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伊力哈木/滕彪

伊力哈木失去自由11年了，尽管他在中国一天也不曾真正自由过。

我和伊力哈木几乎一见如故。我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高度一致，经历也很类似；我那时在中国积极地参与各种维权活动，代理案件、组织聚会与抗议、频繁利用社交媒体，并经常受到软禁、威胁和骚扰，被秘密警察绑架；他2006年创办了“维吾尔在线”，为维吾尔人维权，热心推动维吾尔人与汉人的交流。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对维吾尔人的苦难没有任何了解，我所遇到的压力和和伊力哈木所处的危险境况比起来，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最初在他家里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都还很小。他给我讲了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故事，从那些故事里，我看到他对维吾尔同胞的浓厚感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民族前景的巨大担忧。

谈话间，他会用手指向天花板，意思是那里装着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和家人多次受到国保的绑架、强迫失踪，并经常受到国保的殴打、辱骂和死亡威胁。2010年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课堂上讲“维权运动和法治”，他悄悄告诉我，听课的有个学校干部，专门监督他和学生的课堂言论；而且教室的天花板上也有监控镜头。后来当局还把他的授课录像断章取义，当作“犯罪”证据。

熟悉伊力哈木的朋友都知道，他聪慧、勤奋，温和友善而且豪爽。作为一名人权工作者，他热情、执着，面临凶险而百折不回。我多次近距离和他与家人接触，很能感受到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深沉的爱。在被捕之前的很多年，他就强烈地预感到，不祥的命运将会降临他头上。他对我说，政府不会放过他的。他清楚自己难逃魔掌，一旦被抓，就会面临重刑。这“重刑”的概念和汉人所理解的也不一样。一般来说，1990年代之后，汉族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获刑5年以上，算是重刑了；被判无期徒刑的极为罕见；而维吾尔人知识分子、活跃人士，动辄十年、十五年以上，还有不少无期徒刑的例子（后来有了更多的死刑、死缓的案例）。他说，“哪怕被判死刑”，他也有心理准备。对他来说，给妻子的每一个拥抱，给孩子的每一个亲吻，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这种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未曾在极权体制之下生活过的人，极难感同身受。

从2006年创办“维吾尔在线”而被当局关注开始，伊力哈木没有一刻是安全的。他的红红火火的生意被搅黄。他每年都有累计起来几个月的时间被软禁在家，不是他自己，而是全家人一起失去自由。他的孩子无法正常上学。他的女儿菊尔曾被哈佛大学录取，但被禁止出国。他不断得到世界各地的讲学邀请，但长期被禁止离境。国保曾闯到他家里，在他家人面前，把他的手机摔得粉碎。他经常受到国保的殴打、辱骂和威胁，并多次被秘密绑架、强迫失踪。

2014年1月，他被投入黑牢，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在囚禁中，伊力哈木被24小时戴上重重的脚镣，关押8个月总共只有三小时放风；他绝食十天对来抗议对他的虐待。此外当局还连续长达十天拒绝给他提供食物。他的体重从被捕前81公斤减到了开庭时的65公斤。人们再次从电视里看到他时，那个充满活力的、幽默的男人，已经变得身体消瘦、头发稀少、面容憔悴。

2017年之后的八年来，伊力哈木的家人、朋友、记者试图从各种途径打听他的消息，但一无所获。当局剥夺了他与家人通电话、写信、见面的权利，剥夺了整个世界了解他的情况的机会。

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权寝食难安？威胁、软禁、殴打还不够，还要罗织罪名终身监禁、并且人间蒸发？

2.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教授，伊力哈木重视调研，分析犀利，见解深刻，而提出建议时又极为冷静，绝不用理想和激情代替可操作的现实。2011-2012年间，伊力哈木和我多次提及，政府高层要他系统写下相关的政策建议，他也一直在认真准备。这就是两万五千字的《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直到被捕后被出版的时候也没有最后定稿。

在这份报告中，伊力哈木探讨了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九个主要问题，分别是就业、教育、宗教、民族人口隔离、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生产建设兵团、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大汉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问题。

