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古建，重走梁林路

1 月 16 日

1931年至1937年初，梁思成与林徽因“六度赴晋，三次访晋北”，对山西古建筑做了细致的考察。我对梁林二人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一直很尊敬，但是也时常好奇，那种纯粹的劲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和那个时代，又和建筑本身有什么关系？

“微月中步行寻到田垄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瞭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林徽因《山西通信》/1934
我到镇西5英里外时，正是落日时辰。前方几乎笔直的道路尽头，兀然间看见暗紫色天光下远远闪烁着的珍宝：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夕阳，掩映在远山之上
——梁思成《华北古建筑调查报告》/1940

/🍂原文于2024.5

冬天，我与好友走了趟晋北。我在一个雨天到了太原，从那里租车上路。

出发前夜，我们和一些其他朋友聚会后在街上遛圈，过年的深夜四下无人，只看到家家阳台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像极了贾樟柯电影里的卡拉OK厅。也许制造一个摇摆、闪烁和欲望的空间是贾樟柯对山西文化的一种表达，那毫无疑问山西还有诸多其他有趣和深邃的面向，古建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这次旅行的路线基本上和梁林在1937年的最后一次晋北考察路线重合：自太原出发，经五台，到繁峙，最终在大同结束。梁林的这次考察虽然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断，只有十数日，但却遇到了他们最梦寐以求的“发现”——一座尚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佛光寺

我们到豆村的佛光寺时已是下午，只剩一个多小时的开放时间。佛光寺背靠五台山，朝西建在一个台地上，掩映在许多参天古柏之后，游人寥寥。寺中东大殿位置很高，在下面无法看清大殿全貌，需要爬上一个陡峭的山门，所以任何人来了都非得仰视，檐和斗拱就显得很有压迫感，这个空间也让东大殿看起来更高大宏伟。

我们绕着大殿转了一圈，趁着天光仔细端详那些斗拱的木结构，也进到殿内观察那些梁和精美的佛像，忍不住咂舌。当然，还有角落的宁公遇坐像以及梁上的字，这些曾出现在梁林故事中的细节，也东大殿更生动和迷人。

1937年6月底，梁林以及几位“营造学社“的同事先是坐汽车，然后换乘骡车，从太原直奔五台山脚下的佛光寺，一看到佛光寺东大殿，“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见”，一方面是大殿中的神像有晚唐风格，类似敦煌石窟的塑像，如果神像是唐代作品，那建筑必是唐代原构而非重建，另一方面，斗拱，平暗的风格特别，屋顶梁架的形制甚至只见于唐代壁画，和后世明显有别。

梁林一行都很兴奋，但彼时谁也没有在中国见过唐代木构，实际上，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早在1929年就宣称：“中国全境之内，木质建筑遗存，缺乏得令人失望。具体说来，中国和朝鲜超过一千岁的木制建筑，一个都没有。”这一论断如鲠在喉，中国人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建筑，甚至连像样考察都没有人做。“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他们钻研宋代古书《营造法式》，以古代文献与现代测绘结合的方式到中国各地考察，逐渐发现不少宋代、辽代的木构，但是始终没有遇到唐构。

若要证明佛光寺确系唐构，则需要拿出确凿证据，一筹莫展时，远视的林徽因在大殿一根梁上辨识出微弱的墨迹：“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随后林又想起在殿外石经幢上也有这个”宁公遇“的名字，而那个经幢的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应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这个庇护了诸多唐代雕塑、壁画、书法的木构，居然真的跨越千年，从遥远的唐代屹立至今，实在珍贵。

这座的木构的捐建者“宁公遇”竟是一位女性，她的造像一直坐在众多神像脚下，被僧人误认为是“邪恶的武后”，而她的身份在千年之后竟是被一名女性建筑师发现和纠正，这实在也令人感到振奋。

我们拜访东大殿时距梁林的考察又过去90年，大殿东南角斗拱处如今加装了支撑木柱，以应对沉降和变形，古建工作者也为屋顶瓦缝做了修复，减少漏雨的影响。木构建筑极少的原因之一便是不耐保存，不管是腐朽、劈裂还是火灾都会对木构带来毁灭，佛光寺也仅仅是幸存而已。但是一座唐代木构的幸存，像是为那个时代和文化提供了注脚，在这里历史以一种实在的、具体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和环境中。

有人考证，梁林确证佛光寺东大殿年代的那天正是1937年7月7日，但彼时他们在山中通讯不便，不知道中国已经天翻地覆。在一段时间的测绘之后，7月15日他们经五台山撤到代县，才在报纸上获知开战的情况，他们归心似箭，希望和家人团聚，于是便匆匆终止考察，经大同、张家口返回北京了。

梁林返京这段经历的细节可见于林徽因给女儿的书信《1937年7月中旬致梁再冰》，我后来反复读，蛮感动，不仅有一位中国人面对侵略的勇敢和决心，更重要的是有一位母亲对女儿的耐心和关爱，以及把孩子当作大人一样的那种尊重和支持。

