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過「第一」的書店店員：菲律賓人Dante的澳門歷險｜投稿 #14

作者：沅泱（有時寫劇評的非本地生）

丹特的全名是Rodantes V. Quejano，有的人會稱他為Dante或Atan，而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叫羅定賢。這個來自東南亞的年輕人在菲律賓完成了工商管理學士的課程，隨後於1988年的秋天前往南中國，在中港澳三地輾轉了一段時間後，於澳門找到了一份臨時工，做清潔和工地雜務。

而在這些臨時工之中，最幽默的一份兼職是迎賓：迎成龍來澳，他站在紅地毯旁邊搖旗，一天給五十塊和一瓶水。 

做兼職那兩年他攢下來的錢都用來印照片寫求職信了，的確那個年代可以在南華早報、澳門日報等報紙的求職欄找到工作，只是這些工作多少都有限制：要有工作許可（藍卡）、要懂中英文。而這兩個條件對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並不容易達成，幸好通過教會姐妹的幫助，丹特在1990年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全職：在粵華中學做圖書館員和行政工作，兼授初級會計課。學校為他做了工作擔保，辦出了他的第一張工作居留藍卡。

他回憶起來，那時候實在是缺人，學校不得不一個人掰成三瓣用，就連下班之後還要備課、改作業、處理文書工作，與此同時他還在做其他兼職以盡快攢錢。

處處可能的城市

20世紀80年代澳門的重大社會議題之一正是非法移民合法化，從1982年無證勞工登記行動到1989 年「龍的行動」，數十萬的大陸居民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進入澳門，然而當時的新移民受教育水準較低，因此通常以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為主。

然而，根據海外菲律賓人協會（Commission on Filipinos Overseas）的統計得知，1988年在出國前已取得大學文憑的菲律賓人共有15614位，佔總註冊移民的26.9%，在隨後的近二十年裡海外移民中受過大學教育的佔絕大多數，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為這些出國務工的菲律賓人找工作時提供了相對高的競爭力。

在中學工作兩年後，他曾經的一位學生問他有沒有興趣去做葡國餐廳的賬房，面對機會時他毫不猶豫地「轉換賽道」——但是換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學校工作實在是太辛苦了，做不下去了」。

相對來說餐廳的工作是新的挑戰，儘管學校裡福利不錯，但去餐廳工時更長，因此工資也更高，他開始進入葡人的生活圈子，這段經歷對他而言是打開澳門這個窗口、認識多元本地文化的好時機。在此之前丹特主要依靠天主教會的支持，但是換了工作之後，葡國老闆幫他辦下了非永久居民身份證，也正是在1992年，他開始把在菲律賓的家人一步步接過來。

沒過多久，他從葡國餐廳辭職，在1993年入職了建築公司，然而其中有幾個月裡由於沒有工作單位的擔保，他並沒有合法的工作許可，但是每次在經舊大橋往返澳門和氹仔時都有專人檢查證件。幸好，邊檢官員只是敷衍地查一下證件，從來沒有翻到簽證那一頁。 

擺在今時今日，若是一個年輕人不停換工作會被認為“不夠有恆心”，“不夠穩定”，擺在90年代的丹特身上，似乎不僅是因為他有選擇不同工作、不同工種的能力，更是因為澳門是一座處處是可能的城市。 葡國政府管治時期對於工作簽證的要求還沒那麼嚴格，持工作簽證的外地雇員可以同時兼職做幾份工作。

「丹特，現在這片土地就是中國人的了！ 」

隨後丹特在1993年加入了陽光清潔公司擔任經理一職，並同時做著建築公司和清潔公司的兩份工作——通過這份工作，他在1997年拿到了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而此時澳門的清潔公司缺乏人手，他把在家鄉的家人紛紛叫過來工作，從此一家人在澳門紮根。

澳門的經濟自90年代初的高速發展後，在1993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幅從1992年的13.3%大幅下跌至5.2%，隨後陷入停滯，並在1996年總體經濟陷入負增長的水準。此外，旅遊博彩業亦受到重挫，博彩收益逐年下降，抵澳旅客人數自1996年後不斷減少。 

然而這樣不景氣的外部經濟形勢，並沒有影響到陽光清潔公司繼續承包項目，丹特的公司裡有80%的業務來自於政府項目，包括1995年投入運作的澳門國際機場、1997年開幕的新八佰伴百貨公司和1999年重建的鏡湖醫院，以及公共衛生中心、銀行等項目。 

在1998年11月23日第47期的澳門政府公報第239/98/M號訓令中，可以看到陽光清潔公司的名字，由該公司承保了澳門文化中心的清潔消毒服務之合同，金額為705000元。丹特後來補充，公司已改名為「新陽光清潔公司」，他直到如今都與前老闆保持著良好關係。

過往與政府方的合作經驗為他累積了一定的人脈，以及處理大型活動的工作能力。在1999年的冬天，他作為項目經理負責了澳門回歸儀式，工作內容包括場館品質管控、安保工作、回歸儀式的主演出彩排......儘管籌備回歸儀式耗時接近一年，真正準備場地只用了3天，管理著最細節部分的丹特自然是角角落落都不能放過；同時，他作為一個澳門人見證了這場典禮。 

回憶起現場，他笑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現場葡國老闆傷心地跟他說：「丹特，現在這片土地就是中國人的了！ 」

回歸除了意味著主權的改變，而作為一個市民他則感覺「一切都變得嚴格了起來」，其中最首要的變化是對於工作簽證的限制。在澳門回歸之前，像丹特這樣的菲律賓移工可以同時做好幾份工作，賺來的錢可以在家鄉供小孩讀到大學，若是孩子讀了機電工程這樣的技術，還能來澳門找份不錯的工作；然而回歸之後，外籍移工賺錢的機會就不如以前那麼多。 

