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外史系列 | 乌托邦的显与隐：1920年代中国新青年的共居实验（续）

8 月 22 日

written by / 云云

edited by / 方庭

专栏简介

「匿名外史」（Anonymous Histories）是 Uncommons 新开设的研究型栏目，作者从自身相关领域的学术背景出发，研究加密运动在社哲意义上与过往真实实践的关系。所有的运动和革命都是某种历史的回返，在这个「先锋」总是在重复成为「先锋」的历史回旋楼梯上，我们重复讨论着「新世界」。匿名者们构成了所有的主力：区别在于，在加密技术（Crypto）出现之前，他们无法逃脱来自既有体制的系统性风险，而在加密技术出现之后，个人首次获得了与系统同等的对抗性权力，这种权力来自被密码学彻底尊重和无保留。「加密为了什么」与上个世纪风雨中的共和实践并无区别：归根到底，是为了 Schutz 口中的「至尊现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Anon 是匿名的人，因此是每个人。

*本专栏不公开征稿，仅约稿或联系专栏编辑携过往作品投稿。专栏类文章每篇稿费约 $300（或人民币两千元左右）。欢迎投稿或在 Uncommons 开设你感兴趣的专栏。

什麼世界，

什麼生活。

居今世而談復古。

何異駕帆船向海洋而涉。

△ 《时事新报》，1919年11月16日，第3张第3版

作者简介

云云，现当代文学专业，取径偏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情感史一类微观视角。前段时间在集中关注中国早期左翼思潮，近期尝试解锁诗歌研究与80-90年代文化与思想史。喜欢自然，喜欢玩毛线团。想要（但是不会）编故事，只好暂且读和讲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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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反复讲了一百年的故事：五四乌托邦与加密乌托邦

我们真的走了一百年，才来到加密乌托邦吗？在云云的研究发表前，有几位小伙伴以本篇文章为基石，围绕协议研究与当下加密政经状况进行了讨论，包括“协议”的历史实践、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开明书店、“秘密社会研究译丛”的内容等。八月中下旬，我们将与 706 Protocol Society 公开举办一次圆桌讨论。云云作为专栏主要作者，将成为本次圆桌主要分享嘉宾。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 cryptopian 报名，为本次圆桌提供从业者视角。圆桌具体时间将视云云及对谈嘉宾可行时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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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引子：共居社区与合理生活

01 返回1919：“小组织"与"新生活"

02 另辟新世界：从劳动互助到自然人性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小结

上篇链接：
匿名外史系列 | 乌托邦的显与隐：1920年代中国新青年的共居实验（上）

03 桃源梦碎：问题是“经济”还是“人”？

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告解散。《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刊出“工读互助团问题”专栏，胡适、戴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俱有发言；施存统认为参与讨论者或多或少不明内情，又以团员身份发表了《“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总结起来，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直接原因，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团内“感情隔阂，精神涣散”。对于经济困难的解释，一种是从全社会的经济结构着手，认为工读互助团无法脱离整个社会的经济压迫而存在，并非做工就能维持基本的经济需求；另一种则归于“经营不善”，这既与经验技能有关，也是因为团内感情不洽、旨趣不同导致的“工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消费的不当”等问题。至于团内感情的问题，或说“人”的问题，涉及复杂的人际矛盾与观念差异，时人对此认识亦有不同：王光祈与陈独秀主张说北京工读互助团仅仅是一个团体的失败，并非工读互助本身不可行；而季融五则认为，这是“新偶像的罪恶”，对工读互助团背后理想化的青年想象，提出了直接的质疑：

吾有一句“久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话，告诉两位先生；这回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完全是“迷信新偶像的罪恶”，固然是人的问题，却也是组织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偶像？就是你们极端迷信的“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组织”。

