解世界上的一切，心灵完全关闭了。他完全没有毛泽东那作为一种价值观源泉的魅力，没有毛那大致一以贯之的战略头脑，却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可笑的刻意模仿。--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地离开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象一个平常人一样开始在政治上坠落下去。你看他1989年的"4,25"讲话，与社会实际多么隔膜，愚蠢而残酷，他完全不了解北京街头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与他十年前对社会现象的把握相比，完全是判若两人。

也是从此时开始，这个党与它的中央委员、政治局的权威和权力日益下降。过去，邓小平作为这个党的中央和政治局的一员活动，其个人的利益与党及领导结构的整体利益有更多的一致。他的个人的活力和权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个党的领导结构的活力与权力。因此，他的威望与共产党的日常的决策结构的威望是一致的。而从此时开始，邓小平凌驾于党中央，特别是凌驾于党的日常决策结构之上，尤其是后来，一大群彼此也不一致的老人争相效尤，对政治局的领导象对儿孙似地指手画脚。这就使这个党和及国家的政务活动陷入了完全的混乱。执政党的权威和行政效率丧失殆尽。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决策时，首先必须面对在其之上的邓小平及其他的老态龙钟的伙伴们，其次才是面对实际。这样，邓小平与社会的脱离，带动了共产党进一步与民众，与社会变化的实际相脱离。荒唐的决策因此日益增多，决策与管理过程日益混乱。

这一状况与社会现象因改革的深入日益复杂，经济与社会的管理对权威与效率的要求日益增高形成尖锐的冲突，它终于导致了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誉扫地，陷入空前的危机。

三，改革十年

邓小平在取得政治上最高地位的同时，中国大陆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使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市场化，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逐步国际化。

邓小平的政治声望和地位，中国的制度，使他的人格成为超越个人的历史因素。众所周知，是他最有力地促使了这个改革的开展。

这个人的人格应该成为人类学家、教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理论兴趣，完全没有信仰的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神州大地有这么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束缚的实用主义者，乃是一大奇迹。他的存在应该使"教育培养信念"这一千古教条崩溃。有人会说，"他谈的，都是斯大林、毛泽东的那一套，可见其教条束缚之深"。这是没有看透这个人。确实，他和他的那些同事们只会谈这一套，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他的同事们多少相信他们谈的那些东西，需要以此平衡充实心志，有的还挺真诚。可邓小平不同，他不需要任何教条去确定方向和平衡心理，他觉得这些都是可笑的东西。对掌握权力有用就是方向，有了权力就有了心理平衡。他谈教条，只因为他需要人家相信之，这是政治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他什么都可以接收，什么都可以抛弃，而且是毫不犹豫。

毛泽东喜欢制造思想，有浓厚的对超越的追求。这与邓小平形成两个极端。公正地说，这两种人格与素质十分杰出、难得。当然，毛泽东的人格显得伟大崇高，象一派烟雨朦胧的山脉；邓小平则更象一面峥嵘陡峭的悬崖。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里，这两种人格可以分别领导诸如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之类的左右两派，彼此制衡，轮流执政。七十岁之后，一个去搞存在主义哲学之类，另一个可以象基辛格那样去组建国际战略研究咨询所。这样，社会辛甚，文化辛甚，两种罕见的先天人格亦可成就其伟大。

可惜，这两人可以在政治上为所欲为且致死不退，这就使事情走到了它的反面。特别是邓小平，最后竟用他的坦克碾压曾经自发地打起"小平你好"标语的大学生。思想开来，谁不为之扼腕叹惜？

实际上，邓小平骨子里是一个边沁主义者。这种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体现了超越中国传统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他天生地具有这种东西。这使他一下子发现了赵紫阳所推崇、实行的东西。尤其是，他的人格不仅与他的政治需要一致，而且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经过“文革”，毛泽东那种企图将伦理精神注入经济活动的浪漫主义路线，以华国锋召开的最后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所表现的普遍的冷淡为标志，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已是烦腻透顶。没有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精神，便激不起任何的热情。人们已是非常实际了，没有一种可以动员个人的主动性并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办法和许诺，他们就不会有工作兴趣。