此外還有一個顯著變化是法律上更加嚴格，但在他看來這種變化不完全等同於「治安變好」。「在賭權開放之後反而有更多不合法的存在，那些不穩定因素轉移了，並沒有完全消失。」，丹特如是說。

第一個上公屋和參選的菲律賓人

在離開家鄉13年後，丹特在2001年回到菲律賓渡假，一口氣完成了幾件人生大事：結婚、蓋房、家庭團聚，但他的征程並未在此停步。 

假期結束之後丹特回到澳門，卻發現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想找一份工作沒那麼容易了——於是他太太開了一間小餐館，一家人蝸居在餐館的閣樓上，因此在2002年他申請了政府住房項目中的經濟房屋。雖然回歸後的經濟房屋競投政策有所調整，由原來的每三年一次，調整為自上一次競投的確定名單公佈的次日起計六個月後進行，但他等了三年才等到申請通過。 

如果說他先前的人生經歷，是一個有勇有謀前往異鄉闖蕩的年輕人的故事，那麼到了這一步，或許可以換一個視角來講述：這是一個異鄉人在澳門紮根的開始。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房屋局的文件顯示，在2003年共派出6333份申請表，收回1845份，獲接納的有1627份；2004年3月新一輪經屋申請中有2981份申請獲接納。2003年氹仔地堡街的泉福新邨落成，直至2005年他的申請終於獲接納——這是一套三室兩廳的新房，從此不必一家人蝸居在太太店鋪上的閣樓。 

在21世紀初政府經濟房屋開放申請後的四千餘份申請中，他是首個取得政府公共房屋的菲律賓人。 

儘管澳門經濟在回歸前後曾陷入低迷，但丹特先前積累的項目經驗為他再次起航打下了基礎。2002年政府批出博彩業經營牌照後，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迅速，與此同時作為關聯行業的會展業，從場館建設和城市定位上找到了發展的機會。 

我們的項目經理丹特從2004年開始繼續參與政府的大型項目，如2005年舉辦的澳門東亞運動會和中葡論壇。 

在東亞運動會之後他還參與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澳門代表隊的籌備工作，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即“澳門蛋”）中管理運動器材和設施，為即將前往北京參賽的澳門運動員提供後勤工作。他坦言參與體育賽事的工作體驗十分不一樣，他的工作內容在過去這些年主要都是一些準備工作，而為運動員提供服務令他感覺“離這個時代的重要事件更近了一步”。 

2008年的大事除了奧運會，還有再次席捲而來的經濟危機，參與政府項目的丹特毫不意外地失業了——長達七個月的失業並沒有讓他停下腳步，他發揮自己當初在陽光清潔公司管理項目的能力，致力於家政清潔、搬家服務上，同時他還兼做菲律賓旅客的導遊。此外，他加入了社團「齊聲建澳門」（Plural Voices-Peoples of Macau），一個成立於2009年的新政黨，並參與了同年的立法會選舉。

他是澳門歷史上首個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菲律賓人，丹特在澳門不同社群之間良好的人際關係和他積極參與政府公共項目的經驗，都為他參選提供了有力支持。但由於政黨成立年限短，多種文化交融的理念尚未深入大眾，最終「齊聲建澳門」在選舉中共獲得905票，未能贏得議員席位。

他選擇了澳門，也是澳門選擇了他

光景不好時澳門把外地勞工紛紛趕走，而到了2009年新濠天地第一期在路氹城開幕時，博彩企業又把人招了回來——他就是其中之一。 

丹特在2009年底加入了水舞間，這是他自2001年澳門政府發出博彩準照以來的第一份也是最後一份在博企的工作，與他過往的工作經歷幾乎不相關：不在清潔部門，不是管理人員，不負責帳房和後勤。 

他在水舞間扮演一個「funner」，為舞臺上的演員提供協助，同時給遊客帶來歡聲笑語，一直在這個崗位上工作到2016年。 

到了2016年12月，葡文書局的老闆問他要不要來書店工作。這份工作不必輪更，周休二日，偶爾搬貨，他答應下來，一直做到今天。我問他會不會覺得遺憾，曾經參與過那麼多大的項目，而如今在書店收銀？

他說不會，準備過兩年退休回菲律賓老家養老。儘管他的兄弟姐妹都在他的幫助下搬來澳門，可他覺得既然在這裡有居所、有親人，以後可以隨時回澳門來探訪親友，而馬尼拉才是他最終要呆的地方。

在1988年來到澳門之前，他曾考慮過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甚至是鄰近的香港——但這些城市和國家總有些缺點：不是生活成本高就是工作太普通。 

對於當年的丹特來說，是他選擇了澳門，也是澳門選擇了他，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他不僅在工作崗位上盡心儘力，同時積極投身於社團和教會活動，説明想要前來務工的菲律賓親友找工作或是住宿。丹特如今是Quezonian Association of Macau的副理事長，在天主教會裡他亦負責在澳門菲律賓社群舉辦如五月花節這種大型節日。 

如今，菲律賓人已成為澳門除華人之外的第二大社群。作為早期來澳的移工之一，丹特的人生軌跡和他所獲得的成功在當下已難以複製，但他的存在對於其他菲律賓人依然是一個激勵：他曾是第一個成功申請政府公共住宅的菲律賓人，也是第一個參與立法會選舉的菲律賓人。想要融入當地，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公民絕非易事，但不無可能。 

通過他在澳門三十多年的工作經歷，不僅反映出一個年輕人在時代的變局下如何尋找出路，也說明了澳門在全球經濟的浪潮中如何浮浮沉沉。

原文連結：Living through Macau’s transitions as a Filipino and Macau citizen: The adventures of Dante Quej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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