自由平等的新生活新组织，的确是现在顶时髦的金字招牌；但是有一个一定条件，就是先要组织的人程度够得上，才行。你们错认了青年学生，个个都是纯洁高尚，坚苦刻励的，个个都是不必借助他律，自然会向上的；所以毅然决然，教他们来实行自由恋爱，共产主义，实在不能不佩服你们的大胆。但是这般青年学生，就是吾们中国旧家庭旧学校旧社会里陶铸过来的，并不是天外飞来的特别改良人种。他们从前受的是什么教育？吾们大概也推想得出来。他们尚在求学时代，其程度如何？是否可以完全不靠他律，全靠自律？这些极粗浅的道理，像两位先生的高明，总不应该完全不知道；却糊里糊涂的放任他们干起来了，不失败，到哪里去？[1]

此篇文章虽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温和圆融的文风迥异，但其落点均在于：以平常的“勤工俭学”，代替寄托着社会整体改造理想的“新生活”“工读互助运动”。 若将此种思路放置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大背景中，他们想要解决的，是当时青年们所面对的切身“问题”，认为无需另立工读互助的“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如此激烈的反对者那里，也并未完全弃绝“人的程度够得上”的可能，依然为“新人”想象留下了余地。总而言之，此种理解虽颇切合实际情形，其实对于抱持工读互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革命理想的人而言，毕竟缺乏说服力。至1920年8月上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其倾向和旨趣，仍然延续着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理想，并着意与勤工俭学式的“工读”进行区分：

若单单说只能维持贫困青年的工作，成全贫困青年的学业，那这种团体，就完全为一般贫困青年而设的，纯是一种机械的作用，失了工读的真精神。这种作用，纵然比较一班不能生产的，专享安乐的福利的，要好一点，却没有彻底的觉悟，仍然陷入各种界限里面，在高高下下的阶级中讨生活。那悬殊的劳苦安乐，能够持平吗？我们应当自觉以觉人，促世界一般人的猛醒才好。[2]

工读互助团从首倡到失败，并不意味着“小组织”尝试的断绝：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局部试验仍然不绝如缕，而其中少数个案也确实持续了相当时间，具有典范意义。但此次失败及其后的反思，确实指向“大联合”理想的破灭：即便局部的“小组织”或可实现，但对经营水平与人员、环境，俱有特殊要求，绝不像想象中那样便于推行。至于向外扩大影响，一则必须以“模范”成功为前提；二则“新村”构想本身难以解决“旧村”的问题——“离村知识人”[3]笔下具有强烈的想象色彩乡村风景，已然预示着某种自我封闭。“新生活”的理想，不得不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退缩为局部的个体选择与实业经营行为。

若将“新生活”梦碎放置在后五四时代的整体环境中观察，它折射出的问题更在于，以“社会改造”谋根本解决的思路，在经济压迫与政治环境恶化的现实之下，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的一面日渐凸显。[4]失望的青年们有的自谋生计，告别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学生时代；有的仍致力于点滴改造，坚守出版、教育等实际事业；有的深感政治革命已然无法回避，投身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决心直面现实痛苦与尖锐的社会冲突，重新寻找革命理论和实践资源。无论视之为“分裂”还是“分工”，这些现象都表明，此时的新文化界，对中国现实和未来道路的认识日益复杂；已经无法以某种简便易行的共识，作为新社会的基础。那么，应该从何处召唤革新的动能？从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何种组织形式可能同时超越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革命、与五四前后乌托邦色彩浓厚的社会革命？从“新青年”个人来看，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感？

本文材料引用均据民国报刊数据库，引用篇目及相关讨论，部分参考李培艳：“新青年”的“新生活”实践——以工读互助团为中心的考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第65-77页。赵妍杰：试验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家庭革命[J]，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95-106页。

[1] 老骥：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N]，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04月26日，第4张第1-2版页。

[2] 胡逢年：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N]，时事新报，1920年08月17日，第3张第2版。

[3] 罗志田：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J]，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第84-100, 161页。

[4] 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155-160页。并参考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过程。陳正茂：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少年中國學會」史[M]，1 版，台湾：秀威資訊科技，1999。

