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换宿省钱之外，还有如何成为local

1 月 31 日

比如盖个房子？

大学四年在国内不断低预算的旅行，因而也蛮早就接触到了打工换宿的概念。2020年年初，我便去了福建泉州的青旅换宿了两个月，几乎算是从小到大第一次开始工作，和阿姨一起清扫房间、和店里的朋友们一起做饭吃饭打台球，同时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泉州爆火前的大街小巷里闲逛，非常开心的两个月。

因而来澳洲前，在小红书上刷到了诸如HelpX、WWOOF这种打工换宿的平台，澳洲嘛，自然换宿的地方也不再是青旅而是农场，我也便是透过HelpX找到了刚落地后的第一个换宿家庭Ken&Di。的确没想到当初这样的决定，居然让刚落地后的生活变得相对平稳和安心一些，与换宿家庭的交流也能缓解一些对于英语口语的不自信，甚至还学习了一些白人饭的菜谱，青酱意面、quiche、Risotto等等。四家换宿下来，当然学到的不止是这些，还有how to be a local。

十月时在Jill家换宿时，有一天被带去参加了Rubicon forest protection group的会议和晚餐，本地的一个森林保护协会。听起来还蛮正规，其实也就在其中一位成员Katerina的家里，我第一位Host Ken，以及当时接下来的Host Lea都参加了讨论。不过议题也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坐在一边的书架旁看看书，颇为震撼的是，其中一个书架装着满满的国家地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全彩。我甚至还找到了跟我同岁的一本国家地理，里面还有采访刚上任不久普京的报道，真是时过境迁。另一个收获，则是那晚在晚餐结束后，一对夫妇跟我讲，欢迎我去到他们的家里打工换宿一周，不过那晚新面孔实在是有点多，没记住他们的名字。

之后住在了Lea家，在葡萄园工作，一月初结束前，还一度为接下来去什么地方非常的焦虑。感谢小红书，没焦虑几天就确定了接下来的目的地，安排旅行计划订机票找住宿，一气呵成，总之，还是不要为自己的选择太过于犹豫。还是多少有点不想那么快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因而也稍稍推迟了一下离开维州的时间，想起来了之前邀请我去打工换宿的夫妇，透过Jill帮忙联系，他们还需要我去打工换宿，住的地方也距离我在的Lea家不太远，So lucky lik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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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家的男女主人分别是Robbert和Elaine，约好来接我这天的上午，我还在匆匆忙忙收拾Lea的房子，倒垃圾擦桌子，希望Lea半个月之后回来不会骂我。转眼间，上了Eliaine的车，就离开了呆了两个半月，囿于没车几乎没离开过的地方。

和Lea有着数十亩的山野不同，Elaine的房子位于镇子里，即便如此，房子和院子整个的面积大概也有三四千平米，相应打理起来亦能更仔细。屋子的一角还有Robbert精心打理的Bonsai日式盆栽，大概三四十盆的样子，都有铜丝缠绕固定形状，一隅还有个用竹子简单搭的神社鸟居，私以为不在于形制而在于其神。刚到的这天下午，Robbert和我在前院的花园里散步，更小的面积带来的是对每个角落植物和动物的熟悉，如数家珍地跟我介绍每一种植物，这个开什么样的花、那个是什么样的叶子，我自然是记不住每一种植物的英文名字了，但是对于一个拥有这片土地三十年的人可不是什么难事。

后院是由Elaine打理的小菜园，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应俱全，一畦畦生菜、巨大的紫甘蓝、青色的南瓜、西葫芦和即将成熟的西红柿，足以看出耗费了许多精力。当然也有困扰，Elaline跟我抱怨西葫芦只有一朵雄花，好在西葫芦和南瓜在植物学中同属于葫芦科的南瓜属（Cucurbita），因而可以用南瓜的雄花来帮助西葫芦的雌花授粉，也算是个能让西葫芦结果的办法。一些我不来澳洲可能这辈子都碰不到的问题。

之前换宿，我往往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抱着电脑，而这一次，经历过一个多月孤独一人的生活后，无论如何都坐在客厅里了。于是也有了更多和host交流的机会比如和同为犹太人的Robbert，讲起来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和哈尔滨的历史，乃至今天还有教堂的遗存。当然也听了他们讲述的许多故事。

