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对抗撒切尔的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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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派（托派）领导的利物浦工党市议会选举胜利40周年

访问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成员、1980年代战斗派于利物浦的全职组织人员Laurance Coates

传奇般的战斗派领导的市议会在利物浦（当时是英国第五大城市）上台，已过去40年。1983年5月5日，工党在利物浦地方选举中获胜，增加了12个席次，工党得票率增长了40%。当时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保守党政府于全国各地的得势，这成为了一个惊人的例外。

当时的利物浦工党是由托派的“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所领导，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和我们的英威苏（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支部也都源自战斗派。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基础、拒绝接受保守党破坏就业机会和实施紧缩政策，我们在利物浦的选举胜利为20世纪末英国最重要的其中一场工人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
在此，我们重新发布ISA瑞典支部党报《进攻报（Offensiv）》于2004年对ISA成员Laurence Coates的访问。文本经过编辑。Laurence Coates是1980年代战斗派在利物浦的全职组织者。

利物浦的斗争与今天有什么联系？

利物浦的斗争展示出，在有个为了捍卫工人利益而进行真正斗争的一个政党和一个领导时，我们能赢得什么。当时和今天一样，地方政府正在实施一系列紧缩、私有化或提高地方税务以弥补中央政府削减拨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当时还未有这个字眼）。但利物浦不一样。

利物浦市议会拒绝执行撒切尔政府要求的削支政策。市议会政策、纲领以及至关重要的斗争过程中的策略，均由利物浦战斗派的力量决定。与批评我们的人散布的谣言（声称马克思主义者只参与他们控制的斗争和运动）相反，利物浦的工党市议员有工党左翼，甚至也有工党某些右翼分子。事实上，战斗派的同志在人数上总是处于少数，但我们的政策和行动方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获得通过。

如今，大部分国家的“左翼”政党已成为“预算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坚持要达致收支平衡甚至追求盈余。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行赤字预算作为总体战略，我们的替代方案是将大公司和银行国有化并对其进行民主计划。但在当时地方政府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利物浦应该实行赤字预算（即收不抵支），然后发起群众运动迫使撒切尔政府提供额外资源。

1983年5月，依靠与工党在英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纲领，工党在利物浦市议会选举一反全国趋势，取得胜利。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首先，利物浦的工党市议会实际上履行了选举承诺。它承诺了取消由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前身）领导的前任政府推动的裁员2000人的计划，而当选后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与当地保守党在这座城市联合执政十年的自由党也完全冻结了公屋的建设。

我们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造 5000 套新住房，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利物浦将建造比英国所有其他地方当局加起来还要多的公屋。这一计划创造了1.2万个建筑行业工作岗位。要记得，当时利物浦的男性失业率为25%。该市某些地区的青年失业率高达90%！至于住房条件，即使是撒切尔夫人的部长詹金（Patrick Jenkin），在1984年造访这座城市进行谈判时，也承认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他（对于当时恶劣的住房条件）感到震惊。

我们将市议会雇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周100英镑（为薪资最低的4000人加薪），并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削减到35小时，同时不减薪。雇用3万多名工人的市议会是该地区最大的雇主。市议会工人工会是斗争的关键部分，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包括提名一半候选人担任新工作的权利。

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我们革命者是唯一仍存的“改良主义者”。我们可以拿在利物浦通过斗争取得的大规模改革，与工党领袖等改良主义者的记录相比较。工党领袖抛弃了为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一切认真的改革承诺。

社民派声称“托派把利物浦搞到破产”⋯⋯

那只是个谎言！正是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差点把利物浦搞到破产。撒切尔夫人削减对地方的拨款，意味着利物浦的财政自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以来少了3400万英镑。

保守党政府想逼迫地方选举中当选的政治人物进行钜额削支。假如利物浦当时跟随中央政府的脚步，我们在1984年的预算会比1980-81年萎缩11%。这意味着为了收支平衡，要再削减6000个市政工作岗位。

工党全国领导人口头上反对撒切尔，但实际上却什么都没做。他们告诉工党地方议会“无论你们做什么，都应当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意味着，如果地方议会任意实施收不抵支的预算，可以被罚款甚至被解散。当时利物浦的议员们则说，我们不是多么想可以违法，但是我们宁可打破恶法、也不可打压穷人。

所以钱从哪里来呢？战斗派反对上调地方税率⋯⋯

当时，为了避免削支，许多工党地方议会上调地方税率，在某些情况中，上调的幅度还相当大，但这反而被保守党利用来打击工党支持度。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因为这同时会打击工人阶级家庭。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削支和（给工人群众）增税之间二择一时，我们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反对提升地方税率来补偿政府的现金限额。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争取更多的资源。

1984年，撒切尔推出新的“地方税限制法”，规定如果地方议会将向市民征收的税率设定高于中央政府的限制，将会受到处罚——这条所谓的退路就被这个新法切断。在利物浦，我们采取的作法是，按照通货膨胀率，较温和地调升税率，因为这是为扩充议会的服务提供资金。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仅仅为了填补中央政府削支所带来的财政缺口而调升税率。