04 乌托邦的退隐：复合革命中的组织与人

在中国左翼革命的经典叙事中，这一过程被叙述为：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幼稚阶段，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种进化论的叙事虽失于简化，也胜在简明，自有时人的现场论述为根据，绝非后来执政者的向壁虚构。但当此类论断渐成套语，其中含义已经不甚分明。主张左翼革命者与主张社会运动者之间的联系、分工或冲突，很容易就此抹除；以致革命历史记忆，呈现出“猴子掰包谷”式的荒诞景象。之所以如此，大概与革命话语权争夺过程中“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叙事的不断强化有关。而回到历史现场，更合适的譬喻或许是“高山滚石”[1]：历经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迭代，1920年之后革命思潮的激进与分化，结果是转向复合革命。 1922年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的相关讨论可为佐证：

又况王曾诸君所放论，以为康长素梁任公章行严汪精卫等政治活动之失败者，自个人毁誉上言之，或可以为失败，而自社会进化上观之，则近年国中实业上思想上舆论上所有之进步，皆尝多少受彼辈之赐，实一方面之成功也。
（中略）

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均为世势所必需。如双方并进，互为呼应，则双方活动，均事半而功倍。[2]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在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3]

姑且不对少年中国学会分裂前夕的各种争论做更细致的辨析，至少可以看出，“政治”与“社会”本来不可分割。主张社会活动如王光祈，对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区分并不太明晰；他们所厌恶的主要是做当时政府的官员或议会议员，其实是反当局而非反政治。而主张政治革命、反对社会运动先行的李大钊等人，在具体表述中，仍以改造社会为标的，以在团体中训练民众为手段，更以此前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为远景，体现出相当的延续性。

而在组织手段方面，如李大钊1921年所言：“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改革需要的是“强固精密的组织”[4]。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组织形式，即列宁式政党及其有关党群关系的论述。 这一套精密的、更切于实际社会-政治运作的组织技术，既顺理成章地感召和吸引了一大批在社会运动中受挫、却仍怀理想的青年，也与强调自由包容、个性张扬的五四时代形成张力。[5]组织结构从散漫到强固，对于个体也意味着由高度自决，到进入群体听从指示。施存统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文章，特别强调新生活试验的自决性：

团员不是机器，发起人要怎样试验，就怎样试验。我们这回底试验新生活，是我们自己欢喜去试验的，不是发起人强迫我们去试验的。强迫的试验，就是一副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格，便不配去试验新生活。[6]

在这里，相较“选择了什么”，“自主选择”甚至被放在更靠前的位置。此种自决精神固然宝贵，但也容易有傲慢空疏之嫌。在受到一系列失败体验冲击之时，“自决”正确性的基础也会动摇：新青年相信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的依据，本在于一种知识自信；而在后五四的低迷氛围中，当“行动”与“空谈”成为对立的两端，新青年所具备的“新知识”的不可靠性暴露出来。对知识的怀疑更进一步引发新青年对自身的怀疑，进而指向自决信心的丧失。[7]所谓“信”与“疑”本来是孪生子：因信而生疑，因疑而求信，二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像光谱的两极，不如说更像“阴”“阳”两仪。“虚无”既可能指向颓废幻灭，也可能指向不懈追寻乃至自我燃烧。我们或可在此意义上，理解鲁迅为何多次征引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并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做《彷徨》的题记。[8]

在“政治-社会-人”的复合视野之下，新的组织结构中，“新人”的塑成依然具有某种根本意义；以此为基点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意在建构逻辑精密的国家机器，而是浸染着“集一群好人，做一点好事”的浪漫气质，兼有修身自省的道德要求，认同并惯用人格感染与情感动员一类的共情机制。[9]这一切延伸到后来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社会主义新人”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成长史、建构史，也由此开始。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新人”——无论是此时尚未化育成型的、还是后来面貌鲜明逼人的，都并不能完全承托“五四新青年”：新的价值尺度与理想人格想象，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0]，他们成为党员干部、“同路人”或“历史中间物”、乃至“反革命者”，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剧变之中，新的冲突和困惑不断发生，却难以被一一消化。主体性的让渡与革命的不断激化互为始终，预示着以正义为名的革命暴力与政治迷狂。

