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防腐剂 | 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31日

2019年的最后一天，武汉市卫健委一纸“发现病毒性肺炎”的通报，可谓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留下了一个悬念。

​不过，在伊朗是否隐瞒误击客机、台湾大选、“故宫奔驰女”等热点新闻下，病毒感染并没有引起较大范围关注。一直到农历新年前5天，钟南山在央视镜头前说出，已经出现人传人……那天晚上，聪明的便利店员工就把口罩放到了收银台最显眼的位置，不少药房的口罩已经被买光了。

和17年前的“非典”（非典型肺炎）很像，大家刚开始都没法给这个新发现的冠状病毒命名，只能暂且叫它为“新型冠状病毒”——不过这次是个拗口的名字。

这个突如其来的病毒带来的瘟疫，背后有多少责任疏忽；席卷全国的瘟疫前，我们又是如何生存的？这个月的“事件防腐剂”尝试跟大家回顾过去31天的“战疫”。

瞒报、缓报？没人愿意接锅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说了“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湖北省省长王晓东表示“非常痛心，非常内疚，也非常自责”，中国疾控中心科学家曾光称武汉的防疫行动慢“有科学认识问题”。但到头来，人们还是不清楚，这个有过SARS的惨痛经验、医学更加发达的系统，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最早的病例在12月上旬就出现了，到今年1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李刚、国家卫健委专家王广发还先后强调疫情“可防可控”，政府早期对疫情是太过乐观、判断错误，抑或是隐瞒实情、知而不告？

根据《柳叶刀》1月24日发表论文透露的数据，武汉市首例确诊病例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最初被认为是病毒源头）接触史，而且早在12月1日就出现病症，最早确诊的41个病例当中14例均未到过华南海鲜市场。

​然而，官方此前一直没有向公众公布这个消息。翻查武汉卫健委当时发的通报，1月3号的通报曾提及“部分病例是华南海鲜城经营户”，但没有具体数据。到目前为止，官方通报最早发病期依然是12月8日。

另外，有关“人传人”的信息披露亦存在疑问。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于29日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的论文，更有结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数据显示1月11日之前已出现7名医务人员感染。

不过，一直到1月15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才公布41例确诊病例中存在一起家庭聚集性病例，口径改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对于是否“人传人”交待依然不清不楚。而有医务人员感染信息，更是直到22日凌晨，在白岩松对钟南山那段直播采访播出之后，武汉卫健委才对外公布有15名医务人员感染。

尽管论文的两位作者——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先后回应，论文观点是回顾性推论，1月23日才获得相关数据，否认前期隐瞒数据。但冯子健31日在新京报采访中，承认了疾控中心早有“人传人”推论，但出于谨慎，只向公众公布保守结论。

那么，最终的数据是什么时候才确认下来，“人传人”推论早到何时出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27日向央视坦承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但又称地方无授权不能披露；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29日在《人民日报》新媒体采访时又称，武汉的防疫行动慢是科学认识问题，但又不排除决策犹豫。“保守”结论酿成最终的防疫“失守”，这个责任谁该负上？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宣布当天10时“封城”消息，此时除武汉确诊426例外，中国已有25个省（区、市）出现共145例病例。早在22日，曾光就提议“能不到武汉就不到武汉，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不过当天中午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回应称，他理解的封城“不是对生活在武汉的1000多万人不准进出”。

1月24日中午12点左右，湖北省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而此前，浙江、广东、湖南、上海等省市早已经启动了一级响应。

湖北省、武汉市作为疫情的爆发地，地方政府官员在抗疫面前似乎总慢一步。而且这真的可能不只是“科学问题”。前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发现细节，1月5日之后的11天里，武汉卫健委一度停止5天通报疫情，随后几天通报没有新增病例，这些日子，正是武汉、湖北先后召开两会的时间。褚朝新的这篇《没有新增病例的那些天，武汉发生了什么？》迅速得到10万+阅读量。这是时间巧合吗？许多人并不这样想……

这一切都引起了巨大的不满，这份不满表现在了每一个地方。1月26日晚上湖北省疫情新闻发布会上，省长、省委秘书长、武汉市市长分别没有戴口罩、戴错口罩、戴反口罩，这样的细节，也成了之后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