市议会——特别是哈顿（Derek Hatton）和穆赫恩（Tony Mulhearn）等“战斗派”支持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解释道，撒切尔政府偷走了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数以百万英镑计的国家拨款。“还我3000万英镑！”成为了运动响亮的口号，深入全英人口的人心。

1985年9月24日《每日邮报（Daily Post）》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利物浦这个50万人的城市中，60%支持应当从中央政府中取得更多的资源。只有24%的人反对。同一份民调显示，有74%的人更表示，假如市政工人准备发动罢工支持市议会，他们可以容忍学校和垃圾收集等服务中断。要记得，当时有着中央政府、媒体（甚至之后还有工党全国领导层）对战斗派和利物浦发动的歇斯底里恐吓行动。不止一次，撒切尔威胁她将中止利物浦的地方民主，甚至要出动军队。但我们仍然赢得这座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

你们是如何建立支持的？

工党右翼辩称，“战斗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思想永远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他们说，我们的“极端主义”会把人吓跑。但在利物浦，大家都很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极端分子——正是撒切尔和推动削支的势力。当然，他们攻击我们是极端主义者。但正如一封致函至当地报纸的信所写，人民不为这些抹黑所影响。该封信写道：“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谁，但从利物浦所修建的这么多房屋看来，他一定是个瓦匠！”

我们一直都明白，这场斗争必须从议会内（地方议会大厅）转移到街头、工作场所和住宅区。我们只有通过动员工人阶级作为地方议会的后盾，才有可能迫使撒切尔让步。比如，在1984年3月29日，即预算案实施日，我们发动了一天的总罢工。

塔夫（Peter Taaffe）在他与穆赫恩合著的出色的斗争史书籍《利物浦是一座敢于战斗的城市（Liverpool a City That Dared to Fight）》中写道，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全市范围总罢工之一”。当天，5万人在市政厅游行，以支持市议会的立场。从这时起，市议会的策略——拒绝紧缩或实施大幅上调地方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与其他资产阶级媒体一样，对这场斗争怀有敌意的《利物浦回声报（Liverpool Echo）》，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大的游行照片，标题为“群众进行曲”。

是如何成就一场规模巨大的动员的？

这场罢工和游行是数个月群众运动的成果：全城群众集会、在工厂闸外集会、上门家访争取支持和派发传单。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媒体正确报导我们的立场。利物浦工党在预算实施日前，发放了18万份自己发行的报纸《不是利物浦回声报（Not the Liverpool Echo）》。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工党全国领导层不是去鼓励斗争，反而敦促利物浦将地方税提高60%！

你们相信单靠一个城市的力量 便可赢得胜利吗？

不，我们采取了具体的步骤以争取全国乃至国际的支持。全球各地的同志们都来到利物浦帮助我们。在比利时海塞尔球场惨剧（Heysel Stadium disaster，在对赛双方为英格兰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图斯的一场比赛中，球场部分围栏倒塌，39名尤文图斯球迷死亡）后，市议会领导人联系了意大利都灵的工人组织，并组织了官方访问，探讨两座城市工人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正正遭遇一场恶毒的全国媒体对我们的抹黑，对我们的指控当中，包括控诉利物浦人是一群暴力分子、而这都是战斗派造成的！

我们特别在与其他市政工会（特别是伦敦市政工会）建立联系方面取得相当的成功。来自利物浦的代表到全国各地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战斗派”组织了很多大型会议。 在1984年夏季，我们赢得了中央政府的让步，获得1600万英镑的政府资金，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在3月开始的矿工罢工。

撒切尔知道她不可能两线作战，因此决定先集中对付矿工。 一些左翼批评我们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称这个协议是“出卖”行径。但这从来不是矿工们的想法；从他们的角度看来，我们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总归要证明，如果工人阶级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及战略，是可以战胜撒切尔的。

当时我们赢得重大让步，而我们几乎不可能武断拒绝政府提出的让步、并继续斗争。否则，那样做的话，利物浦的工人会怀疑保守党对我们的抹黑是真实的，即战斗派有一个密谋计划：不惜任何代价，纯粹搞对抗。

运动的领导层与其他团体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你们是如何保持联合阵线的？

最终，当工党全国领导人开始使用斯大林主义方法、封杀利物浦地区工党组织时，分裂确实出现了。但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即1983-85年，在我们的诉求和我们的运动策略背后的群众压力，让批评者只得保持低调。

我们证明了，将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口号和方法下是可能的。这在今天很重要，因为在反战和反种族主义等斗争中，一些人指责我们吓跑了潜在的支持、“过于政治化”。

这类批评让我们回想起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在利物浦的所作所为。他们站在运动一旁，声称战斗派的“宗派主义”局限了整场运动的范畴。他们想要广泛的联盟，包括教会、工党右翼领袖，甚至保守党的某些分子。最终他们求仁得仁，与保守党与工党领导层联合在一起，反对利物浦地方议会、反对群众斗争，反对在1983-87年间所取得的斗争成果。