而且，毛泽东在七十年代初就为外交和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国兴建了以引进为主的规模巨大的上海“金山工程”（石油化工），武汉“07工程”（冷轧与矽钢）等二十多个大型项目。现在已四、五十岁的城市居民都应该还记得，那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与某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尤其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各大城市满街跑的“丰田”小汽车和绿色的自卸载重大卡车，叫人们目瞪口呆。和“丰田”一比，当时高干们乘坐的苏联“伏尔加”和中国的“上海”牌小汽车，简直就是个丑陋的甲壳虫。“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和加拿大”记录片在全国的放映，更是将西方社会的华丽具体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大家虽不便公开表示，但内心开始了对西方，对市场经济的那种近乎崇拜的憧憬。今天很多人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傻呼呼的什么都不知道，是邓小平打开了人们的脑瓜，这当然不是事实。

邓小平人格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读书，靠日常意识与政治直觉治国。确实，他的直觉有很强的穿透力，这是他瞧不起、敌视知识份子的心理上的原因。他最瞧不上，最厌烦的是从理论出发。你如果企图用一种新理论去说服他改变思想，那一定是找错了对象而自讨没趣。——当然，这比那些按图索骥的教条主义的书呆子是要可靠得多。但，问题在于，他的这种直觉形成于一种极狭隘的生活和文化经历，其基本的结构形成于过去的革命和战争年代，早已远离现代的世界文明。此人又丝毫没有什么浮士德精神，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必备的那种飘逸的气质。这就冲不破那种限制，就不能依据广阔的文化背景、丰富的理论成果及不断变化的时代来使这种政治直觉不断生成。没有文化精神的激荡和日益丰富，作为沟通精神与世界之中介的直觉便是凝固、陈旧而日见枯竭的东西。没有精神的不断客观化，哪有客观的精神化？这样，就只能靠老旧的经验处世。这些，是晚年的邓小平人格与政治作风的一大特征，也是改革开始后，中共突出的治国风格。因此，到处是浅薄和混乱。

问题还不仅如此。前面已经说过，邓小平的再次崛起，是“文革”中矢势，“文革”前据统治地位的那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再次崛起的结果和标志。这是一个利益、观念和习惯及感情皆十分一致的阶层。邓小平复出，“文革”被否定后，他们基本上回到了领导岗位。这多是一些善良、甚至正直的人。但，整个说来，他们十分保守。其心理、习惯和感情，受人尊重的原因，重新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都与“文革”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密切相关。而且，他们当时对各个阶层都有极大的感召力，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文革”前的一度繁荣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人在政治上站主导地位，这就是改革开始时的政治格局。所以，一开始就十分荒唐：改革所依赖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与改革的目标完全不相干，甚至是互相对立。经济改革所导致的、所需要的经验、习惯和文化观念，与这个阶层所拥有的完全冲突。

改革刚开始，这些人还热心。他们象投入“大跃进”一样投身一场“运动”。不久就开始发现改革究竟是什么，开始领悟这是一场冲着他们自己而来的革命过程。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习惯受到冲击、蔑视，他们的光荣历史受到嘲笑，他们日益感到自己被人们视为多余的人，他们的反抗便日益强烈。

如何使改革成功？这不仅仅是个经济政策的问题，它首先需要基本的政治保证。这一点，邓小平从来就不懂，或者说，他只是将“思想教育”、“安定团结”和个别主要领导人的人选看作是“政治保证”。他不知道，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调整政治和社会结构，必须改变、扩大参入政治的社会阶层，逐渐使政治上最有力的那个阶层的心理习惯、观念和利益与改革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愿意这样，你就必须凭借对各阶层的利益、心志的了解，对各自力量对比的把握，来重新调整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两者皆做不到，你就不是一个政治家，你的改革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你就会失败。邓小平讨厌理论，他就不会懂得这些常识和直觉无法知道的事情。他实际上只是个精于权术的人，真正的大政治他很外行。如何夺取、保持权力，他懂，而且技巧娴熟。至于如何洞悉并调整各阶层的利益、习惯，并据此拟定政治战略，则永远在其视野之外。

在当时，在几乎是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皆处于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如果他们有政治眼光和魄力，就应该逐步地将那些人体面而坚决地从政坛上弄掉，同时形成自己新的统治基础。特别是在1982年至1984年，改革在上升阶段，新的政治力量从上到下已初步形成，那些老人并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他们对改革的冷漠、反感则已隐约可见，国家的财力也足够，这是政治上大调整的好时机。可是，没有眼光，没有真正男子汉勇气的邓小平，没有任何动作，相反，却开始了对有利于改革的文化及政治、社会力量的打击。