新闻发布会天天开，但面对记者提问依然照稿念，甚至答非所问；确诊数据每天更新，但大多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大众难以获知病例具体情况；最后在民众的怒火之上再添一把火的是，1月初被武汉警方公告“造谣”的8人被传出均是医生，他们或许只是提醒大家注意防护。

1月1日，也就是武汉市宣布出现“病毒性肺炎”的后一天，武汉警方官微通报，查处8人发布虚假疫情信息。如今还没有证据表明，警方通报的那8人都是医生。武汉警方在1月29日的回应中，则是解释了当时未对8人进行实际处罚，只是做了警告。

不过，武汉医生李文亮——那位分享疫情消息却在1月3日遭警方训诫的人，他的经历被媒体报道之后，就引爆了大众对官方严管舆论的愤怒。

从《北京青年报》那篇发布当晚就被删掉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知道，李文亮当时只是根据检测报告分享信息。尽管那份检测报告不够准确，李文亮当时说法不严谨，但他毫无造谣恶意。

​之后，还有另外的“吹哨人”出现——医生谢琳卡。她分享疫情消息被截图外传之后，她遭遇了警方的口头教育。财新报道分析，目前被出现的两名“吹哨人”或不在武汉警方通报“8造谣者”范围，因两人被问话时间均在1月1日通报之后。

回看《财新周刊》2月1日发的“封面报道”写到，有医生说到如果当时“拼死上谏”，同住一个城市的人“不必遭受这么大的痛苦”，然而，“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真是唏嘘。

到如今，已被网友誉为“八君子”的8位普通公民能否得到“平反”，我们不得而知。当初是否有“瞒报、缓报”，责任人又是谁，我们也还没有一个答案。

全国防疫，没有人是局外人

1月31日，大多数人本应已在上班，但因为疫情防控，国务院宣布把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2日，不少地方则出台了更长的假期安排，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家多宅几天。有人抱怨，在家待得太无聊了。但正如一些官媒所说的，“所谓很无聊的家”，现在是大多数人“想回又不能回的地方”。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26日对外表示，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市。“逃离”也好，正常流动也好，这500万人目前难以回到武汉。不但如此，他们在外，可能还要遭受排斥，甚至个人信息被泄露。1月25日，就有武汉的大学生在网上投诉，自己进行隔离登记后，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却被泄露出去了。

显然，这些个人信息，对于当地市民预防疫情并没有实际作用。如果政府说是出于疫情防控公布，一点也站不住脚。

更多是排斥，这份情绪体现在“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互相往来”的乡镇防疫宣传标语上，体现在酒店婉拒武汉、湖北籍客人上。

紧邻湖北的人口大省河南，一度被宣传为防控典范。但没几天，河南濮阳县就传出用钢带封锁武汉返乡人员家门的消息，“硬核河南”遭到批评。各种强硬的防控举措也在全国各村镇开展，江苏、河南等省份发生多起武汉返乡人员被封门。不少农村直接把路给挖了或者在路口砌墙，阻断人员出入。

有人回不去，有人出不来，有人生病却去不成医院。尽管到1月22日，武汉市已经预备了至少5400个床位。但医院床位一直紧张。《三联生活周刊》23日所发文章《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一床难求》引起了大众关注。

应对床位紧张问题，24日，武汉就宣布施行分级分类诊疗，把普通发热病人直接导流到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然而，“21财经”采访到的社区工作人员就表示，社区资源技术有限，不敢轻易接诊。医院的床位一直紧张，到2月2日，武汉市已经公布了五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同时，武汉市还新建两所集中收治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除了床位紧张，确诊难也影响着很多人。1月23日，《新京报》刊发的一线报道就提到，有疑似病患死亡时仍未得到确诊机会。“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财经》在口述采访文章的标题中直接发问。只可惜，文章最终也遭遇删除。

确诊难背后，跟检测试剂盒供应或许密不可分。《人物》杂志24日文章直接提到，试剂盒生产商供应量近10万，为何试剂盒还仍处于供不应求。随后，界面、三联等媒体通过采访了解到，物流难、进行检测对医院有硬件要求，这些是其中门槛。另外，试剂盒最初未经过检测批准上市，只能由疾控申请使用、调配，也造成了医院试剂盒紧张问题。直到26日，国家药监局紧急通告了4个检测产品上市。