他说，维吾尔族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更远远低于汉人地区（2013年末，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同期的全国数字高于50%。）加上普遍的就业歧视和政策失衡，导致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严重。大量的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甚至部分国营企业宁可招内地的汉族也不招本地的非汉民族。

在教育方面，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学校的数量，维吾尔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学生被要求用汉语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课程，导致维吾尔等民族的学生无法理解所学内容，辍学率不断上升，大量有经验的维吾尔基层教师被迫离开教师岗位。而随着双语教育的强制推行，维吾尔语不仅在教育领域，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也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维吾尔语的文化和出版事业急剧萎缩。像在医院、邮局、银行、保险、司法机关、市政等部门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不会维吾尔语的汉人，给维吾尔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在宗教方面，政府的严格管控造成极大反弹，南疆约2.4万个清真寺，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一个干部承包一个清真寺，负责禁止外地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去礼拜。这种完全不考虑信众感受的严厉管控，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在民间激发起极大不满。政府在打击宗教极端思想的运动中大搞一刀切，“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也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等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进而激化了维汉矛盾。”

在新疆，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的项目，几乎全部集中于北疆几个汉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南疆维吾尔社会几乎没有得到城市化发展的资源支持。这加剧了汉人与维吾尔人的空间隔离，加剧了维吾尔社会的不公平感和“非国民”感。维汉民族除了物理空间的隔离，更有身份的隔离。“汉族人几乎全部生活在城市或体制之内，而维吾尔人则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或体制之外。”内地的城乡二元社会，在新疆对应的几乎就是汉族、维吾尔之别。他观察到，2009年七五事件后，新疆各民族杂居的最大城市乌鲁木齐，出现了明显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向本民族占优势的城区搬迁的现象。他忧心忡忡地写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巨大的，因为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生活空间彼此脱离，会加剧彼此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不易觉察的巴勒斯坦化。”维吾尔人在中国是“非国民”或“二等公民”，而兵团则直接被视为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

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伊力哈木说这是“最封闭最独特的组织体系”，对兵团性质的描述，民间普遍说法是，“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 兵团被官方宣传为“新疆社会稳定的保证和象征”， 而实际上在维吾尔社会，兵团则是民族对立的象征，是种族隔离和政治经济压迫的象征。兵团制“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

3.

在中国，直面这类问题的人，即使在大规模建立集中营之前，也少之又少；能够长期思考、深入调查分析而又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除了伊力哈木之外，几乎很难找到。这些问题，因为涉及宗教、民族、认同、人权等等而被当局列为“敏感”问题，成为学术禁区、媒体报道的禁区，甚至成为日常讨论的禁忌。更常见的情况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禁止这些讨论的情况下，人们自动地感觉到了危险，从而识趣地放弃了讨论；或者，假如不得不谈论和研究这些题目，就会得出和官方说法一致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从事人权工作多年、认识 伊力哈木之前，仍对这类严重的问题所知甚少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如此惨绝人寰的维吾尔种族灭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闻所未闻的主要原因。

伊力哈木在陈述问题、分析成因之后，提出了温和、中肯的建议。这些建议无非是遵循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遵照基本的经济规律、尊重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的基本常识，而已。他的建议包括，逐步扩大维吾尔人的就业机会，促进南疆北疆人口的流动，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家，反对以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改变人口结构。有计划地系统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建设少数民族产业工人队伍。平等尊重当地民族的语言和宗教权利，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推动出版与文化。培训宗教人士，引进和出版宗教书籍，加大对宗教的研究和投入，更公开透明、公平地安排朝觐。停止粗暴的、高压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消除或减少人为的物理隔离和身份隔离，停止公开的歧视政策。适当增加维吾尔族干部的比例，鼓励汉族干部学习掌握一定的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逐步弱化兵团反分裂的作用和震慑分裂势力的宣传，应考虑让兵团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有起码良知和判断力的人，都能感受到伊力哈木在提出这些建议时的真诚、理性、温和，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能够付诸实施，也会对新疆民众的痛苦、对紧张的局势起到缓解作用；但中共当局所选择的却是人性和文明的反面。从伊力哈木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之后，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变本加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对伊力哈木和维吾尔人的善良期望和建议，中共用以回应的，是集中营，是系统性洗脑、酷刑、性暴力，是强迫劳动和绝育，是密不透风的高科技监控，是野蛮的分离家庭，是血腥的国家恐怖主义。