我在澳洲呆了一个多月时即意识到，与其说华人或亚裔是澳洲的移民，不如说除了原住民之外的所有人都是移民。Robbert是来自荷兰的犹太人，他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而在四十年代逃到了瑞士，第三帝国中唯一的孤岛，他也正是在瑞士出生。二战后，荷兰在印尼的战争则随着日本的投降，而重新与苏加诺等领导的民族独立武装战火重燃。他的父亲被征兵派往印尼，几年后，随着印尼的政局不稳，而带着全家又来到了澳洲。关于二战后荷兰在印尼的行动，我最近看了一部荷兰拍摄的电影东方（De Oost），非常棒的一部荷兰反战电影，也是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题材。Elaine的经历同样蛮有趣，是从英国来的第一代移民，为了不再在阴冷潮湿的英国继续生活，七十年代的时候和女友一起乘坐轮船从英国到墨尔本，彼时还刚巧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关闭，因而不得不历时一个多月绕道南非的好望角。和这边年纪稍大的人们聊天，总能发现世界历史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比如身为犹太人父辈曾被关过集中营，战后逃到澳洲的Lea；之前在葡萄园的农场主Medge的父亲，在二战时曾作为澳洲支援母国英国的飞行员，参加过伦敦的空战；Robbert也提到，八十年代时他曾经投资过房地产，购买房产后分租出去，之前都不曾有中国租客，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方才涌入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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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换宿，总归是要干活的，来到这里第一天便学会了新的工具，电锯。之前在Ken的农场便和Ken一起去砍林子里倒塌堵在路上的树枝，他教过我如何使用电锯，但是一贯是由他来使用电锯，我去捡拾木头。没成想来了Robbert这里，第一件事就是锯木头，他先锯了一段时间后，问我有没有兴趣来锯一锯。虽然用电锯看起来非常帅，但真正锯起来还是要讲究很多的方法，首先是安全，要固定好木头和身后的电线，手握紧电锯的把手，一旦碰到电锯的电线和持木头的人的时，可就不是个小事情。讲授用法的时候，Robbert举起了手指，他其中一只手的食指的前两个指节消失不见，这可能是最直观和最痛苦的讲解案例了。锯直径较大的木头也要讲究方法，要电锯根部的锯齿抵近树干，呈扇形向下移动电锯，才能避免电锯的刀片卡在树干种的尴尬处境。

之后的几天工作也是些二十多年的人生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想过的体验，比如盖个房子？Elaine一直想再有一个玻璃花房，囿于他们两个人人手不足，这样的计划一直无法落地，直到我的到来。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玻璃花房，始于挖地基。我又拿起了好久没用的镐头，为房子开挖约20厘米深的地基。看着我弯着腰、小幅高频用镐头的姿势，Robbert真是直摇头，原来这东西并不是靠力气，而是依靠重力的工具，使用时举到头顶，让前端受重力插入土中。

挖完地基后，是和水泥砌砖，你说国内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学生哪碰过这种东西？我们常讲的砂浆、水泥和混凝土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东西，砂浆Mortar由水泥Cement和细沙、石灰等构成，用来黏合砖与砖间的缝隙；而混凝土Concrete则是带有石子和粗沙砾的Mortar，用来做地基，澳洲这边为了家用的便利，石子已经提前预放在了混凝土干料袋子中，用的时候加水搅拌即可。和泥抹灰外，还有手锯、电钻和台钻，比如用手锯切铝片、拿台钻给切好的铝片钻孔，用电钻将钻号的铝片用螺丝固定在墙上，这短短一周的换宿几乎是工地速成班

休息时，Robbert从工作中的blueprint讲起了年轻时从事的太阳能业务时的一些图纸，太阳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片蓝海，那时一块太阳能板的价格差不多是现在价格的数百倍，因而不得不用巨大的凹型反射镜将阳光汇聚到中心的小小一块太阳能板上，但造成的后果是，不仅仅光子向中间汇聚，还有巨大的热能汇聚。因而当时Robbert所做的工作便是解决这个问题，即在电池板背后添加复杂的水冷设施，工作的过程中收到的热量即刻被带走，导致整个电池板的背后“像一个刺猬”。如今，他卧室的墙上还悬挂着当年的图纸、太阳能发电站，以及澳洲邮政发行的相应邮票，想必也是非常令他自豪的作品了。

一天晚餐时，我聊起来来到澳洲，在fishfarm时因语言问题造成的一些笑话。那时的一天傍晚，英国同事说晚上我们一起去pub吧，这个词我一直以为就是小酒馆、酒吧的意思，于是晚饭时我就烤了半个冻披萨吃。结果去了pub才发现和我想得完全不一样，而是类似于餐厅，大家都点餐，我也总不可能不去点东西，于是那晚吃到好撑。没想到讲完这个搞笑故事的第二天，Elaine便邀请我去镇子里唯一的一家Pub吃晚餐，大为感动，感动于邀请我吃我晚餐，感动于农场工作两个月来第一次去餐厅吃饭，坐在椅子感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