另外，《财经》提到，去医院的交通也是阻碍疑似患者确诊的难题。武汉继停运公共交通工具之后，26日零时起施行机动车禁行。人们出行只能依靠自家社区里3-5台的出租车。然而，对于疑似患者，社区供车又缺乏防护措施，只能让社区工作人员通知120，等待医院用车接送，偏偏医院里每一项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

网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求助——无法就诊、无法到医院。就连微博都为武汉求助市民开通认证功能，方便其认证。

相较于武汉，在湖北其他地方的人们面对着更多的问题。

那里人们要确诊，还要更慢一些。在1月21日之前，湖北除了武汉，其他地方都没有通告出现确诊病例。但是，根据财新报道，1月20日，黄冈市蕲春县县长就在防控会议上表示，当时黄冈市病毒性肺炎病例已达109例。

显然，政府对首例的确诊是谨慎的。1月18日卫健委修订了《全国各省（区、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当中规定首例病例需要层层上报、把关，经审核才可以发布，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可能就是数天。没有确诊，医生也不能更好对症下药，而患者只能等。

相对于武汉，湖北其他地方资源或许更为紧张、防控工作的落实也更糟糕。1月29日，自闭症领域的垂直媒体“大米与小米”报道，黄冈红安县华河镇一村民被隔离，家中17岁脑瘫儿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孩子除了脑瘫还四肢瘫痪，就在孩子死前一天，父亲还发微博、打120和110求助，想把孩子送到卫生院。此前，乡卫生院曾给孩子做过简单体检，但之后，以担心孩子是病患密切接触者为由，拒绝了父亲送孩子进院的要求。

让黄冈成为舆论焦点的，还有央视拍下了，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督导组询问疫情数据时，一问三不知的视频。被曝光当日，1月31日晚上，黄冈即发通报，免掉了唐志红职务。第二天，黄冈市长宣布，全市处理处分党员干部337人。同日，死亡脑瘫患者所在镇的书记、镇长亦被免职。

但这又如何，截至2月1日，黄冈确诊1002例，成继武汉之后确诊数破千的城市。而确诊数排在黄冈后面的孝感等等地方，那里人们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当然，受影响不只是湖北。1月29日，西藏确诊首例。随后，西藏发启动一级响应。至此，全国31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着国外感染病例增多的情况，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后也宣布，把这场首先出现在中国的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大家开始讨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成了媒体报道主题。

而受到疫情更为直接影响的群体，或许是拿不到N95口罩的环卫工人、是奔波四处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是湖北地区发热就诊的孕妇、是困在湖北的养殖户、是可能拿不到药的慢性病患者、是出行不便的残障人士……尽管这些群体已经有人或者媒体关注、报道，但在这场大范围、长时间的疫情中，他们仍旧需要更多的关注。

红会信用破产，民间援助不易

口罩，全国人民都缺。最紧缺地方的还是在医院。特别是湖北的医院里面，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都缺。

随着疫情开展，曾对外宣称物资供应充足、供需平衡的武汉市市长、湖北省省长都已经多次被“打脸”。1月30日，微博认证系“武汉市协和医院医生”的@协和医生Do先生 求助，“不是告急，是没有了”，表示医院医疗物资即将耗尽。

根据每日人物报道，早在1月23日早，武汉大学的附属医院——武汉人民医院、中南医院，就向校友会发物资求助信息。随后校友会迅速行动，内部筹集同时也向社会发物资募捐公告。

哪怕武汉在22日已请求国家紧急支援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随着病患增多，物资消耗倍增，医疗物资供应还是不足。越来越多医院加入到求助的大潮中。校友会、公益组织、临时志愿团体随之开展了一场物资支援大行动。

1月26日，民政部发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援助，不过民政部同时作出规定，只有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具备接受物资认可。物资由疫情防控指挥部调配。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27日在新闻发布会解释，所有物资必须走红会的通道是为了避免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不过，大家更担心，红会钻空子。30日，就是武汉协和医院发出物资即将耗尽消息的那天，细心的网友发现，湖北省红十字会当天的公示，显示武汉协和医院，仅从红会获捐3000个N95口罩；而未接发热病人的武汉仁爱医院和天佑医院，却分配得过万个口罩。消息迅速在网上传播，湖北省红会惹来了一大波网友批评。

此前，武汉红十字已连续几天陷入舆论危机——收取6%手续费、获寿光捐赠蔬菜后低价卖出、医院需持介绍信领物资。尽管寿光蔬菜一事当地政府作出了澄清，所有的事情武汉红会也做出否认，并且作相关承诺。但是，人们对红会的信任度早已降到低点。