如果没有勇气，如果估计力量对比没有优势，也可以将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之类诸多老人纳入日常的国务活动，特别是改革的过程中。这样做了，他们也不会象后来所表现的那样如此保守和蛮横。他们很可能因参入而亲自感受到社会的变化，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显示自己的经验，会在参入中保持自己过去的荣誉，也有正当的，可说服自己良心的机会去捞取好处，他们的气因此会顺畅得多，就不会那么老是呆在一边尽挑刺。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让薄一波担任特区深圳市的市长，他可能就是改革派，不让他干事，他就成了改革的反对派。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思想，他们的骨头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硬。他们如此地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那是他们需要为保持自己的荣誉、地位和利益而寻找正当的借口。这些老人有气，但，如果是无可奈何也就罢了。可邓小平一手设计的政治结构，却是最糟糕的办法：让这些人组成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远不是英国的上议院可以比得了的。这是一个能使那些不服老的老人难堪，以至使本已趋向怪诞的老共产党员的性格，更是怪诞。因为，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地位仍是很高，能看到各种文件、简报，能发现很多令他们幸灾乐祸、愉快的问题，能在每天感到近在咫尺的权力的诱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直接影响决策，没有实权——除非遇到大的问题和大的人事变动。书记处、国务院的大小负责人老是躲着他们，嫌他们烦，至少没有他们期望的那种尊重——他们实际上是彼此看不起。社会和海外报刊也将他们看作是保守、过时的古董而放肆地嘲笑。

这一切，他们难以忍受。可谁又能忍受呢？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利益保证，荣誉也受到威胁。这就使他们日益团结，更精心、兴致勃勃地寻找决策的毛病，一有机会便发难。如果一项改革或一项重大的决策引起一些争议或混乱，或需要较长的时间显见其效果，这些老人们便兴奋异常，如猛虎下山，粗暴地打断这种必须的过程。这就严重地干扰了改革的进程，以至严重地影响着国家事务的处理。也使共产党、政府无法建成一个有权威的、有明确责任、有规则的领导机构，使其领导的政治地位没有基本的弹性，并额外地增加了其政治风险。

这就是贯穿着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冲突。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以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为标志，那些保守的老人在这个冲突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和其政府的，首先是邓小平本人的信誉和权威也因此受到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实际上，邓小平搞改革，是在从事一樁远远超出了他的历史限制和政治高度，超出了他的能力的事业，他根本无力胜任。上述的这个冲突，集中地体现了他政治视野和技巧的局限。

另外，我们可以从这个冲突中看到邓小平的小聪明。他需要保持党内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面，当改革引起了混乱或有了威胁他的地位的“自由化”趋向时，他可以站在左边，使党内保守力量发挥作用；当改革本身受到威胁时，他可以站在右边，以遏制保守派。他在这里玩政治，以保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邓小平就是这样，他没有华盛顿那伟大无私的精神，没有克伦威尔那种与旧势力决斗的眼界和勇气，没有拿破伦那种有了最高权力后的自信——拿破伦从来不需要这种在两派中玩平衡的小伎俩。他也没有象列宁、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历史荣誉感和政治智慧。他任性，同时也爱玩弄，还格外欣赏自己政治上的小聪明，所以，最后只能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悲剧。

邓小平的局限、渺小，他的权威及整个中国专制制度的权威的磞溃，还在于他及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应付时代精神的转变。

“文革”的否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都标志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新时期。过去那种以道德上的完善，以禁欲主义为目标的文化已完全过时，一些最基本的信念已从根本上动摇。“智慧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改革的过程，充满了对过去三十年的再认识和批判，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批判和再认识。过去的岁月中，那一幕幕的悲剧是如此的惊心动魄、荒谬绝伦，它给今天的人们以深刻而广泛的心灵震荡。同时，东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也因日益广泛的开放而变成常识，这使“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公有制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信念被彻底打碎。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揭露，使中国高层政治变成通俗而不再是神秘的东西。现实中那些干部们开后门，搞特权，使得人民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信条了。这些信念曾经具有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它带来过社会高度的一统化，带给共产党及其政府以巨大的道义力量和合法性。人们过去相信、默认这些东西，而现在，人们却公开对之嘲笑。一些政工干部上台不得不如此宣称时，常常自己也面红心跳。

整个意识形态、宣传、理论及教育领域都是如此。官方意识形态之陈旧、肤浅、蛮横，与大众心理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人们要求精神生活轻松自在，能公开表达并追求个性的发展及自身的利益。经济改革本身正是肯定、需要、提倡这些东西。然而，官方意识形态却继续将之统统宣布为非法，使用的词汇也总是如此的单调、陈旧、暴烈，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社会主义”等等。共产党内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种党文化的危机，他们企图更新官方意识形态，希望接受世界文明的新成果，吸收文人提倡的新思想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其实，对共产党正在领导的改革来说，这是一件十分有利和迫切的事情。