需要补充的是，在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视野之下，仅以“工读”为个人出路，偏重个体、独善其身的思维方式，还可能暗含另一重危险。在1920年，新文化阵营还能基本保持统一对外的姿态，实验主义仍被视为进步力量，“新生活”运动本身也常带“实验”意味，将其作为理论资源之一；到了1924年，瞿秋白则对实验主义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唯心的多元论，会导向“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与“市侩哲学”结合，成为反动力量：

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澈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澈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澈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啊！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11]

对比瞿秋白的分析与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言论，其实不无误读与诛心之嫌；但历史现场的实际感受，并不全以纸面上的言论为据。透过实验主义的“不彻底”，他看到的是 “革命”变成“投机”、“鼓动”变成“愚民”的危险。若是放置在前述“信”与“疑”的框架下，则“市侩”实无所信，却尽可信誓旦旦地套用各类革命话语；堂皇正大之言本身即有向下滑落的危险，在一定的语境和分寸中有合理性的“新“话语，可能在一次次有意无意的误读与误用中逐渐磨损，走向虚无或反面。在追寻理想与意义的苦斗中所感到的虚妄尚可悯，仍有通向行动的可能；而缺乏真诚和追问的“无意义感”，则未免流于油滑，而此种浮浅的自利，也正是“现存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

这里有一处微妙但关键的辨析：左翼理论家承认革命需要以群众的切身利益驱动，但是不希望延续“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循环；而如果革命中的人是被市侩式的利益观驱动的，则“新世界”也只会重复“旧世界”。 若去除了罗曼蒂克式的、激动人心的、高度道德化的革命想象，这将是宏大叙事背后卑琐的“真相”——因此无浪漫不革命，无理想主义不革命，这些因素固然不是历史的全部，但确是中国革命得以发动和继续的实际动力。至此，问题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需要怎样的“人”，回到了迷人却不可靠的道德理想。

[1]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2卷第5期，第96-106页。

[2] 康白情孟寿椿等的提案·学会宗旨解释案[J]，少年中国，1922年06月01日，第3卷第11期，第70-75页。

[3] 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J]，少年中国，1922年06月01日，第3卷第11期，第75-79页。

[4] SC：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J]，曙光，1921年01月，第2卷第2期，第91-93页。

[5] 应星：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列宁《怎么办？》新释[J]，社会，2023年，第43卷第5期，第56-86页。当时以俄为师，采取列宁式政党组织方法的既有共产党，也有改组后的国民党。参考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0。这一转变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从"民主"到"专制"，从当时的众多讨论来看，人们是携带着对集权可能的危险的充分认识进入下一历史阶段的。这些质疑、确信与选择，在实际历史运行中究竟如何生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J]，星期评论，1920年05月01日第48期，第7张1-4页。

[7] 有关"知识"观的变化，参考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155-160页。

[8] 鲁迅《序言》，收录于鲁迅：鲁迅自选集[M]，上海: 天马书店，1936，第1-5页。

[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情感调动与组织建构之间的关系："情感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能与革命党政治目标相配合的可控力量，需要具备一整套创造性安排、组织、转化与再造情感的能力，及与之相配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条件。而这事实上对革命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还要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因素，也不能仅仅在政治记述的层面上去讨论。"引自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J]，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14-17页。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年01月，第3卷第4期，第97-121页。

[10]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J]，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第5-26页。

[11]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J]，新青年，1924年08月01日第3期，第10-16页。

小结

总之，1920年前后的“新生活”运动，拟想并实验了以小组织为单位、自由平等的共居生活，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人类生存方式变革。“小组织”建立在财产公有、人格健全的共识基础上——前者本身是“新人”想象的一部分，既上承“大同”“桃源”的古典理想与士大夫式的道德政治传统，亦带无政府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新潮色调。“新生活”运动的最终失败，伴随着社会革命思路的落潮；为继续推进革命，列宁式政党被视为可能的组织载体；在后五四时代，新一轮革命在“政治-社会-人”的复合视野里继续展开。