就湖北省红会物资分配问题，网友还发现，获捐上万口罩的武汉仁爱医院是莆田系医院。魏则西事件之后，莆田系医院已经饱受争议。第二天中午，红会回应南都采访时称，“部分物资为定向捐赠”。

这则回应没有平息众怒。报道出来不久，网友又发现，疑似“定向捐赠”口罩给仁爱、天佑两家医院的企业其中一位董事，对仁爱医院实际持股。此刻，湖北红会可谓四面楚歌。

1月31日日下午，湖北红会发官方通公告，捐赠仁爱、天佑医院口罩为KN95口罩，非N95；捐赠数更正为各1.8万个；因KN95非疫情防治一线所需，红会是按需捐赠给两家医院。红会否认了自己三个小时前“定向捐赠”说法。

不仅红会两次回应存在矛盾，红会的公示跟受捐方仁爱医院说法也不一样。仁爱医院回应，确实获取1.8万口罩，但物资装箱显示，物资并非来自红会公示中提到的企业。另外，仁爱医院也承认自己是莆田系医院，但强调莆田系医院并非都是坏的。

当然，人们更关注是分配问题。大量物资捐赠到红会，为何各大医院仍是物资紧缺？面对经济观察网记者采访，负责物资调配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回应，只是审核和批准湖北红会等三家定点物资接受组织的分配方案，未曾修改或驳回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也不干涉定向分配。

那具体分配安排究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同样还是不知道。但红会的分配效率的问题应该是明显的。湖北省红会情况如何不清楚，但武汉市红会的情况或能略见一斑。

几家媒体都报道到了，31日当天，武汉红会仓库堆满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物资。三联的报道的编者按直接写道：“少量的工作人员拿着A4纸和介绍函在办流程，完全没有中国已经发展了多年的现代物流信息系统”。

相比在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红十字会，歌星韩红所成立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对疫情的迅速高效反应，以及项目相对公开透明，更受大众认可。

韩红早年一段相关的采访更被网友挖出截图传播。采访中，韩红不点名批评一基金会腐败，说道，“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质疑”。

大难面前，被网友认可的，还有以“饭圈”自称的明星粉丝团的自发行动。去年“出征”行动中，饭圈的组织性力量已经得到过展示，在这援湖北医院物资支援中，他们也同样高效，而且透明度也较高。

不同明星的粉丝团刚开始独立行动，而最后又结为联盟，在界面报道中，以医务人员为主的“鹿晗公益联合应援站”成员表示，他们集结了海内外27家粉丝团，成立了“666联盟”，给医院筹集物资。

社会上还有很多个人或者临时的团体在进行支援行动。不少人都在尝试，绕过红十字，直接对接医院。有志愿者在《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提到，这样可以更快把物资给到医院，而且对红会的透明度有所保留。

​然而，采购是很多志愿团体的要面对的大难题。不仅仅要识别劣质货源，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找到合适货源——物资要符合规格，已经出现过捐赠的物资不能医用情况；发货时间不能太晚；太贵也不划算。

然而，疫情迅速蔓延、春节期间工厂未能完成投入生产力、上游原料生产商未复工等原因，都导致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货源难找。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1月26日曾表示，湖北省提供的需求清单，每天约需要10万套防护服，而国内满足要求的生产企业约40家，总的生产能力为每天3万套，而春节期间日产仅有1.3万套。

物流是另外一大难题，湖北多地都实现了交通限制，而且运输车辆、人力都紧张。顺丰快递曾在1月25号发消息，接受湖北武汉等地提供救援物资运输。而随着民政部相关通知下发，顺丰取消了个人捐赠物资运输到武汉，只对接运输官方指定的机构了。

根据医学类媒体“八点健闻”报道，有公益组织最终只能选择向红会等官方指定机构登记，进行定向捐赠。但是，直到1月31日，武汉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耘才宣布，医疗物资定向捐赠可直接运输到医院，不经红会。

当然，民间的行动还是让人看到一些希望。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没有出现在一线，没有直接参与物资支援，但都尝试做一些事情，有的是整合救援信息，有的是辟谣，有的是整理调查报道，有的是倡议……一群群因为疫情临时凑在一起的网友，可能最终会因为疫情消去而分散。但下一次危机来了，大家可能又聚在一起，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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