可是，邓小平却予以拒绝。1983年及之前的一段时间，周扬、王若水及一批真心拥护邓小平及改革的、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分子，对“异化”、“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便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予以改良、更新的企图。他们做梦也不敢、不会想到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想象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独立。他们确实从马克思的本本里发现了些好东西，希望官方认可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并在宣传教育中体现之——就是说，希望以此丰富、改造党的意识形态。可是，这些忠诚的共产党人，邓小平当时的拥护者竟被视为散布“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被打翻在地。在1983年底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以内部讲话的方式，将哲学、经济、法学及文艺上一系列他完全不懂的观点，宣布为“精神污染”。而这些观点之绝大部分，都是改革进程所需要的，是体现起码的诚实、文明所需要的，是满足社会广泛的精神需要之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不能单单责怪胡乔木、邓力群那些不诚实的、佞臣般的汇报和假公济私的理论解释。因为他们知道邓小平喜欢听的，能够听进去并讲出来的，只是这些。这样，邓小平便亲手断送了共产党在文化上实现一次小小的更新的机会，断送了为改革创造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背景的机会，实在是憨蛮。这种打击，不仅仅涉及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它尤其涉及整整一代年青人。这些年，年青的一代不但形成了与上辈人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而且，对外开放和世界文明的广泛传播使他们的视野开阔。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人的心理中仅以某些习惯和下意识的形式存在。在这些与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的道德说教、阶级斗争的理论打过交道的年青人眼中，西方文化有其纯粹的理性形式，极有魅力。那对人之存在的询问、表达，亦使他们感到新鲜、亲切，可真正与之交流并有融为一体的舒适。总之，西方文化观念带来了个性的发展和文化的享受，对种种心理紧张的舒缓，同时也为加入改革，追求个人利益与发展带来合理的说明与鼓励。

而现在，这一切被视为非法、甚至是敌对的东西。为官方认可并可以公开表达的东西是那么生硬、老生常谈、面目可憎。这就使他们特别讨厌、蔑视官方意识形态和它的体现者与鼓吹者。过去，他们对之只是有某种心理上的疏远，同时也感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新东西。而现在，他们不是这样了，他们开始发现邓小平等人至少在精神上站在自己的对立面。那些新的东西其实也不是邓小平真愿意给的，而是他们自己私下得到的。这里，文化上的镇压导致的精神上的的对立，进而是政治上的反抗便开始清晰地形成了。

自1983年至到1989年春天，邓小平多次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对立和反抗也就不断发展。而且，这不只是精神文化领域的事，它也意味着实际利益的冲突。因为，宣布那些思想观念为非法，就堵塞了一大批人成名家、寻求荣誉和生命意义的道路，至少，使这条路更为坎坷、更具风险，甚至已经打掉了一些人的饭碗。这就使一大批本不想过问政治，只想专心做名家学者的人，也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说，即使为了争取更多的个人成功的机会也得参入政治。

也许有人会为邓小平辩护，说，要使改革成功，就必须要有观念的一致，否则会带来行为的混乱。姑且不谈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历史上，观念不一致的社会各个集团共同地成就了社会改革或革命的事例太多了。我要指出的是，官方旧有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已经崩溃，坚守这种已经完蛋的东西，只能失去更多的信誉并导致更剧烈的反抗。不受压制的不同的新观念成长后，与什么理念都没有的人比起来，它培育的人们会在彼此之间的争论中更易走向理性，会与放弃对其压制的政治力量更接近。可见，这里体现的，不只是个精神上的宽容的问题，它还体现一种政治上的洞察力和处理各阶层关系、疏导社会不满的政治技巧。这一切，极端实用主义的邓小平，皆不具备。整个改革过程这样充满了文化上的冲突和自相矛盾。邓小平将改革需要的，有助于发展、稳定的东西宣布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压制，而他所坚持的，正是阻碍他所推动的，是在改革的反对者那里证明改革是不合法、不正统的东西。没有文化教养、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格，就这样成为邓小平始终摆脱不了的政治麻烦。

 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和形象是这样可笑：他的两手同时用力，一只手将事物推向前，另一只手将之往后拽。除了自然和上帝使事物发生变化外，他人为的因素，彼此抵消。