统治阶级对于利物浦斗争的胜利有何回应？

撒切尔无法用民主的手段打败战斗派和利物浦市议会。在那个期间，我们胜出了每一次选举。1983年大选中，这座城市47%的选票（128,467张）流向工党。经历四年密集的斗争后，接下来1987年大选，工党得票率增至57%（得票数增至155,083）。

利物浦47名工党议员战斗至最后一刻，最终因上议院这一封建残余发动司法政变而被革职。顺便提一下，这就是资本家要维持君主制和上议院等非民主机关的理由。

但这场打击利物浦的政变，是在撒切尔联合起工党全国领导层，才得以发动的。超过50万英镑的罚款和堂费强加在这47名议员身上，这些钱是通过工人运动募款才得以付掉的。

当我们和保守党战斗之际，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展开了针对我们的第二条战线。 利物浦工党被解散，然后又在威权专制领导之下重建。“战斗派”支持者被开除、不得再成为工党候选人，而且受到前所未有的抹黑。

顺便说一下，金诺克指责我们采用不民主的方法、涉嫌腐败，而他后来去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在1999年因大规模腐败丑闻而集体辞职。金诺克声称工党要想胜选、执政，必须走他的“温和”路线，但他在任党魁的时期，从未带领工党赢得哪怕一场大选。并且，他能被大家记住，很大程度上只因为他在1985年的会议演讲中以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格调诽谤利物浦和战斗派。想像一下，像这样的人对利物浦议员指指点点，而利物浦市议员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为就业和公共服务而战。

这些攻击对于工会有何影响？

在利物浦反战斗派的举动在工党内部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反革命，最终工党在布莱尔手上堕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野心家们和斯大林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的政策，但这些人非常孤立。金诺克和建制将枪头指向战斗派和利物浦市议会时，亦为那些追逐名利的野心家和斯大林主义者壮胆。

当时出现的一个问题，便是所谓的“黑人小组（Black Caucus）”的反对声音——他们是一个中产阶级团体，他们自认为利物浦黑人社区的领袖。这个团体成为工党右翼和媒体的焦点。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人对黑人委员会雇员和工会运动人士的意见感兴趣，但这些人才是在群众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利物浦工会官僚中的一部分人支持并鼓励黑人小组。

这个团体攻击利物浦市议会，因为市议会任命战斗派支持者邦德（Sam Bond）为市议会的种族关系委员；而这一攻击被金诺克用来试图分裂和混淆运动，抹黑市议会是种族主义，或无视有色人种遭遇的特定压迫。市议会在就业、住房和反歧视政策显示黑人社区得到的改善，而这些记录驳斥了前述谎言。

斯大林主义者在利物浦的人数很少，但他们占有一两个重要的工会职位。然而，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动员其组织去投入反削支的斗争，反而利用他们的地位去攻击市议会。他们在教师工会的领导层起了破坏作用，在1985年令略为多数的教师（很多人住在市外）对于发动支持市议会的罢工投下反对票。这是这场斗争中一个大的挫败。

利物浦的斗争最终是如何被击败的？

1985年的战斗不同于1984。矿工罢工被挫败，主要是由于英国工会联合会（TUC）可耻的右翼领导人拒绝组织有效的团结行动。现在撒切尔要向利物浦报复，彻底扼杀抗争能赢得回报的战斗思想。

为了让25个“左翼”工党市议会组成反“地方税限制法”的联合阵线，尽管自身对此有很大保留意见，我们接受了所有市议会都同意采取“无税率”的策略，以不设定税率（也因此不设定预算）作为对抗。利物浦市议会则主张类似1984年单打独斗时的策略，制订赤字预算的策略，因为这更容易向公众解释、动员大众。

这一事件只是显示我们如何处理联合阵线的问题。战斗派和利物浦的劳工运动竭尽全力与其他工党市议会达成共同行动协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必然会遭遇攻击，被贴上宗派主义、拒绝合作等标签。

然而，这一联合战线几乎是立即土崩瓦解，一个又一个工党市议会放弃了“无税率”的策略。利物浦只能孤军奋战（只有兰贝斯[Lambeth]伦敦自治市议会仍在战斗）。我们知道情况不如一年前那么对我们有利。与此同时，除了削减开支之外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1985年9月，我们呼吁全体市政员工罢工的提议以微弱劣势败北——这是因为工会官僚从中作梗，令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即使如此，通过在法庭以拖延战术等办法争取时间，我们令47名议员得以保留接下来一年半的议席，让他们能做到1987年3月。

这反过来确保了房屋计划没有被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重临所推翻。从某方面来说，我认为比起在运动得势的时期，我们的策略反而更令敌人在运动退却时更措手不及。保守党大臣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战斗派是个“永不停息的组织”。

新世代需要从这些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利物浦斗争表明，工人阶级能打败看起来势不可挡的新自由主义攻势。在决战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作战纲领，需要植根于工人阶级的组织，最后同样重要的事，需要一个致力于认真评估敌人、预测他们的攻击并以灵活的战术回应的领导层。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着群众支持的、坚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