吃饭时，Robbert向我介绍餐厅其中一些员工是有着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原住民血统，而这样的血统往往也不直接来自于白人与原住民通婚，而可能是白人性侵原住民的女性造成。原住民如今主要居住在北部偏远的北领地和昆士兰，Elaine和我讲，这并非是原住民们不想居住在更好的土地上，而是在欧洲人到来后被驱逐出原本的土地，才不得不到更偏僻的地方。而白人殖民者采取的手段也颇类似于在印度等地采取的内部分化的办法，原住民有许多不同的种族和部落，殖民者将其驱赶后，将不同部落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分配到同一个定居点内，从而造成其原有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的消失，被迫学习起英语

如今的澳洲可以说是在原住民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原住民和白人活动家的努力，1962年原住民获得了联邦大选的投票权，1967年全民公投通过了宪修正案，给与了原住民同等的公民地位[1]。去年九月我刚刚抵达澳洲后不久，又举行了新一轮的就原住民地位的全民公投，当时的Host Ken还带着我去张贴“YES”的标语牌，号召大家来投下支持票，Ken也向我简单的介绍了原住民议题背后的复杂性，从而也让我有了更多关注原住民问题的意识。

很遗憾的是这次公投并没有通过，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人们对于原住民的问题意识不足，而是有诸如澳洲投票制度为强制投票、阿尔巴尼斯政府欠缺对投票的前期教育等等，Robbert也对公投的结果表达了遗憾。在餐厅里，我问Robbert，你们两个人都作为一代的移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涉及迫害原住民的行为，那你们又为什么视原住民的历史为自己的过错？给我的回答也非常坦率，因我我们是白人，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因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在小红书和身边的中国朋友们中，常常听到对于皮肤黝黑的原住民为“阿宝”，我猜这个名字可能是认为原住民是澳洲“供起来”的“宝贝”。我并不想对这样叫法进行批评，但事实上毋庸置疑这是极其侮辱性的，类似于我们叫印度人“阿三”、韩国人“棒子”等等，也同时掺杂了对于黑人（the black）群体的歧视和歧视性恐惧（discrimination fear of strangers）和仇外心理（xenophobia）[2]。这样的歧视性用语往往是由于不了解、中文互联网中的不实信息等造成，我想当了解了原住民种种遭到压迫的历史背景后，便能理解为什么如今的原住民可以拥有“超国民”的待遇，这是对于他们曾经受到的伤害的补偿，虽然这对我们常常受到伤害的老中们有点难以接受。

除了“阿宝”外，还有如“原住民的teenager非常顽劣”“原住民每周什么都不干就能有八百多澳元的津贴”等等的说法。事实上由于长久以来原住民的劣等地位，而造成了其受教育水平较低、存在许多的健康问题，这导致了原住民青少年往往存在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之于津贴，事实上只要在澳洲政府网站上检索便能发现，事实上政府并无无条件的对原住民存在津贴，在政府层面只有对于助学贷款、孤儿、原住民搬迁、居住于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存在津贴[3]。而偏远地区原住民的津贴事实上也并不高，只有每周不到二十澳元。之所以有每周数百澳元的津贴的说法，可能与如原属于原住民的土地，被采矿公司进行征用，每年会给予数万澳元的“原住民产权福利（native title benefit）” [4]，作为土地使用费而言，我想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无论如何，作为来到另一个国家的外国人，摒弃来自母国的偏见，去习惯理解不同的习惯和文化，才能是融入这个国家，be a local的开始。

令我感动的还不仅仅是吃一顿饭这样，最后一天的早上，Robbert和Elaine开车送我到镇的公交站，陪我一起等待前往墨尔本的公交车。公交车准时抵达，远远能看到了公交车的影子，感激的话后，我和Robbert握手，和Elaine拥抱。登上公交车前一刻，Elaine塞给了我一个信封，嘱咐我上车后再打开。上车后，信封里面是一张龙年的明信片，里面写着欢迎未来的随时到来，以及夹着250澳元的现金，我仅仅是在这里呆了六天的时间，着实令我分外感动。但也无以为报，也许只能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了。

我现在从生活了三个多月的维多利亚州搬到了北部昆士兰州内陆的一个小镇中，这里有着更多的原住民，三月份时候还要举行市议员和市长选举，关于这些话题我都准备写一写，还请期待未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