伊力哈木所主张的几乎每一个政策，都没有被当局采纳；他所批评和反对的几乎每一件事， 都没有改变；而他所担心的可怕局面，正在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从某种角度看，中共最害怕的，并不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是激进、暴力和阴谋，而恰恰是这种不加渲染的真实，是细致入微的分析，是让任何有是非、有底线的人都无法拒绝的极为合情合理的诉求。共产党穷凶极恶的癫狂，反映出来的反而是他们对自由与开放社会的恐惧、对人性与文明的恐惧。共产党真正害怕的，是伊力哈木这样的清醒者、勇敢者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人。

伊力哈木说，“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在他被捕前两个月，他开车带孩子及妻子外出时，遭三名秘密警察驾车冲撞车尾部，国保辱骂他并发出死亡威胁：“撞死你全家！” 他写了一份遗书，特别嘱咐家人，即使被秘密警察弄死，也“不要认为是汉族人杀死我的，不要把这个仇恨加在两个民族之间。” 得知自己被判无期徒刑后，伊力哈木说：“我是为我们的民族呐喊，更是为中国未来呐喊。……和平是上天赠送给维汉人民礼物，唯有和平、善意才能创造彼此的共同利益。”

这样的声音，在大汉族主义、大一统观念极为猖獗的中国，是极为珍贵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批人，绝大多数都深受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污染。我作为汉族知识分子，因为提出“反思汉人特权”而受到种种嘲笑和辱骂。但是没有这种作为底线的反思，这片土地受到的诅咒就不会停止，汉民族身上的罪恶，汉民族自己的苦难和加在其他民族身上的苦难就不会结束。雅思贝尔斯在讨论到战后德国责任的时候说， “承认我们的罪责是自由的第一步。” 汉民族的罪恶和羞耻，也伴随着人之为人的形而上的责任；我感到永远无法抹去我自己身上的罪恶和羞耻，因为我是汉民族的一份子和人类的一份子。

伊力哈木可能不知道，他的侄女，一名25岁的护士，在购物途中被警方在检查手机时查出有伊力哈木的照片和一篇自由亚洲电台的相关报道，被法院判刑10年。伊力哈木也可能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宗教精英和文化精英正被监禁在集中营、被判重刑、被肉体和精神折磨，有的已被迫害致死。

失去故乡和亲人的悲伤，失去母语的剧痛，失去自由尊严的屈辱，这一切的不义都在我们眼下发生；而且因为这样不义太多、太重、太久，以至于成为“常态”，以至于无法成为新闻，无法吸引眼球，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与情感中占有一席之地。普利莫·莱维在讨论纳粹大屠杀的时候说，“它发生了，所以它还会再次发生。……它会发生，而且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维吾尔种族灭绝迫使我们坐立不安，就像奥斯维辛迫使我们审视人性一样。

伊力哈木是维吾尔人的良心。任何一个民族的良心也都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在专制肆虐的地方，那些对抗黑暗的人，那些说出真相的人，一直在为我们承受着无尽的苦难。我知道他没有仇恨，没有绝望。中共当局在新疆的野蛮政策，目的是为了制造仇恨、制造绝望，而伊力哈木则致力于反对暴力、弥合裂痕、增进理解、提倡宽容。

有时候，我会尽最大努力去想象有伊力哈木的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持久的恐怖与无边的黑暗，即使那想象也足以把人击垮。我经常望着电脑里他那深沉的双眼，那眼里充满忧伤，也充满了耐心、仁慈和期待。

伊力哈木，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