多年来党内的纷争，使中国人对国家事物有了足够的了解，其中的神秘感早已是荡然无存。邓小平理论上的外行与无知，除了他本人之外，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时，他企图象毛泽东那样扮演一个理论、文艺问题的评判官，因此就显得十分可笑。人们听他的讲话，便立即知道他是听过谁的汇报，是谁为他起草的讲话稿。因此，人们在这里厌恶的，常常是向他打小报告的那些人，如胡乔木、邓力群之类，认为邓小平是在受人摆布。他的讲话因此不但没有持续的威摄力，而且使他所批评的那种理论、那个人，具有更大的影响，更大的魅力和声望。这样，他对文化理论问题每干涉一次，便显露一次受人摆布之可怜老态，便更增加几个声望崇隆的反对派。干涉越多，他在权威及道义上的损失便越大，越显孤立，他及他的那个党的反对者就越多。近年来更产生了挑逗邓小平的诱惑。有些急于成名的人渴望用邓小平的批评来壮大自己。——晚年的邓小平几乎成了被耍弄的对象。

他的此时的无知和蛮横，使有识之士惟恐避之不及，而同样无知蛮横者如老痞子王震、邓力群之类却趋之若骛。蛮横、无知吸引着同类，后者受前者的鼓励更趋活跃。这可怜的邓小平，其晚年整天在自己人的小圈子里混还浑然不觉。确实，每天有人向他汇报国家和世界大事，那是汇报者已经按照他的好恶而精心加工过的。所以，他只能知道他所喜爱的好消息。他听到不喜欢的坏消息时，常常是事情已经弄到无法收拾、无法隐瞒的地步。而汇报者在解释这些坏消息时，常常怀着推卸责任、打击政敌的动机。蛮横、被宠坏了的邓小平，经常因此在根本不知道真实的盛怒之时作出决定——它没有不是荒唐的。1987年的“反自由化”，1988年关于“闯物价关”，1989年的“4，25讲话”皆是如此。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到：邓小平现在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人。在最后几年，没有讲一句象样的话，没办一件象样的事！

事情还不只是如此。邓小平在其最后的年头决不仅仅是被动地干坏事。在晚年阻挠中国社会迈向全面的现代化时，他是有创造性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在经过“文革”后，在朝野都有走向民主化的意愿这罕见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时刻，他仍然坚决地拒绝对政治体制作基本的改革，甚至拒绝人民对政治的议论。1987年“反自由化”及之后的实践显示，阻挡中国历史的进步，邓小平是生气勃勃的。1986年，几乎是各界人士都热烈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变动的经济改革走向了死胡同。邓小平对这些谈论，作了限定和一定程度的鼓励。知识分子此时在与中共和它的政府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最活跃亦最温和的合作精神。他们组织了各种沙龙、研究所和其他机构，出书、写文章，积极地研究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奉献各种方案给政府。他们参政、获取功名的欲望也似乎日益得到满足。此时的共产党和政府亦因此得到相对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这年年底，开始主要是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因极不合理的具体问题而上街游行，后来漫延到北京、上海。北京市市政府、《北京日报》的慌乱、无能和愚蠢的蓄意挑动，使事态一度扩大，但不几天也就逐渐平息了下来。此事使日益感到要淘汰出局的老人党幸灾乐祸，这不奇怪。然而，邓小平此时却表现出一种难以理喻的神经质。事件平息之后，他批判、撤换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耀邦，并置中共党章的规定于不顾，不经过党基层组织而执意将受人爱戴的刘宾雁等数名文化人开除出党，亲自发起了“反自由化”运动。其结果，是停止了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更谈不上实际的动作了。人们惊讶万分，继而是心如死灰——这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

这一次邓小平的歇斯底里直接导致了1989年春的危机。

在这里，我没必要说明大学生，乃至群众示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不去说明究竟是现实的问题引发了学生的示威还是知识分子散布的新观念及各种演说刺激了学生走上街头。我只是要指出，这件事足以说明，此时的邓小平更不配做一个政治家，他完全没有看到已经是如此明显的改革的目标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冲突，改革中的文化冲突及日益深重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没有看到，此时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将陷入空前的危机。此时的他象胆怯的妇人一样不敢接受时代转变的挑战。而且，他也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以“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听任、促使上述种种问题恶化。1986年底，在召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训话时，他悍然宣称，必要时，“可以让学生流一点血”！