但即使是在乌托邦失效以后，中国革命仍然携带着浓厚的浪漫气质，更多注目于形塑新人，以文化革新与道德重塑为最终理想，而非为兼容人性恶设置建制。这一套逻辑在革故鼎新之际，自有其合理性与号召力，但也造成了某种难以超克的先天不足：激进革命自然导向以“新人”理想为名的不断纯化，应对恶的方式是除“恶”务尽的革命暴力； 当真诚的、理想主义的弧光淡去，新的共同体到底应该建立在何种共识之上，求同的边界、个体让渡主体性的边界在哪里？如果革命的合理性来自“知识”的正确性，革命的主体如何确保它？如果“绝对正确”为人力所不能及，又应当如何确保整个体系的自反性与调节功能？如果投机者终难禁绝，或互助互利的基点本身即有背离人性、陈义过高之嫌，“新人”话语被抽空内涵、不能真的为人所信之后，革命理想之“道”退化为排除异己之“器”，继之而起的是新一轮价值崩毁。这既是人的问题，也是组织的问题；“后革命”时代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重新谈论“大同”理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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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延伸问题之二：大叙事阶段剧终后，个体向何处出走

后五四时代，接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离开学校的青年何以为生？在科举制废除前，读书人的出路或是“学而优则仕”，或是成为“乡绅”或“先生”，在“耕读传家”的秩序之中，进退各有其位。但随着社会秩序的破裂和重组，新青年们已与故土和乡村的旧有话语体系，产生了相当的隔膜；而城市经济发展，又未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种身心两方面皆无法安顿的处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时代感知。

“想象的乡村”是在“乡村陌生化”的前提之下产生的。“新村”与“旧村”的张力也在于此。当两种价值体系发生冲撞，“新村”构想者也就需要重新认识“旧村”的现实逻辑。在现代中国，“乡村”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到民间去”的呼声从未断绝。从“自觉以觉人”的启蒙者心态，到放低姿态的“向人民大众学习”，都处在同一线索之上：他们始终眺望着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不满足于个人的独善其身。在此过程之中，自然有人迷惘有人退守，但或许仍是一部分人的“入世精神”，构成最重要的历史动能。

在宏大叙事广受质疑、学院与社会日益分离的时代，写下这样的历史观时，难免心存犹疑。个体实在渺小，这些空言在种种现实处境面前，也有迂阔的嫌疑。或许由精神文化史讲个人史，注目个体命运与心路历程，能够让讨论显得更加言之有物。是纤细脆弱如蛛丝的个体轨迹，绞缠成所谓“历史”：一种“织物”（textile）、一条河流，它永远流动，永远明灭不定。对于身在其中的具体个人，乌托邦破碎之后向何处去？这是本文所叙内容的后史，笔者也计划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逐渐展开。

本文延伸问题之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有关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笔者了解有限，未能进一步展开。

大体说来，二者既在对理想社会的本质理解与终极目的上同源，也在革命实践路径层面有极大分歧，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有不同的偏重。具体到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晚清即已传入，当时的译名多用“虚无党”，既影响“大人物”们的政治观念，也在通俗流行文化领域频频现身。[1]而后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履历中也多有追随无政府主义痕迹。20年代初的一系列“失败”，引发思想界的分化与整合，各种激进革命话语经历一系列论辩，以“左翼”的面目重新出场。国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国内党派打出旗帜、争夺青年的需求，使得两种学说之间的畛域日渐分明。“无政府主义”（或译“安那其”）一度被污名化，既退出了当时的言论场（青年们不再以“无政府主义者”相标榜），也隐匿在日后主流修史者的叙述中，逐渐被人们遗忘。

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论辩文字，话题兼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对世界前沿的思潮学说多有涉及，反映出值得钦佩的理论水准，与他们立足本土、逐新求变的热忱。[2]在今日，我们如若想重新打捞、估量和借鉴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有必要对既有的论辩思路、成败缘由进行清理。

[1]参考杨哲. “虚无党”话语在中国:从传入到传播(1900-1930)[J]. 现代哲学, 2016(6): 47-54。张全之. 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3): 136-147.

[2]可参阅钟离蒙, 杨凤麟编. 无政府主义批判[M]. 沈阳,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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