我们在佛光寺待到寺门关上才离开，随后驾车翻过五台山的一侧，经鹅河河谷到了繁峙县城落脚，路上的晚霞非常美。

应州塔

在繁峙休息后的第二天，我们拜访了一些周围的寺庙，比如保存明代水陆壁画的公主寺，以及有金代壁画的岩山寺（没开门），当然相比佛光寺这里的建筑都黯然失色了。

随后我们翻过繁峙北边的山脉，路过一段明长城，到达大同盆地。在这里我们要拜访此行的又一重磅目的地：应县木塔。

时值春节假期，应县交通如今又极便捷，所以来拜访应县木塔的游客简直摩肩接踵，我们花了大功夫才停好车，但随后又挤在应县木塔外的“游客步行街”动弹不得，也是捱到快闭馆才进到木塔所在的佛宫寺。看到木塔，第一反应是高，塔身算上副阶（夹层）共10层66米，基本上是现代20多层楼高了，而且其“粗壮”也突破我们对塔身“纤细”的惯常认知。于是我也非常能够共鸣梁思成对木塔的第一印象：“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

按形制来讲，应县木塔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世上现存的最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但是如今，每个来拜访应县木塔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木塔状态之糟糕：肉眼可见的歪斜了。它能坚持到2056，迎来第1000个年头吗？

应县木塔的歪斜其实是最近百年以内才发生的事，主要原因是军阀混战时的炮击和某位民国县官为了美观拆除木塔外槽斜撑墙体。今天，许多人在呼吁对木塔进行“落架大修”，这是一种保养木构建筑的传统办法，这种方法将木构中的每个部件像积木一样依次拆下，进行维修或更换，以保证维护后的建筑结构如初。但是应县木塔的结构实在复杂，比如全塔光斗拱结构就有54种，“落架大修”实在没人有信心做了。所以今天只能对木塔做一些保守维护，比如在倾斜严重的二层加装钢筋，进行物理加固。

1933年，当时木塔尚未歪斜，还是最好的状态，当时梁林与营造学社同仁第一次来山西考察，他们首先完成了在大同云冈石窟的工作，随即来到了应县。可惜的是，林徽因由于家中孩子尚小（幼子梁从诫此时刚刚一岁），从大同先行返回北京了。

面对应县木塔，梁思成在家书中不断向林徽因表达喜悦：

“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

这里我想岔个题，2024年是林徽因女士诞辰120周年，在5月1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追授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以纠正他们的“历史错误”：众所周知，当年由于宾大建筑学不收女生，林徽因修满学分却只能拿美术学士学位。

当我在为本次旅行阅读和搜索资料时，我不断感受到梁林的故事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建筑师不断困于无偿家务劳动的故事，林徽因不得不操持丈夫、母亲、孩子及仆人们生活的琐事，同时也得支持梁的建筑事业，甚至是代笔和画图。按梁林的好友费慰梅所言，“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徒”。抗战时期梁林在李庄的故事更是让人痛心。

所以，当读到梁思成写应县木塔的家书时，我实在也为林徽因感到遗憾。

“发现”古建

离开应县后，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大同的云冈石窟，看看那里犍陀罗风格的造像，但这一趟游客实在太多，体验并不好，便不再详述。而且两三天的自驾之后我们也乏了，脑袋里塞了太多未处理完的信息。我和朋友在大同分别，便回到各自的现实世界了。

离开晋北后我在思考，对于梁林的考察活动，他们“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木构的“桂冠”，我总觉得有些别扭——这些建筑早已存在，寺中的僧人，周围的村民可能早就对他们见惯不怪，怎么忽然一队外来的建筑师要声称“发现”了这座建筑？这是建筑学的傲慢吗？

实际上，这总让我想起来“地理大发现”这个用来美化殖民主义的词。我对梁林绝无贬损之意，在那个年代，若不是他们的工作，自然会有其他建筑学者，甚至是外国人来“发现”佛光寺（日本僧人和建筑学者早已关注此地并拍照发表）。但除了这种“民族自尊心”的动机，我也明显感觉到一种断裂：在这里，“发现”是对价值的粗暴重建，虽然千年来佛光寺香火不断，但是大家早已忘记该寺的建筑年代，或者说年代根本不重要，“古老”本身也无甚价值，直到梁林带着现代建筑学来到佛光寺。

后来我读到梁思成1932年第一次离开北京去乡下考察古建筑时的信件，他向友人这样描述他的旅途：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部要是在美国早就当废铁卖掉了的T型老破车......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梁思成与林徽因》费慰梅

这简直不能更加“现代性”和“东方主义”了！一位乘着福特T型车的海归城市人，在陌生、危险而古老的土地上进行一次冒险，关注的也是有全新文化价值的事物。有形的建筑，超越礼仪系统和口述史传统，组成新的历史叙事结构。

所以，梁林的古建考察，也不可避免的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用现代方式测绘、研究解读古建筑以及古代典籍，更体现在古建研究的本体论之中：现代性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即通过理性和科学方法，人类可以不断进步，不断地超越以往的知识和技术。在这种视角下，历史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系统地解构和重建的对象，而古建筑的“发现”和研究就是这种企图理解和掌握历史的体现。

半年后整理当时的一些笔记和思考，我发现我对于古建筑的兴趣，最终形成了一个在现代性范畴中，关于叙事结构的问题，也许这会形成一个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但我无意为了学术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