无能使他更残酷、疯狂。他要挺而走险，准备冲击政治道德的最后警戒线，冲击人类良知最后的承受界限了。他的这个讲话显示了，任何有关政治与民运问题，唯邓小平说了算。1989年他的“4，25”讲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从处理“西单民主墙”，监禁魏京生、王希哲等人到开除刘宾雁出党，都是因为邓小平的一句话。这样，堂堂的执政党中央政治局在处理政治和民运，以至学生示威这类事上没有了权力。这里的程序完全让邓小平打乱了——特别是在这复杂的历史关头。也因为这样，任何一件小事，都很少有人敢及时出面处理。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理解民意，并有妥协技巧的政府官员要处理人民表达不满的事件时，都得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除了邓小平，党和政府的任何官员与其反对者对话，都没有了权威和合法性，因为谁都知道，决定权在邓小平，其他的人的许诺不值一文。

这样，邓小平终于将自己逼回到了政治前台，直接面对人民的抗议，直接面对最复杂的问题，直接面对上天堂和下地狱的选择，——这本是他所要竭力避免的。他的本意是想借助自己“崇高”的威望去震慑人心。实在要杀人，也得让别人去动手。可是，他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如意算盘一一破产：真要杀人，对不起，您得自己动手！

邓小平就是这样毁掉了自己，时在公元1989年6月4日。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一个悲剧性的国家里发生的悲剧。邓小平的悲剧在于他的人格的自我冲突，在于历史的机遇，充满焦虑和幼稚的社会将他推向了一个他远远无法承受的高度。机遇、野心、享受荣誉和尊敬的欲望与使其才能无法支称，他面临的历史任务远远超出其历史局限。他有杰出的才能，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哲学及穿透力极强的直觉甚至可以使他在某一瞬间摆脱教条而把握时代。然而，他究竟是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把握并调整各阶层利益、心理这一基本的政治家素质，甚至没有将处理政务程序制度化这类职业技巧。这使他无法约束、控制自己的野心、欲望和才能并使之理性化，这就使他这个人与他的时代的政治理想发生尖锐的冲突。

同样糟糕的是，他不读书、知识贫乏而又自负且意志坚强。这就使他最终被时代和世界文明抛在后面，因为他始终在自己个人的世界里怡然自得。他的实用主义因没有文化的渗透而走到了极端，使他几乎完全不讲规则和信用，——这就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讳，他因此没有精神的感招力，甚至使追随他也成为最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他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缺乏基本的仁慈和善良。这个糟糕的人格是中国共产党残酷的党内纷争和严峻的历史的产物。它败坏了中国政坛，乃至中国社会的风尚。没有崇高的境界和感化心灵的道义力量使他政治上活动余地狭小，手段单调、笨拙、僵硬而残酷。这些最终压垮了本来就是十分脆弱的责任感并使之身败名裂。

这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如果撇开关于一党专政的价值判断，那么，邓小平的悲剧足以说明，这个党按现有的方式，已丧失了专制的能力，丧失了独立承担中国社会发展，甚至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邓小平是它推出的一位能力最强、感召力和权威最高、机遇最好的代表，但他却也落得一个悲剧性的、丢人的结局。这个党又不能、不愿去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和理性权威，因为它没有自信，因为这与它的一党专制相冲突。这个党长期固守一种陈旧的政治文化和精英淘汰机制，又拒绝任何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更新，拒绝新的，其他的阶层参入政治，这就使它的政治生命力日益枯竭，权威和权力只是消耗而不能再生。这个党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了。它没有领袖和道义，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松散、没有责任心成了最普遍的现象。总之，专制，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这又是中国社会和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悲剧。我们孱弱，我们因长期无法参入政治而没有了基本的政治判断力。我们的沉默、自私、狭隘和少见多怪而使那些远见卓识、有勇气的斗士长期孤立。我们宠坏了邓小平。

这又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还有什么比邓小平的悲剧更清楚地说明中国专制的穷途末路呢？“六。四”之后，统治者丧失了道义上的力量，他们已经丧失并还要丧失最有力的领袖。这一次，重要的不是屠杀而是其公开性，不是人民的反对而是这种反对已公开表达——脆弱的统治遇到了广泛的抵制。处在这样的时候，不知邓小平在想什么？很明显，他本性虽冷酷，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郐子手，他感到了屠杀之后的恐惧，他自负的精神已经跨了，——这个可怜的人死期不远了，他的灵魂如何能安息！

1990年7月于巴黎

《民主中国》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